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讲：《提纲》第一条——第三条解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认为费尔巴哈是他们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环节”。但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可是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彻底的费尔巴哈信徒。他们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立即用批判的武器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正如他们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摄取了它的“合理内核”一样，他们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摄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并且，也正如他们摈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外壳”一样，他们也摈弃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宗教的伦理杂质。
对象，从而不能真正理解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而唯心主义虽然知道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本体”，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它们把主体能动性只理解为抽象的理性或绝对理念，把整个人类世界和人自身看作是精神的展现。唯物主义也罢，唯心主义也罢，它们的共同毛病是着眼于理论的抽象去理解人的存在和社会的本体，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从前一切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深入到生活实践的层面，没有追随到理论活动背后的人的实践活动那里，被理论遮住了视线，从而看不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人的原初活动——“对象性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确立起“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世界观、生存论及本体论地位，指出理解“对象、感性、现实”要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要从实践出发，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从实践出发。从而确立起“改变世界”的新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人的存在及其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的可能根据都在实践本体中。
费尔巴哈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热衷于追溯一个先于人、外在于人而存在的物质世界，把整个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则被看作不依赖于人的活动的客体，运动、变化、发展是物质自身具有的属性。而唯心主义则把外部世界的存在视作思维本身，黑格尔认为存在就是单纯的
直接性，而直接性就是思维，所以外部世界就是思维自身之内的观念客体。费尔巴哈不满于上述对客体的理解，提出用感性来规定客观事物，以人的感性来对抗黑格尔的思维直接性，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费尔巴哈知道对自然界的理解不能离开人，不能离开人的感性直观，他把脱离人的感性直观的自然界视为抽象的东西，这比起他以前的自然观把自然与人的感性分离开来的做法，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费尔巴哈只是在与感觉相对应的意义上理解感性客体，也就是把感性客体看作是直观的对象。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这两个局限导致他把对象看作预成的、先在的，而不是把对象看作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作用下生成和发展的。他没有弄清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就是客观的对象性的活动。马克思曾多次提到“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等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实现了从抽象认识论到历史认识论的转换,这种历史认识论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哲学认识论。在《提纲》写作之前,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再次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在这次研究中,马克思着眼于改造现实生活进程的工业的社会历史意义,
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这个工业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至于这个工业在哲学上的抽象,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个过程也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具体表象到理论抽象的思考过程。正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性,而以主体性进入到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过程中,通过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工业实践活动及其实践结构已经成为我们周围世界客体结构的重要构件,自然物质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全面支配的客体。因此,过去的那种自然对象性消解了,费尔巴哈正是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才犯了直观主义的错误。在《形态》中马克思直接指明了这一点:“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所以,第一条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感性活动上,而是建基于工业生产的实践上。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从工业生产出发,我们不再像在自然经济中那样简单地直观自然对象,而是能动地面对工业实践和市场交换关系的产物。物相第一次直接成为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自然经济社会中那种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区分,第一次通过工业实践消除了。正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传统认识论所讲的主体与客体才能联结起来,人的理论态度正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如果将社会历史实践这一现实基础剥离掉,那么
就变成了人与世界的纯粹的理论关系,这时才可能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只有产生了这一分离,才会出现康德所说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所以,在《提纲》第2条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同上书,第58—59页)理论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首要的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与认识,这是马克思超越传统认识论的现实基础,也是当代认识论的根本立场。认识论的这一转变,后来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就表现为生活世界解释学的建构。
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把现实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并认为，仅仅诉诸感性并不能使自然界现实化，只有人的感性活动视野中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这就以“感性活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论。
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把与客观事物相对的感性活动看作实践活动，把作为感觉的对象和源泉的感性客体看作实践的对象、实践的前提和实践的结果。对客观事物不仅仅从其自在状态去理解，而是从它们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实践活动引起的变化和发展）去理解，从而看
到客观事物的历史性，看到主体对它们的能动作用，看到客观事物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此，感性的客体仅仅从单纯的感觉是不能得到说明的，只有通过实践来界定，物质概念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加以准确界定。
