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2014年10月16日05:51  解放日报  我有话说(64人参与)
从早年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王安忆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其代表作《长恨歌》更被奉为海派文学经典。
  出生在南京，一岁随母亲定居上海，16岁插队落户远走他乡，8年后回归这座城市，王安忆成为海派文化代言人。上海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1995年，她发表代表作《长恨歌》。此后十多年间被电影、电视剧、话剧轮番演绎。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来自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王安忆说，小时候就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对淮海路有着特殊感情与理解，“真正的流行、时尚都在这条路上，一个女孩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如果对时尚、潮流、物质没有抵抗力，就会很痛苦。我的抵抗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不过，王安忆认为，《长恨歌》不是她最好的作品，“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我是有些遗憾的……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物质太多，人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她甚至希望“用
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这或许就是她之后又写了 《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的原因。
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意识.
从某种意义说,青春叙事的终结是当代历史本身巨变的结果,时间改变了革命时代的新鲜调,把青春的留影变成了黯淡陈旧的老照片。
《长恨歌》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位新女性的旧生活”,她彻底地背离了被我们以往的历史叙事所构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潮流”,躲过了中国现代主流社会历史的风云;”,王琦瑶重复的是“世俗的悲剧”,她重复了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一个关于女人命运的古老的寓言。这样的命运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难以预知的巨变所导致的,是“革命”毁了王琦瑶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她自己个人选择的结果,是她固执地按照一个小市民的价值立场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人性天然是向下的,王琦瑶当然地选择了一种懒惰和安逸的生活。她先是像所有充满了虚荣与享乐观念的都市少女一样,向往着出名、向往着被宠爱、被关注的生活,甚至在真心爱她但又身份低微的程先生、同只是打算包养她做“外室”然而却地位很显赫的李主任之间,她还未加什么思量权衡,就很自然地倒向了后者的怀抱,这正是“上海人的选择”,也是这个市民社会最寻
常、最正常的选择。王琦瑶选择的却是“求稳”的古老的逻辑。
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恰恰改变了王琦瑶既定的人生轨迹,给她带来了沦落底层的厄运。当然,如果没有政治的重大变故,王琦瑶最终也可能会落得一个“红颜薄命”的悲剧结局,但那样的悲剧是古老而永恒意义上的悲剧,它重复的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自然的法则。而现在,她的李先生因为面临巨大的政治变故而在匆匆忙忙的奔波中殒命于一场空难,她也就匆匆地结束自己少女时代和“爱丽丝公寓”的外室生涯,成为了革命时代局促窘迫的避难者。当上海结束了它的末世繁华的时候,王琦瑶也就注定了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美人。像一个走错了房间或坐错了车的过客,她的一生注定要在“错过”的尴尬中度过。在乡下,她遇见了书生“阿二”,经历了一场短暂的更像恋爱的恋爱,然而王琦瑶已经不是少女时代“上海三小”的王琦瑶,她已经历得太多,而涉世未深的阿二注定不会真正了解她,他们像是在风雨的间歇里共处屋檐下的路人,很快便匆匆告别。之后,这个曾经惊诧了一个时代的美女就注定只有“蛰居”于地下了。然而这就是上海,这就是市民民间的、海一样的上海,它仍然能够容纳下她,靠着给人打针的微薄收入,她居然还能够隐姓埋名地生存下来,并经营出了她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地下沙龙。在这个年代,她又经历了和程先生的重逢、和康明逊还有混血儿萨沙之间不无荒唐的“爱情”,并生下了一个没有名义上的父亲的女儿。虽然注定了是一场尴尬的人生戏剧,但王琦瑶还是依靠
