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阶段；进一步的阅读和作文训练阶段。
（一）古代小学语文教育的教材
古文教育的读本主要有三种：《四书》《五经》；蒙学读物；文选读本。
我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育，所以也没有具备教科书意义的语文教材。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及各类《杂字》；掌故性、故事性很强的《兔园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进行语言文字方面“小学”教育的《字体蒙求》《文字蒙求》；古文选本中的《古文关键》《文章轨范》《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都成了清朝兴学以前各书塾采用过的语文读物。这些读物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当时的伦理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和语文教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读物内容上背离实用性，编排上欠缺科学性，都还不能说是合乎教学规律的语文教材；因而，也更谈不上是符合教育科学要求的语文教科书。
1.文章选本
五经四书文章选本，由来很久，专为初学编选的、分量不大而有注释评点的本子，则至宋代而大量出现。流传使用下来的和见于著录的、宋人所编的这类教材，不下十余种。清代中叶以来，特别流行的《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和《古文笔法百篇》。所有这些选本，大都有注、评（或批）和圈点。注，是注释字义、名物、典故等等；评（或批），是指点文章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方法上的要点；圈点，是用符号（画在字旁的圆圈、黑点、直线、三角，画在段落末尾的短横等）标示重要的词句或段落的划分。就选文的数量说，可得三类。一类选得很多，在三百篇以上，以至上千篇，这类选本，一般学塾不直接用作教本，而是由塾师从中挑选若干篇教给学生。一类选得很少，在百篇以下，有的学塾采用这类选本，但是往往再由塾师用别本补充。再一类选文在一百篇以上，三百篇以下。在学塾中流行最广、直接用作教本的，这一类居多。
就选文的标准和范围说，每种选本当然各有自己的尺度，有的并且有某些偏见。但是有一点看来是共同的，那就是都重视选用历来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名文。
就编排的方式说，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按时代先后由古至今编排，同一时期又按作家排列。
大部分选本都是这样的。一类是按时代由近及古分段逆溯，每段之中再按由古及近编排，并且兼顾体裁的分别。
从张志公的考证中可以知道，“选本”是古代语文教育的重要教材，是和“整本”的经史子集并列的。
2.课外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备学生浏览涉猎的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课外阅读书。清代中叶，钱树棠、雷琳、钱树立合编了一种书，叫作《经余必读》。凡例里说：凡童子束发受书，读《四书》经传后，即可以是编循诵，故概加句读，其文义奥质者，略有笺释，使人一目了然，其易晓者则从其略。在古代教育中也出现了“课外阅读”的读本。
从张志公先生的对古文教育的研究，可以看到古文教育所使用教材的一些特点。一是教材并不固定，即使有很多选本，选择的权利也是在教师，所以每个学塾里的学生的所学是不同的；二是使用教材没有统一的进度和要求，掌握的标准都在教师手中；三是教育的主要材料是《四书》《五经》，其他材料只是识字工具或者过渡读物，是为进一步的读写训练
服务的，而读写训练又是为达到仕途而服务的。当时的情况是，很多孩子不能读书。有些即使能读书，也只是在基本达到识字任务以后就结束了学习生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继续读下去。
对古代语文教育的教材，张志公做了这样的总结：纵观中国古代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教材的主线，主要的教材是“四书五经”，自汉代以来，直至“五四”前期，“四书五经”是传统语文教育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利器”。文选类教材，是为了便捷学生获取功名的一条路径。当然也有极少数选本是为了学生自学编著的。
（二）古代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
在启蒙教育阶段，学习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为代表的蒙学读物，其目的主要是进行识字教学，同时渗透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儿童识字之后，一方面读些散文故事，同时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这是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可见，读散文读诗歌是识字以后的一项教学任务。
除了读散文诗歌还要进行阅读。“大致在儿童入学的第三个年头（有的还早些），进入以读
写基础训练为主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一般的作法是：开始教学生读《四书》《五经》；配合读经，教学生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易的诗歌，教学生学对对子，有的还教给学生一点极浅近的文字、音韵的知识。”
“读经”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主要途径，“讲读”也就成为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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