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10期41
文学研究
梁亚楠
互文性理论首先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用互文性来描述文本间涉的问题，既显示出写作活动内部多元文化及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也呈示出写作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
一、展开主要情节
全书中，以《长恨歌》作为基本构思展开情节最为明显的当属首卷《桐壶》，整卷以唐玄宗、杨贵妃关系作参照来描写桐壶帝和桐壶更衣的关系。长恨歌 白居易
作品将《长恨歌》中玄宗对杨贵妃的盛宠作为隐含的背景板，极力描写桐壶帝对更衣的殊宠。比如开篇便写桐壶帝对更衣的宠爱，“后宫嫔妃甚多，其中有一更衣，出身并不十分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取自《长恨歌》中“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直言更衣受宠之盛。同时，借旁人之口诉说李
杨悲剧，从侧面极力渲染二人的情感，使《长恨歌》的气氛更加浓厚地渗透到物语中来，以便更加形象地表现人物和事件，如世人议论“这等专宠，真正叫人吃惊！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
桐壶帝面对奄奄一息的更衣时“茫然无措，一面啼哭，一面历叙前情，重申盟誓”，《长恨歌》中李杨二人的盟誓浪漫感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桐壶帝与更衣在往日也盟誓生死相依。更衣逝世后，桐壶帝“晨夕披览的，是《长恨歌》画册。”他看见更衣生前使用的头饰时，“吟诗道：‘愿君化作鸿都客，探得香魂住处来’”。白居易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写临邛道人觅得仙境，到了杨贵妃，浓墨重彩地写出玄宗对贵妃的思念；桐壶帝也思念他的爱人更衣，但他更觉得绝望，“作此空想，也是枉然”。
总之，紫式部采取直接摘引、化用等手法，将《长恨歌》中李杨的悲剧爱情渗透到《桐壶》卷中，以玄宗对贵妃生前的宠爱、死后的哀悼以及派遣方士觅魂等为蓝本，更加深刻地展现了主要事件和情节。
二、渲染感伤情调
“在《源氏物语》中无论写到桐壶帝丧失更衣，还是源氏丧失最宠爱的紫姬，他们感伤得不堪孤眠时，紫式部都直接将《长恨歌》描写唐明皇丧失杨贵妃时的感伤情感移入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心灵世界。 ”[2]在源氏的爱情世界中，这种感伤情感因葵姬逝世开始变得浓郁，伴随着紫姬逝世达到顶点。
葵姬病逝后，源氏在守丧期间摘录《长恨歌》中的诗句，并注上了自己吟咏的和歌：“‘旧枕故衾谁与共？’......‘爱此合欢榻，依依不忍离。芳魂泉壤下，忆此更伤悲。’”此处引用的是《长恨歌》中“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该句情景交融，描写玄宗返回长安后，在宫中思念故人、孤枕难眠的情景，以外在环境的凄冷来渲染主人公内心的凄冷孤苦，渗透着浓郁的感伤情调。由景及情，由情及人，景、情、人合三为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玄宗哀悼贵妃比源氏哀悼葵姬，刻画其悲痛心情，与和歌相映衬，共同营造感伤情调。
纵览源氏的爱情世界，他对葵姬的悲伤追怀为后文紫姬逝世的高潮发挥了铺衬作用。源氏失去最宠爱的紫姬后，朝思暮想，
悲伤难抑，《魔法使》中写他在一个夏夜“看见无数流萤到处乱飞，便想起古诗中‘夕殿萤飞思悄然’之句。”这里引用的了《长恨歌》中的“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以夕殿萤飞、挑尽孤灯的景烘托人物的心理活动，成为了人物主观世界的外化，情景交融的写法既增添了画面感，也使情感的表达更加深邃，将感伤情调渲染得更为浓烈。源氏所作和歌“梦也何曾见，游魂忒渺茫。翔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中，“游魂”“觅行方”化用了《长恨歌》中“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的诗意，渴望天上大雁能如为玄宗寻觅杨贵妃的道士，为自己寻觅紫姬的行踪，深刻地描绘了源氏对亡人的怀念，加深了感伤哀婉的情调。
在紫式部的笔下，源氏可代入到玄宗的角，而葵姬、紫姬则是作为已逝的杨贵妃，《长恨歌》中李杨爱情的凄婉悲情的气氛对《源氏物语》中源氏哀悼亡人的情感表达影响极大。
三、书写讽喻主题
《源氏物语》以平安时代为背景，在叙写三代人的爱情生活时，将宫廷中众人的荒淫生活及贵族统治阶级的权势之争一并展现了出来，“广泛地反映了贵族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透视了它们的灵魂，展示出了贵族世界的衰落景象”[3]。紫式部清楚地知道李杨爱情带来的倾国灾难，在《夕颜》中写道“长生殿的故事是不祥的，所以不引用‘比翼鸟’的典故。”《赛画》中写道“惟描写《长恨歌》与王昭君的画，虽然富有趣味，意义未免不祥，故此次决定不予选用”。
《源氏物语》与《长恨歌》在揭示统治者耽于女而废弛朝纲上的相似显而易见，但相对于《长恨歌》中暗含的讽喻，《源氏物语》还多次借用旁人之口直接生发议论。在源氏的爱情世界中，这种讽喻主题体现得更为确切，并且讽喻面也更为广泛，在客观上展示了摄关时代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悲惨命运讽刺了当时的政治和时事，揭示腐败贵族走向没落的命运，也让今人哀叹当时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
因此，在作品主题方面，二者都在爱情叙事中融入了对世态的讽刺及对统治阶级的讽喻，体现了紫式部与白居易创作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就互文性研究而言，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接受与反叛是同时存在的，《源氏物语》在其物哀特、三代人爱情世界的巧妙构思和转换等方面都体现了对所接受文化的“反叛”，这也非常值得思考的。
参考文献：
[1]茱莉娅·克里斯蒂娃，祝克懿，宋姝锦.词语、对话和小
说[J].当代修辞学,2012(4).
[2]叶渭渠，唐月梅.中国文学与《源氏物语》——以白氏及其《长恨歌》的影响为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1997(3).
[3]李志明.应识物语染长恨 也缘讥讽亦缘情——管窥《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与《长恨歌》之关系[J].江汉大学学报,1992(4).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省湘潭市411100
摘 要：从互文性角度看，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创作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中以白居易《长恨歌》最具代表性。本文着眼于《长恨歌》中的爱情叙事对《源氏物语》的影响，从情节展开、气氛渲染、作品主题三个维度对二者进行互文性研究。
关键词：《源氏物语》；《长恨歌》；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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