低调的“平淡”而活了下来,其间除了生活的杂碎,并无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而程先生和蒋丽莉却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和相似的悲剧作别了这人生。这说明,即便是在革命的时代,也仍然有着一个潜在的柔软的市民社会的上海,它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基础和更加持久的民间生活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命和政治的上海”与“小市民的上海”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在暗处操纵王琦瑶命运的那只手以及她一生的底。王琦瑶的一生,即可以说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这注定了她作为一个弱女子的悲剧;但同时也可以视作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持久较量,在这个层次上,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庇护了她,并和她一起,成为了最终的另一意义上的胜利者。这是“长恨歌”的深长的历史含义与绵远的悲情之笔的共同所在。
长恨歌 白居易
总结王琦瑶的一生,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末世的繁华”、“地下的遗民”和“迟到的夕阳红”。这不仅是小说的三部曲结构的基本格局,也是它的“感伤主义美学”所得以建立的基础
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时间在“滚滚向前”,而王琦瑶却试图停下脚步,她对旧式生活的惯性依恋,使她和现代中国的历史之间发生了不成比例的悲剧冲突;活在“过去”的时间里,则使她的一生无法不充满“错、错、错”式的长恨。 “红颜薄命”是中国人古老的生活经验和世代相传的美学,王琦瑶重复着这样的经验,从未试图反抗过它,虽然生活的内容是有了一些“进步”,但生活的观
念和逻辑却没有变。从“沪上淑媛”到“上海三小”,再到“爱丽丝公寓”,到李主任死于飞机失事,年纪轻轻即经历了一次人生的重大变故,其实这很有点像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故事:王琦瑶在获得“上海小”称号之前的生活,好比是杨玉环的少女时代——“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倒向权贵李主任的怀抱,好比是杨玉环得到了皇帝的专宠——“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李主任突遇不测,王琦瑶孤雁单飞,又好比是杨玉环痛别唐明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只是原来的人物关系做了一个颠倒;再之后颠沛流离避难他乡,被迫蛰居地下徒然地追忆当年的一缕温情,又好比杨玉环唐明皇天上人间的苦苦相思——“行宫见月伤心,夜雨闻铃断肠声”。不过,这终究是小市民的生活层次,和古典时代帝王人家的华贵生活终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王琦瑶的一番经历可以使人产生些许的怜悯,但却没有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高贵华美、叫人唏嘘断肠的悲伤痛绝。一个不过是小市民不免荒诞的悲剧,一个则是真正经典的悲绝浪漫的古典传奇。然而小市民的长恨也不失为一种美的长恨,两相比较,难免也让人生出一番“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感慨。 “青春的定格”在传统叙事中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团圆”式的喜剧中。但在绝大多数有长度的叙事中却不是只有一个时间要素,而是对比存在着的两个——白居易的《长 恨歌》就是如此。杨玉环被赐死于马嵬坡前,是一种“香消玉殒”之死,她的青春与美丽定格在这悲惨一幕中,这样才留下了“上穷碧落
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唐明皇,也留下了人们心目中永久的美丽和憾恨。一个时间停止了,另一个孤独地向前,天上人间,生死两界,活着的人才体验到他的余生“被抛弃”的悲凉、生不如死的痛苦,体验到“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滋味——《长恨歌》之“长恨”就是这样产生的。《红楼梦》也一样,试想如果林黛玉不是死于她的豆蔻年华,而是真的嫁给了贾宝玉,等过上许多年,当她人老珠黄之时,她的越来越重的肺痨,无法救药的吐痰咳血,会将她少女时代那令人哀伤和爱怜的“美”一扫而光。果真那样,一幕使人心痛伤绝的悲情诗篇将不复存在。 古典的美学可见也与“青春叙述”有关。但革命的青春美学却去漠视这种生者与死者的分离,它要把先行者的死和后来者的生合为一体,让死者在生者身上获得永生,这样它所实现的,便成了一种“不死”的壮美。然而时间终将要延续下去,青春终将要衰老,胜利者也会再度面临失败,叙事终止了,生活却还在继续。又在正义的恢复和人民的胜利的欢乐时刻终结。所谓“过去”和“未来”,就是这样不断在我们的时间进程与历史概念中断裂和重复的。而《长恨歌》所采取的历史修辞法,即体现了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意识的恢复。它完整地展现了一个人的一生,也展现了一段有完整长度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刻度就是穿越了几个时代的王琦瑶。王安忆写她充满浪漫憧憬的少女时代、是为了更加凸显她尔后深陷红尘短促而不幸的婚姻生活,衬托她生错了时代、走错了房间的一生,映衬她漫长
蛰居中的无聊而寂寞的生活,以及晚年迟到又荒唐的“夕阳红”。王安忆完整地书写了一个女人重复了无数陈旧故事的“薄命红颜”的一生。所谓美丽本身就是一场错误,幻想美丽更是一场无法躲过的悲剧。王琦瑶的“长恨歌”和杨玉环的“长恨歌”是相似的,但却充满了荒唐与卑贱。人们会想,怎么会这样?这是人世的败落,也是美的败落。王琦瑶,记载和书写着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侧面,见证着上海这座市民之城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