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牡丹亭》主题之比较
作者：刘洪祥
来源：《文学教育》 2015年第5期
    刘洪祥
    内容摘要：《西厢记》与《牡丹亭》虽然都是以才子佳人模式构筑的爱情剧，但两剧中所诠释的“情”的具体内涵却大相径庭。由《西厢记》之现实爱情的追求到《牡丹亭》之梦中人性的复活的转变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思潮的嬗变。以两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不同理解，阐明两剧在“情”这一主题内涵上的差异，以及《西厢记》之喜剧性与《牡丹亭》之悲剧性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西厢记》 《牡丹亭》 爱情 人性 文化内涵
    作为以才子佳人模式构筑的爱情剧，《西厢记》与《牡丹亭》为我们建构了现实与梦幻的两个爱情王国。《西厢记》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呼唤在礼教森严的现实生活中演绎了一出世俗爱情喜剧；而《牡丹亭》则以“因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浪漫笔法于满园春中虚构了一个终将破灭却又撼人心魄的爱情寓言。作为抒写爱情的经典之作，从表层故事结构来看，两剧有诸多相似：都是“私定
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洞房花烛大团圆”的才子佳人模式，都是以爱情自由来对抗封建礼教。于是乎有孟称舜在《柳枝集·倩女离魂》楔子眉批曰：“《西厢记》与《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的说法。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然而，从对抗具体的封建制度到对抗抽象的封建意识，《牡丹亭》并没有构成对《西厢记》爱情模式的彻底突破。”[1]进而，我们似乎也无法真正理解为何在明中叶会出现如沈德符所言“《牡丹》一出，几令《西厢》减价”的现象了。那么，两剧的差异究竟何在呢？透过表层相似的故事结构进一步深掘两剧以“情”为主题的深层内蕴可以发现，两剧虽同写爱情，但《西厢记》之“情”与《牡丹亭》之“情”的内涵却有很大不同，真正理解两者的不同内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两剧各自的时代文化意义。
    一.爱恋与自恋：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情感世界
    崔莺莺、杜丽娘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大胆追求自我爱情与幸福的闪光女性形象。崔莺莺之痴情，杜丽娘之以情为命使得两人的感情世界有一个共同点：自我全身心的投入。但具体到对“爱情”的理解，两人却有很大不同。崔莺莺之情乃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爱慕之情。古印度《桃花簇》诗：“爱情之源有三：心之欲使人产生信任；智之欲使人产生敬意；体之欲使人产生性欲。三欲之和，乃理想之爱也。”而崔莺莺所为之付出一切的爱情正是上述“三欲之和”的“理想之爱”。当然，无可否认，崔、张爱情确实是以一见钟情开始，也就是说在两人相识之初是一种“体之欲”。张生惊叹莺莺之体貌是“正撞着五百年前的风流业冤”，顿时“风魔了张解元”“引了人意马心猿”。而一向矜持的莺莺却在庄严肃穆的道场上，向红娘赞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张生“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正是以一种双方的体貌相互吸引开始，之后，在两人的爱情发展过程中，“心之欲”“智之欲”逐渐与“体之欲”融合起来了。“传简”中莺莺的“以诗传情”，张生的“解诗会情”；“长亭送别”时赠诗互表衷肠等都表明了崔、张之爱在最初是发端于“体之欲”的。一见钟情之后，他们的爱情逐渐发展为“心”“智”“体”三位一体的“理想之爱”了。所以，崔莺莺所追求和享有的爱情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情爱，她的痴情实质上就是少女对情爱的执着追求。而“因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至情人杜丽娘追求爱情的行为则实质上是一种自恋行为，是自我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游园惊梦”是杜丽娘追求爱情之始。她的情是由花园中流光春所诱发，而非如莺莺那般是由张生之风流体态所触发。“（吾）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第10出）这满园的春光流年触发的正是一种青春与美被埋没的不甘与苦恼。故，在青春生命与自然韶光的同构对比中，杜丽娘产生了不胜惆怅落寞的命运错位感和青春错时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这样一种生命与青春在时空上的严重错位触发了杜丽娘以梦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方式追求自我的生命存在，而梦中的书生柳梦梅则不过是杜丽娘自恋情结的一种理想自我的外射，“他只是一个青年书生的文化共鸣，一个青春生命的有形存在，是女主人公心造的情感的符号和体验的对象化”[2]因此，与崔莺莺所追求的“心欲”“智欲”“体欲”三位一体的现实爱情不同，杜丽娘所追求的爱情实质上是自我意识觉醒后人性生命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