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经部 
  经部·总叙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散，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夏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承中《四书通证》即缺此一条，以讳其误，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未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源，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
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既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从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孝经、曰五经总类、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易类·小叙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以风谣，《礼》寓以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瑷、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援以入《易》，故《易》愈繁，夫六十四卦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经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于左。 
  书类·小叙
  《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于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诏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诗类·小叙  诗人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义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底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驳，其中高子沈子
之说，殆转相附益，要其大义数十，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
孟仲子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挽续之明证，即成伯瑍等所指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真膺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礼类·小叙
  古称议礼如聚颂，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颂。《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毋庸聚颂，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亦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可焉。 
  春秋类·小叙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谷梁月日利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公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春秋是其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络钳乎，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且实有征，平易为本者为本，其瑕玉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以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孝经类·小叙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候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候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騤注、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
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郑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五经四书  五经总义类·小叙
  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诂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议》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不见为训诂之文，徐干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乱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以总义，
附于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中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经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四书类·小叙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佑延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既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为之赋，迨立名曰楚辞，楚辞遂亦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经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不去饭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帙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所其名焉。 
  乐类·小序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
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义至精，故尊其教于经。而后代锺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致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小学类·小叙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四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经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并参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蒙求》之属，隶属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
古义，其有兼属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
二、史部 
  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之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未，圣人观其始未，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者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本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者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做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其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事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几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严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案：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巽冰山之语，则采及开
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曰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谍一门，既不分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证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銍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自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矣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稗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