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旨评析
甚恶必甚美
第一次读《长恨歌》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全诗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同时写的。
这首诗开篇便言“汉皇重思倾国”，不仅给唐明皇贴上了昏君的标签，更是为全诗奠定了基调。到诗的中段则有“从此君王不早朝”，似乎已经蓄足了力，很快就要进行批判。可这时的笔锋一转，便从那“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开始，用一种神话彩的笔调写起二人在仙山的重逢。
正是这一段描写，让整首诗陡起争端。从此就有了爱情主旨和讽喻主旨这两种说法。对于那些支持讽喻主旨的人来说，证据似乎有很多。首先，自然要谈到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这首诗创作于公元806年，那年白居易“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尉”。正是刚刚进入官场的时期，这段时间被后人认为是“兼济天下”时期，一个心怀天下、又初入官场的人，落笔去写李杨二人的故事，似乎只有说成是讽喻诗才更加令人信服。
长恨歌 白居易其次，白居易同期的作品也可以作为参考。《长恨歌》的创作和《策林》大致同期。《策林》是白居易为准备殿试而写的时政论文，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也呼应了他的文学创作。《策林》写的是什么呢？大致是从各个角度告诫君王如何治理国家，其中自然就包括不可“重误国”这一项。同期，白居易还创作了《李夫人》，在序中直言“鉴嬖惑也”，又在诗中写到“尤物惑人忘不得”。这样的佐证还有很多，如：“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迷人犹若是，真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也。”
从这上述佐证，再结合诗的开篇“汉皇重思倾国”，《长恨歌》的讽喻主题看上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是对于白居易在诗中为何用大量笔墨写二人仙山重逢，却始终没有很好的解释。我一直坚信这篇作品有爱情诗的成分在其中，只是苦无证据，直到我偶然间读到《与元九书》中一处值得玩味的细节，方敢提出自己的一点猜测。
白居易在这部作品中写道：“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我从这句话中读出了这样两个意思：一、白居易并没有把《长恨歌》归于讽喻诗一类。二、白居易似乎对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并不甚满意。
以上两点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白居易可能认为自己写这首诗的时候“偏题”了。我做出这样的推测当然有我的依据，因为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李夫人》一诗中，之前提到过始终有“尤物惑人忘不得”一句，但紧接其后的则是“人非石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前一句似乎还在批评君王重祸国，后一句却说每个人包括君王都有情，似乎有为君王开脱之意。这种矛盾的思想，在《长恨歌》中同样有所体现——前半诗中，批判的是作为君王的唐明皇，他过于看重同杨贵妃的私情，才导致了唐朝的由盛转衰；但到了后半诗，唐明皇退位，仍对杨贵妃痴心不改，上天入地也要其灵魂，这种深情是值得肯定的，于是让不忍进行批判。
以唐明皇退位为界限，整个作品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唐明皇，重误国的唐明皇和一往情
深的唐明皇。按照诗歌本身的走势，我猜想应该是玄宗似乎在马嵬驿兵变和安史动乱之前就已经有厌烦每天处理朝政的情绪，并且有要传位给太子李亨的念头。《资治通鉴》就提到了玄宗想要禅位之事，因而从表面上看，玄宗早已有了禅位之心，马嵬驿兵变则让他如愿以偿。然而，只要再仔细探究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唐玄宗并非碌碌无能之辈，开元盛世中国也就只有这一个封建时代的最辉煌，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将皇位拱手相让呢？白居易在创作时的矛盾心态，大体上应该和我的推测类似，只是我们都无法说清楚史实。帝王尚且如此，更何况如蝼蚁的臣子？
从以上这些，我们大概可以对白居易的思想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自古以来，人们谈到白居易的人生，都将它分为前半生的兼济时期和后半生的独善时期，其分界线就在于被贬江州的815年。这种说法有其依据，但未免太过刻板，把兼济和独善的思想看得太过于对立了。创作《长恨歌》时的白居易，自然是踌躇满志，那时他正准备大刀阔斧地开展新乐府运动，又有挽唐室于将衰，救百姓于水火的政治理想，他想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道德人格，所以他开篇就摆出批判唐明皇“君在位却不谋其职”的昏庸。但与此同时，独善的思想也暗中在他心里扎了根，这使得他在关注唐明皇的政治作为和政治身份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他的内心，当他把唐明皇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也有痛苦的“人”
来看待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对于爱情的忠贞，这使得他中途不得不放下批判的笔，忍不住为他们塑造了一个近乎神话的结局。
白居易的兼济和独善思想几乎是同时形成的，只不过早年由于所处的位置和他踌躇满志要挽救唐朝的政治理想，决定了兼济之志占了上风。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由于政治失意，独善思想才渐渐显露，和兼济思想达成了一个平衡，而被贬江州只是充当了这一平衡的助推器。白氏自己大约是不愿意看清楚这一点的，在他心里，自己早期心怀天下，自然要讽喻，可在《长恨歌》中却不适时宜地出现了独善思想的雏形，甚至在最后对唐明皇和杨贵妃达成了谅解，这很明显违背了当时写作的初衷，所以才被贬为“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但对于读者来说，它的魅力恰恰就在与这种多重的主旨，这种“甚恶必甚美”的创作态度。
唐明皇作为一个君王，注定是他和杨玉环的感情最终成为“害人”的“甚恶”，在写这一段的时候，的身份是一个谏官，毫不留情地指出唐明皇的昏庸。若是整部作品，只有这前半部分，那终还是难免让人觉得有些缺憾。
白居易终究是白居易，在后半部分，一个文人形象的白居易跳出来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抛
开二人的身份，从一个个体的人的角度来看，他又不得不承认他先前批判的东西也包含着忠贞的爱情这样“甚美”的部分，又因为二人的身份，这份爱并没有善终，这反倒让产生了一种对于情感上的“弱者”的同情，增添了一种美学上的悲剧彩，和前半文的政治主题达成了很好的互补。不因甚恶而抹杀甚美，也不因甚美而遮掩甚恶，这种中庸的思想正是中国从古至今极为盛行的审美理念，朱光潜说：“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严肃而不知豁达。”而《长恨歌》真可以说是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了，这也是《长恨歌》得以为世之所重的一大原因。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文学是人学”，此后朱光潜将之发扬光大为美学评价标准，前些年木心也如此说，换到《长恨歌》，同理并存：
甚恶必甚美！
文 / 2017届(6)班 林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