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的常怎么写徐志摩诗歌赏析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1916年赴津京求学，曾师从梁启超。1918年赴美留学，1919年9月毕业于克拉克大学历史系，1920年9月获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然而，他放弃了进而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怀着对罗素的崇拜之情，转投英国剑桥。当时他并不知道，由于罗素在战争时期的反战主张早已被剑桥大学除名，所以，当徐志摩好不容易进入剑桥后，突然失去了目标，将所有的才情都转移到了爱情和文学上。同时，剑桥在徐志摩的心中也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永远的梦想。将“剑桥”（Cambirdge）称为“康桥”不仅仅是徐志摩在翻译上的独创，而成为了徐志摩诗情的标识。
  徐志摩的诗歌主要收在《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翡冷翠”，意大利的文化名城，现通译“佛罗伦萨”）、《猛虎集》（1931）和他去世后编辑出版的《云游》（1932）四部诗集中。从徐志摩诗歌写作的时间顺序看，总体上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随着理想的越来越渺茫，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焦急和消沉。在《志摩的诗》中，诗人的情绪是快乐的，因为他正满怀希望。即使他已经知道，这一理想几乎没有实现的希望，他也要“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加鞭”（《为要寻一个明星》）。正是怀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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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理想，他在《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谁知道》、《太平景象》等诗中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表示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在《残诗》中，借清朝的末代皇帝被逐后故宫的荒凉景象，感叹了当时国家的破败。到《翡冷翠的一夜》，他的热情几乎完全消退了，剩下的一方面是焦急，一方面则是失望。他曾说：《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徐志摩：《〈猛虎集〉序》）。《再不见雷峰》借杭州西湖旁雷峰塔的倒掉，发泄了自己对现实的愤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大帅》、《“人变兽”》等现实题材的创作，也比《太平景象》中的感情更激烈。但在诗人心中，还保留着那位“学一个海鸥没海波”的“女郎”（《海韵》）。再到《猛虎集》，诗人几乎完全绝望了。不但感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而且爱情诗也堕落到了“得！我再亲你一口：热热的！”（《活该》）这样庸俗的地步。而由于他曾写下“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得苦！”（《秋虫》）以及“青年的血，尤其是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他们借着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西窗》）这样的诗句，更成为了左翼作家批判的对象。
  徐志摩诗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理想的追求，二是对现实的不满，三是对爱情的歌唱。徐志摩曾说：“我的友人多叫我‘理想者’，因为我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总是与现实的事
理即使不相冲突也难符合的”（徐志摩：《天下本无事》，《晨报副刊》，1923年6月10日）。徐志摩的理想，就是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英国工党式”的政治模式。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特有的时代气息和乐观精神，可以看到诗人希望祖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走向进步繁荣的强烈愿望。徐志摩的一生，就像他在《婴儿》一诗中所说的那样，一直在“盼望着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因此，对理想的追求，既是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诗魂。对现实不满，是因为理想得不到实现，而对爱情的歌唱，又多半是借“情诗”表达的政治理想。因此，徐志摩素有“诗哲”之称。茅盾曾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开代’的诗人”（茅盾：《徐志摩论》，《现代》2卷4期，1932年12月）。《雪花的快乐》（写于1924年12月30日，最初发表于《现代评论》1925年1月17日出版的1卷6期，后收入《志摩的诗》）是徐志摩早期的一首有名的爱情诗，也是一曲飘在半空中的理想之歌：“假若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朵潇洒的雪花，不去冷寂的幽谷，不去凄清的山麓，也不去荒街，而认清了她要去的花园。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的爱情诗虽然与他的爱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也十分明显地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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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教学计划够把它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茅盾：《徐志摩论》，《现代》2卷4期，1932年12月）。雪花的潇洒，正表现了诗人的从容和自信。
qq飞车紫钻等级徐志摩诗歌在形式上变化多样，既写散文诗，也写自由体诗，当然也写富有建筑美特点的新格律诗。但徐志摩的新格律诗很少有整齐划一的形式，在诗行的排列上，更注重在错落有致的变化中保持整体的谐调，更具现代风格。《为要寻一个明星》是徐志摩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