费尔巴哈曾经特别谈到过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过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似乎单凭直观，人类就能洞察自然界的种种奥秘，掌握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但是他忘记了，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他不知道，自然科学是在人类世世代代的劳动中形成和发展的，观念的东西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形成和完善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只是“抽象的人”，由于费尔巴哈设定的人是“一般人”，是“感性对象”，而不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这样的理解就妨害了他对人与自然界和谐关系的认识。因为他把人对自然的认识只看作“场外观”，如同动物般的直观，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独立的两极，人对外部自然界只有顺从，只有依赖，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干预。由于他没有从内在的、本体的实践出发，他理解的人与自然界仍然是外在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认为，现实的人不但具有无比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有着无比丰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的感性并不是如费尔巴哈所说的只是一种“直接的感性”，他不懂得从社会关系之中来考察人，人的感性不能脱离与“他者”的关系，而且只有借助他人的中介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另一方面，人类同自然界是一刻不可分离的关系，首先，人类的诞生离不开自然界的合适条件，其次，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养料，自然界就是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人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的。当然，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要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去向自然界索取，这是一个改造自然的活动，更是一个创造自然的活动。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是不够的，只有从丰富的社会关系出发，即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把人理解为“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才能理解和把握现实的人。
由于费尔巴哈只懂得感性直观，他所了解的人只是感性的主体，他所了解的物只是感性的客体。费尔巴哈所倡导的感性只是感觉直观，他还不懂得科学的实践观，没有把人的感性
理解为实践活动，不懂得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把握物质。在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中存在着一个“历史学空场”，因为他不懂得人是在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中认识世界的。既然自然界是在人的活动中不断地改变着面貌，自从有了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就再也不是自在自为和盲目的了，而是同人的活动纠缠在一起合目的地变化着的；既然人的活动是历史性的活动，是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世界历史中进行的；那么自然界就不是静止的、现成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和人类历史同步的发展史。而费尔巴哈无视人对自然关系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方面，把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往旧历史观（当然包括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时尖锐地指出，“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在物质观方面，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全面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客体”和“感性对象”。以“感性活动本体论”超越了抽象的“人学本体论”，现实的自然界、现实的人和世界历史都是在感性活动中生成的，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根本无力承担此任。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是以感性直观为根本特征的，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以感性活动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变革了对对象的理解方式，把作为意识对象的感性事物理解为实践活动，变革了对主体的理解方式，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在世界历史中看待人的感性活动。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主体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对象化活动和现实的活动，就使得马克思超越了直观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崭新形态，即实践唯物主义。
通过《提纲》第二条马克思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说明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二是从实践本体论的层次上理解真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其根据何在？真理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在理论范围内兜圈子，这些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对于“思维的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个近代哲学伤透脑筋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它的本体论根源在于实践，理论是实际生活的观念化，意识的东西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意识、思维本身的客观性问题，只能到实践中求得解决，理论的根子在实践。
对于真理问题，我们同样不能停留在旧哲学的观点上。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符合论”真理观主宰着整个旧哲学，人们一直以为真理就是主观认识与客体相符，如果这样认为，问题马
上就来了，这种真理观预设了客体世界是现成的、不变不动的、恒定如一的，只有这样的现成存在物才能充当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是这样理解客体世界的吗？看看马克思对客体的理解，人在时间中领会着世界而存在，人生在世就展开一个世界。人凭实践活动生存着，世界不是什么现成物，人类世界是在人的活动中绽放出来的。所以说，人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生存活动开辟出来的，而不是早有一个现成世界，等着人去居住、去生存，“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人的生存活动整理出来的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显然与我们的生命体验、人生经历不可分割。当一个人逝去，他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世界是因人的生存而绽放出来的，只要人存在着，人的生存必然展开一个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必定是生成的世界。既不存在一个孤立封闭的、无世界的人；也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现成的、非生存性的世界。既然这样一个抽象的客体世界已经不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内，那么与之相符的真理纯属子虚乌有。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亿万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什么真理。马克思理解的真理就是把实践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伦理原则付诸实践，就是把人类的理想追求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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