百家论坛
· 55 ·
那些国殇中凋零的玫瑰凋零的玫瑰
——读姜燕鸣抗战小说《倾城》
吴平安
“民国时期老汉口”是姜燕鸣为自己锁定的文学时空，她在这块地盘开荒拓土多年，已有不少收获，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的长篇小说《倾城》，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是作者为家乡献上的又一份厚礼。
故事从汉口江边一家小旅馆开始。几位美艳如带露玫瑰的女性联袂而来。老板娘宋香菊是一个性格丰满的人物：不如意的家庭生活中的隐忍克己，是典型的东方式的贤妻良母，其经营打理客栈的机敏干练，周旋应对洪帮警局的游刃有余，不输于阳澄湖畔开茶馆的阿庆嫂，而对房客刘明泽萌动的情愫，用送宵夜的行动而非言语的表达，其丰富情感体现的女人味，却是阿庆嫂万不能及的；宋香菊的小姑子罗佳莉，原本是一个“混不知事”“懵懂单纯的女学生”，因机缘巧合，当选“汉口之花”，遂步入花花世界，又邂逅中山舰上的海军上尉魏行健而一见钟情；龚云素不谙世事，“一直活在书本里”，沉湎于镜花水月式的爱情成为她生命
的全部；徐瑷是“炙手可热的交际花”，在“汉口社交界玩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爱情是姜燕鸣小说生发的原点，是烟霞般氤氲纸页的灵气。四位女性的爱情，有的朦胧（宋香菊），有的空幻（龚云素），有的纯粹而决绝（罗佳莉），有的世俗而实际（徐瑷）……如果不是风云骤变，造化弄人，这些艳丽的玫瑰应该应节开放，各美其美。然而战争强加在平民身上，撕裂了善良百姓的生活，裹挟其中的几个女人的人生遂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宋香菊死于西迁船上日寇敌机的轰炸，罗佳莉为掩护对敌酋的刺杀活动壮烈牺牲，徐瑷阴差阳错加入军统，云素则随保育院转移到鄂西山区……
泰昌旅馆是一个绾结，如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将各人等笼盖其间，演出各自的人间喜剧，而旅馆在全书几近结尾处毁于日机轰炸，可以解读出其间蕴含的丰富的象征意义。在男男女女命运的展开过程里，老汉口的风俗风情，像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缓缓地从岁月的风尘中显影，哪怕是一条里巷，一座酒楼，一道小吃，一句方言，都尽显地域文化彩，这是作者长项，尽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所谓“汉口（武汉）文化”，是一个包容丰富的所指，以往武汉的作家，比如方方、池莉的作品，展示的往往是其世俗的、市民的一面；刘醒龙的新作《蟠虺》，展示的是高级知识分子连同省市官场生活的一面；姜燕鸣在《倾城》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是其优雅的、小资的甚至奢华的一面。这一侧重点的选择有历史的合理性：民国时期的汉口，是仅次于上海、天津的通商口岸，是租界林立，华洋杂处的所在，加之战时首都，各方精英荟萃，冠盖相属，自然别有一番气象了。如果说一座大都
市如同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城市性格的话，那么其性格一定是多侧面的，是圆形而非扁平的，这无疑
给作为后来者的姜燕鸣预留了探索与施展的崭新空间。
读至此，便以为作者走的是“日常生活叙事”一路，书写的是大时代的小历史(history)，这的确更符合我们心目中一个女作家的定位，她们通常会认为以往将一部小说的整体构思，依附于一场或大或小战役始末的叙述，这种惯常模式已经陈旧，因为宏大叙事遮蔽了许多历史细节，她们更关注战争时期寻常百姓居家过日子的情况。然而批卷读来，随着人物走出了小旅馆，这幅老汉口风情画的画面就逐渐开阔起来。牵引格局由小到大的，是由两个非主要人物连缀的，作为《申报》记者兼《新华日报》主笔的刘明泽，捕捉前沿信息点评战局时政，乃职责所系，他甚至有机会参与采访最高当局举办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而龚云素倾心的沈仲明，则是政治部主任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属下的办公室主任，更是直接参与枢机者。除了这两人“居高临下”的虚写战局的一面外，还有两人“脚踏实地”的实写的一面：属意于罗佳莉的董子琛，是民生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的经理，亲自参与了难民疏散工作，以及抗战史上有“敦刻尔克”大撤退之称的西迁宜昌的船只调配；海军上尉魏行健在炮位前英勇捐躯，则正面展示了一代名舰中山舰悲壮地沉没。小历史(history)和大历史(History)便这样对接了，连接得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同时又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通常难以避免的琐碎，这是作者叙事安排的匠心。诚然，所谓“大历史”，并非指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武汉保卫战作全景式地，史诗风格地，“正面强攻”式地书写，那或许是以书写战争题材为强项的男性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的所长，这恰好是姜燕鸣为文“善避”之处。画面的逐渐开阔与格局的由小到大，相对应的是节奏掌控的由缓而急，氛围营造的由淡而浓：敌重兵压境，“听说日军几路人马
正往汉口开呢”，这只是市民麻将桌上的闲言碎语；街头渐渐出现难民，硝烟气氛便增添了几分；待到耳边“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一时间，街上乱作一团，四下里作鸟兽散”，战争“那怪物”便“张着血盆大口呼啸而来”了；及至落地，血肉横飞，西迁转运，人人便身陷战争漩涡中，无可逃遁，而举城街头献金以至于中山舰将士的决死抵抗，便是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唯一的抉择。作为未曾亲历战争的青年作家，诸多史实，自然只能得之于史书，而小说人物侧身其中，仰仗想象力的挥洒，沉淀在文献中的僵硬的事件，便化作绵密的、细致的生活流，携带了个人际遇的升沉兴衰和情感的喜怒哀乐，有了这些，冰冷的史料便有了温度，凝固的事件便有了现场感，有了鲜活的生命。崔道怡先生夸赞其“在艺术构思和表达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