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篇写⽗亲的⽂章
名家名篇写⽗亲的⽂章：孝⼼⽆价(毕淑敏)
我不喜欢⼀个苦孩求学的故事。家庭⼗分困难，⽗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母亲只有去卖⾎……我以为那是⼀个⾃私的学⼦。求学的路很漫长，⼀⽣⼀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年蹉跎?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需⽤母亲的鲜⾎灌溉!⼀个连母亲都⽆法挚爱的⼈，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的利益放在⾄⾼⽆上位置的⼈，怎能成为为⼈类献⾝的⼤师?我也不喜欢⽗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的⼒量夸⼤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位⽼⼈⾏将就⽊的时候，将他对⼈世间最后的期冀斩断，以绝望之⼼在寂寞中远⾏，那是对⽣命的⼤不敬。
我相信每⼀个⾚诚忠厚的孩⼦，都曾在⼼底向⽗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长，相信⽔到渠成，相信⾃⼰必有功成名就⾐锦还乡的那⼀天，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法报答的恩情，忘了⽣命本⾝有不堪⼀击的脆弱。
⽗母⾛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母⾛了，遗留给我们永⽆偿还的⼼情。你就永远⽆以⾔孝。有⼀
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弥补。
“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法重现的幸福。“孝”是⼀失⾜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命与⽣命交接处的链条，⼀旦断裂，永⽆连接。赶快为你的⽗母尽⼀份孝⼼。也许是⼀处豪宅，也许是⼀⽚砖⽡。也许是⼤洋彼岸的⼀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个⼝信。也许是⼀顶纯⿊的博⼠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个红五分。也许是⼀桌⼭珍海味，也许是⼀只野果⼀朵⼩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也许是⼀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枚硬币……但“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只是，天下的⼉⼥们，⼀定要抓紧啊!趁你⽗母健在的光阴。
名家名篇写⽗亲的⽂章：挥⼿——怀念我的⽗亲(赵丽宏)
深夜，似睡似醒，⽿畔得得有声，仿佛是⼀⽀⼿杖点地，由远⽽近……⽗亲，是你来了么?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也听不见。打开台灯，⽗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那是⼀张照⽚，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照⽚上的⽗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个⼋⼗多岁的⼈。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张照⽚!
⼀个⽉前，⽗亲突然去世。那天母亲来电话，说⽗亲⽓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这时，正有⼀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个编辑。我赶紧请他⾛，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送⾛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时的路程，只⽤了⼗⼏分钟，也不知这⼗⼏⾥路是怎么骑的，然⽽我还是晚到了⼀步。⽗亲在我回家前的⼗分钟停⽌了呼吸。⼀⼝痰，堵住了他的⽓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我透不过⽓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对垂危的⽗亲进⾏了抢救，终于⽆功⽽返。我赶到⽗亲⾝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就像睡着了⼀样。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聊天……⽗亲!
因为⽗亲⾛得突然，⼦⼥们都没有能送他。⽗亲停⽌呼吸后，我是第⼀个赶回到他⾝边的。我把⽗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体，刮了胡⼦，换上了⼲净的⾐裤。这样的事情，⽗亲⽣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病时，都是母亲⼀个⼈照顾他。⼩时候，⽗亲常常带我到浴室⾥洗澡，他在热⽓蒸腾的浴池⾥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个世界。⽗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亲是⼀个善良温和的⼈，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从⼩到⼤，他从来没有骂过我⼀句，更没有打过⼀下，对其他孩⼦也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吵过架。⽗亲⽣于192
0xx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年。祖⽗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他的⼀⽣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物：⼀个贫穷的佃户的⼉⼦，靠着⾃⼰的奋⽃，竟然开起了好⼏家兴旺的商店，买了⼏⼗间房⼦，成了使很多⼈羡慕的成功者。家乡的⽼⼈，⾄今说起⽗亲依旧肃然起敬。年轻时他也曾冒过⼀点风险，抗⽇战争初期，在⽇本⼈的刺⼑和⼝的封锁下，他摇着⼩船从外地把⽼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点⼩财。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不从⼼地到上海开了⼀家⼩⼩的纺织⼚。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在汪洋般的⼤上海，⽗亲的⼩⼚是微乎其微的⼩虾⽶，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的经验，这⼩虾⽶顺理成章地就成了⼤鱼和螃蟹们的美餐。他的⼯⼚从⼀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其实已经倒闭，但⽗亲要⾯⼦，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个资本家。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的⼯资，减到⽐⼀般的⼯⼈还低。他还把⾃⼰到上海后造的⼀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过了好久才租到⼏间⽯库门⾥弄中的房间。于是，在以后的⼏⼗年⾥，他⼀直是⼀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这⼀顶帽⼦，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段时间。在我的童年时代，家⾥⼀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活。记得我⼩时候⾝上穿的总是⽤哥哥穿过的⾐服改做的旧⾐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对于贫穷，⽗亲淡然⽽⼜坦然，他说：“穷不要紧，要紧
的是做⼀个正派⼈，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我们从未因贫穷⽽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亲的态度有关。“⽂⾰”中，⽗亲⼯⼚⾥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来抄家，可⼚⾥的⽼⼯⼈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来抄家的⼈说：“有什么⾦银财宝，⾃⼰交出来就可以了。”记得⽗亲和母亲⽿语了⼏句，母亲便打开五⽃橱抽屉，从⼀个⼩盒⼦⾥拿出⼀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这是我们家⾥惟⼀的“⾦银财宝”……
