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 轶 伦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摘 要：作者游览山水的活动是山水游记创作的前提，游览活动中对象的选择、方式的差异、趣味的变化，直接影响游记文本外部风格的呈现和深层特质的形成。由此入手比较袁、柳游记可知：在游览对象上，柳宗元刻意选择和改造山水，将山水内化为寄情寓志的载体；袁宏道则遍游山水名胜，将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主体。在游览方式上，柳宗元独游独语；袁宏道则与众同游共乐。在游览趣味上，柳宗元有力求艰险、执着苦行的倾向；袁宏道则追求悠游闲适、率意纵情、感官愉悦。这些差异反映了游记中山水地位的转变、士人精神内质的变化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审美趣味和文道观念的变迁。
柳宗元永州八记【期刊名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6)006
【总页数】7
【关键词】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游览对象；游览方式；游览趣味
在古代游记发展史中，柳宗元与袁宏道是不同阶段的代表，明人张岱早已有言：“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1］211但目前对袁、柳游记所作的深入的比较研究仍然很少，且主要集中在艺术风格方面［2］。笔者认为，文人游览山水的活动是山水游记创作的前提，游览活动中对象的选择、方式的差异、趣味的变化，直接影响游记文本外部风格的呈现和深层特质的形成。由此入手，可剖开表层的文体、用辞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深入把握其文化底与精神内质，并从中解读出中唐至晚明在文学、政治、文化、士人精神等多方面的变迁。
一、游览对象的选择：山水地位的转变
柳宗元山水游记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很高，数量却仅有12篇，在其现存460余篇的散文中比例很小。游记之少，直接缘于游览山水并非其素所热衷，同时还与他的游记对于游览对象有所拣择有关。以《永州八记》为例，他并非放眼永州佳山水均记载之，相反颇有刻意访求山水的倾向。《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其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游记，开篇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3］762，可见在西山之前，柳宗元已对永州山水多有游览。但文末又言“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3
］763。可见之前的“漫漫而游”并不能称为“游”，而必从此篇开始所记的山水景物才有载记的价值，这正说明了其山水游记中游览对象的选择性。研究者多注意到柳氏笔下山水都具有清幽、怪奇、凄寒、荒寂的特点，且均是人所未知、人迹罕至的小山小景。其实这正是他对游览对象刻意选择的结果。同时，他还亲自动手，焚刈荒秽，精心修葺，改造和美化山水，如《钴鉧潭记》载：“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3］764
《石渠记》载：“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3］770均是按照柳宗元本人的审美眼光，对自然景观进行重构。可见柳氏不仅刻意寻访山水，还刻意改造山水。
与柳氏不同，袁宏道山水游记小品数量很多，现存文集中所收共计86篇，时间跨度纵贯其一生。可见游览山水在袁宏道人生历程中的地位。他游记中的游览对象，全然没有柳宗元那样着意拣择的倾向，而皆为其历官宦游或闲居林下时所经所见；也不像柳宗元那样刻意寻人所未知的小山小景，而多为名山大川。如他游览江南时所作《虎丘》《西洞庭》《东洞庭》《灵岩》《百花洲》《姑苏台》《游惠山记》《西湖》《孤山》《飞来峰》《
灵隐》《龙井》《禹穴》《兰亭记》等，无一不是当地久已闻名、游人趋之若鹜的胜地佳境。他赴京城后所作《满井游记》《游盘山记》为京郊胜景，而闲居公安时所作《入东林寺记》《云峰寺至天池寺记》《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由天池踰含嶓岭至三峡涧记》《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识庐山记后》均为庐山胜景，任职陕西时所作《游骊山记》《华山记》《华山后记》《华山别记》《嵩游》《游苏门山百泉记》亦均为名山大川。
游览对象的特点，体现出袁、柳二人对山水的不同态度。柳文中的山水已经不是自然形态下的山水，而是按作者主观好恶着意选择和改造的山水。有研究者认为，柳宗元游记为再现型游记，以描摹和刻画自然山水为主，而自我感受的抒发不占主导地位［4］183。实则不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本质上并非为描摹山水，而是一种隐喻，是其在永州期间复杂心态的隐晦记录。所以他笔下的山水景均带有清幽、怪奇、荒寒的特点。袁宏道则大为不同，他所赏爱的更多是山水本身，所以风格各异的山水风景均为其所欣赏流连、由衷赞叹。表面上看，柳宗元更多是客观静摹山水，拟人与个性抒发较少；而袁宏道游记的个人情感抒发则大为增加，自我的地位在游记中得到提升［5］。但从本质上看，柳宗元是将自我隐于山水之间，其笔下摹写的山水就是其自我人格的展现，看似是客观描写，实际上却
已经过了人格化的投射。若就作者对山水的精神内化程度而言，柳宗元是胜于袁宏道的。
游览对象的区别，还反映出山水在游记中地位的转变。在柳宗元游记中，山水作为作者情感的投射，缺乏独立的地位，实质上只是喻体而非主体。在袁宏道游记中，山水和作者是平等交流的关系，有其独立地位，而成为游记的主体。袁宏道在《题陈山人山水卷》中言：“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6］1582直把山水作为与己平等的至交好友。他在《游高梁桥记》中又言：“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以娱游人。”［6］682可见山水美景并非专为袁宏道一人，而是以一种独立开放的姿态面对所有游人。江盈科在《解脱集序》中也说：“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6］1691此语肯定袁宏道笔下山水的人格化特征，而其中所言“貌神情”，是山水自身之神情，而非袁氏本人之神情。也正因为其笔下的山水有着独立的主体地位，而非作者情感的单向投射，所以袁宏道游记中呈现出多种多样各具特的山水形象也就不奇怪了。更进一步说，柳宗元是为己而游、为己而记，作者本人是其所游景致的主宰者，是发现者和改造者，游览过程是刻意为之的，作者的情感心志是游记的内核；而袁宏道是为游而游、为游而记，作者更多是其所游景致的欣赏者，是旁观者和对话者，游赏过程是自然率
性的，对风景的审美愉悦是游记的内核。
山水在游记中地位的转变，又与两者不同的游览动机直接相关。柳宗元贬谪之前并未措意山水，贬谪后才被迫流连山水，山水只是一种寄托，在游记中也自然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而袁宏道则是主动游览赏爱山水。他在《游惠山记》《答陶周望》等篇中均明确直言其山水癖之深，如“意未尝一刻不在宾客山水”“游山若碍道，则吃饭着衣亦碍道矣”等，把游览山水视为生活之必需，与日常吃饭穿衣同等重要，甚至主动辞官而悠游山水。山水在袁宏道人生中所占据的这种重要地位，促使他重视和欣赏山水本身的美，其游记中山水占据主体地位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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