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写戏，特别讲究作品的独特性，所谓一戏一格，绝无雷同，这从根本上反映出了作家丰厚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对人生百态的所思所想所痛所感。任何一个事件的起源和发生，每一个带有性格彩的人，都有可能在曹禺的心中沉淀、梳理、吸收，经过对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思考，而酝酿一场心灵的风暴，于是便有了他笔下的 《雷雨》 《日出》 《原野》 和 《北京人》。
于1941年在重庆抗建堂公演的 《北京人》，被公认为是曹禺全部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戏，虽然从剧情的冲突和矛盾的设置上，远不及在它之前的 《雷雨》 和 《日出》，有那么多精彩绝妙的人物和故事，更没有 《原野》 中那种最原始的复仇、大悲大离的恨与爱，《北京人》 倒是更如俄国契诃夫的戏剧，剧中一无所事事的人在等待，在老去，在沉闷忧郁的环境中，全剧氤氲流淌着淡淡的哀愁，容易使人想到无奈，想到死亡，更想到了对于前途和人类光明的憧憬。
旧时，戏剧圈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说法：演万先生的 《雷雨》 是挣钱的戏，一个剧团揭不开锅，没饭吃了，那就排 《雷雨》，一准儿有票房；而 《北京人》 太温，是关门戏，不上座，演出准赔。此说法不无道理，就连曹禺本人也坦言道：演 《雷雨》 可以轰动，演 《日出》 可以成功，而演 《北京人》 就很难成功。
事实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鲜见剧团演出《北京人》，而在舞台上所看到的往往是前面所提及到的三部曲。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还是和 《北京人》 的整体写作风格有最直接的关系，须承认，这部戏在写作上并没有观众所期望的所谓“悬念、高潮、矛盾冲突”。曹禺当年在创作 《北京人》 时，正迷恋着契诃夫，他感觉到，戏剧的冲突未必都是那种正面的交锋，而契诃夫的几部戏如 《海鸥》 《三姊妹》 《樱桃园》，并没有人物间激烈的冲突，而是表现着人在精神上的苦闷和对前途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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