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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恨歌》和《源氏物语》中的哀感文化
文/栗瑞彤 闫续瑞
摘要：《长恨歌》和《源氏物语》最深的羁绊就是爱情和爱而不得的感伤，笔者就两部作品中的哀感文化进行分析，并发现其中联系。从整体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在借鉴白氏《长恨歌》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化改造。两部作品中的“哀”不仅仅表示哀伤，“哀”的主体也不局限于人，表达的“哀”中往往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当然由于民族审美传统的不同，哀感文化之间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长恨歌；源氏物语；白居易；紫式部；哀感文化
《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日本平安时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平安朝的影响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其中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又首推白居易，以《源氏物语》为例，根据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研究，“《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文学185处，其中白
诗达106处，《长恨歌》为18次，《长恨歌传》6次”[1]
。
近年来，《长恨歌》中“长恨”的主题与《源氏物语》中的哀与美的异曲同工之妙，引发部分学者关注。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将对《源氏物语》的研究称之为“源学”，其中关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及《长恨歌》的研究亦是由来已久。1934年，远藤实夫的《<；长恨歌>研究》就白氏《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解读。2001年，中西进出版《源氏物语与白乐天》，对书中引用过的白氏诗文做了详尽考证。国内方面，20世纪30年代，谢六逸先生将《源氏物介绍到中国，1957年《译文》发表了钱稻孙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第一章。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建立在两个中译本基础上，即林文月女士和丰子恺先生的译本，两位先生在翻译过程中都对白居易诗歌在《源氏物语》中的分布情况做了大量考证，这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陶力《贵族阶级的精神没落史》(1994)，叶渭渠、唐月梅《中国文学与<；源氏物语>》(1997)，姚继中的《<；源氏物语>悲剧意识论—兼论<；桐壶>卷的悲剧意识导向》(2001)等。
总体来看，日本对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研究开始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深入，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国内学界由于语言的限制，直到全译本的出现，大范围的研究才得以展开，目前有不少学者进行《长恨歌》与《源氏物语》的比较研究，两部作品中贯穿的“哀感”情绪开始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出现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但是其中不乏浅层且重复的研究，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数量不足，可以说，国内相关方面研究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一、《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扎根于日本文化的土壤，又汲取中国文化和思想。著名学者叶渭渠在《日本小说史》中指出：“《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一方面接受了中国的佛教文化思想的渗透，并以日本本土神道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吸收、消化与融合，借用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文精神，并把它们结合在故事情节之中，还有继承日本汉文学的遗产；另一方
面以日本文化、文学的传统为根基吸收消化”[2]
。从这个
角度讲，《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尤以白居易的《长恨歌》最具代表性。
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其明白晓畅的语言、真挚充沛的感情和唯美典雅的诗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借助唐王朝文化传播漂洋过海，作家紫式部就有着深厚的汉文化根基，阅读《源氏物语》，熟悉的“唐风”、“唐物”、“唐文化”纷至沓来，书中多处引用唐诗、中国典故，贵族皆以使用中国的纸张、
布料、笔、琴为风尚，还有字里行间渗透的中国情调。笔者统计仅《长恨歌》一例，在《源氏物语》中被引用了20次，现将丰译本《源氏物语》 中引用的语句汇总成表格。
通过表1，不难发现，《源氏物语》中多处化用《长恨歌》，既有直接引用，也有借用，更多的是以神似的方式进行本土改造。英国东方文化学者劳伦斯•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日本的艺术史是这样的一部艺术史，它从中国取得了最初的灵感，逐步发展
成自己的性格，并且接受了新的题材”[3]
长恨歌 白居易。比如紫式部的
《源氏物语》，其中多处借鉴《长恨歌》的地方都进行了日本化的改造。
二、哀感文化的具体表现
《源氏物语》是平安朝借鉴中国文化的典范，是在吸收《长恨歌》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化改造，笔者通过分析发现《源氏物语》与《长恨歌》之间，无论从文学思想、作品主题、故事结构还是作者态度，最割舍不断的羁绊就是爱情以及爱不得的哀伤。
(一)《长恨歌》中的风情与感伤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年)被贬江州司马，大约用了3个月时间，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诗集十五卷》，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