“⽂化⼤⾰命”初期的⼀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了⽗亲。和我们告别时，⽗亲⾮常平静，毫⽆恐惧之⾊，他安慰我们说：“我没有做过亏⼼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不要为我担⼼。”当时，我感到⽗亲很坚强，不是⼀个懦夫。在“⽂⾰”中，⽗亲作为“⿊七类”，⾃然度⽇如年。但就在⽓氛最紧张的⽇⼦⾥，仍有⼚⾥的⽼⼯⼈偷偷地跑来看⽗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夜谭。我由此了解了⽗亲的为⼈，也懂得了⼈与⼈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争关系。⽗亲⼀直说：“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个个都是好样的。”我想，我们兄弟妹都能在⾃⼰的岗位上有⼀些作为，和⽗亲的为⼈，和⽗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关系。
记忆中，⽗亲的⼀双⼿⽼是在我的⾯前挥动……
我想起⼈⽣路上的三次远⾜，都是⽗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伫⽴在路边的⼈影由⼤⽽⼩，⼀直到我看不见……
第⼀次送别是我⼩学毕业，我考上了⼀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六⼗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亲。那时⽗亲还年轻，⿎⿎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中并不显得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思欣赏。我才⼗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母，想到即将⼀个⼈在学校⾥过寄宿⽣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路上，⽗亲很少说话，只是⾯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亲望着窗外绿⾊的⽥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所问地说：“你看，这⾥的绿颜⾊多好。”他看了我⼀眼，⼤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的味道不⼀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味，城⾥没有。这味道会使⼈健康的。我⼩时候，就是在乡下长⼤的。离开⽗母去学⽣意的时候，只有⼗⼆岁，⽐你还⼩两岁。”⽗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肩胛的⼿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现在晚⼀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亲⽤很轻松的语⽓，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在我的印象中，⽗亲并不是⼀个深沉的⼈，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那天到学校后，⽗亲陪我报到，⼜陪我到⾃⼰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在校门⼝，⽗亲拍拍我肩膀，⼜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切都要靠你⾃⼰了。开始
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步⾛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送着⽗亲的背影。校门外是⼀条⼤路，⽗亲慢慢地向前⾛着，并不回头。我想，⽗亲⼀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出⼗⼏⽶远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亲就转过⾝，使劲向我挥⼿，叫我回去。我只觉得⾃⼰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中，我还是第⼀次感到⾃⼰对⽗亲是如此依恋。
⽗亲第⼆次送我，是“⽂化⾰命”中了。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当时，⽗亲是“有问题”的⼈，不能随便⾛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那天，是我⾃⼰提着⾏李，⽗亲默默地⾛在我⾝边。快分⼿时，他才呐呐地说：“你⾃⼰当⼼了。有空常写信回家。”我上了车，⽗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只是有⼀点勉强。我知道，⽗亲⼼⾥并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车开动了，⽗亲⼀边随着车的⽅向往前⾛，⼀边向我挥着⼿。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亲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学去报到那⼀天。这已经是1978年。⽗亲早已退休，快七⼗岁了。那天，⽗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决不要他送。⽗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这次⽗亲送我的路程⽐前两次短得多，但还没有⾛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回头⼀看，我有些吃惊，帮我提着⼀个⼩包的⽗亲竟已是泪流满⾯。以前送我，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和前⼏次相⽐，这次离家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次，⽗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我是去上⼤学，是好事情啊，你⼲嘛这样难过呢?”⽗亲⼀边擦眼泪，⼀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
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我想我还能送你⼏次呢?”说着，泪⽔⼜从他的眼眶⾥涌了出来。这时，我突然发现，⽗亲花⽩的头发⽐前⼏年稀疏得多，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亲是有点⽼了。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的长⼤，总是以⽗母青春的流逝乃⾄衰⽼为代价的，这过程，总是在⼈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没有⼈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
⽗亲中年时代⾝体很不好，严重的⼏乎夺去了他的⽣命。曾有算命先⽣为他算命，说他五⼗七是“骑马过⽵桥”，凶多吉少，如果能过这⼀关，就能长寿。五⼗七岁时，⽗亲果真⼤病⼀场，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过了命运的⽵桥。过六⼗岁后，⽗亲的⾝体便越来越好，看上去⽐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岁，曾经有⼈误认为我们⽗⼦是兄弟。⼋⼗岁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多岁的⼈，说话，⾛路，都没有⽼态。⼏年前，⽗亲常常⼀个⼈突然地就⾛到我家来，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沉稳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来了，门还没开，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四年前，⽗亲摔断了胫股⾻，在医院动了⼿术，换了⼀个⾦属的⼈⼯关节。此后，他便⼀直被病痛折磨着，⼀下⼦⽼了许多，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机勃勃的精神状态。他的⼿上多了⼀根拐杖，⾛路⽐以前慢得多，出门成了⼀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柱着拐杖来我家。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章和书最在乎的⼈，是⽗亲。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杂志刊登有我的⽂字，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去寻，这⼀家店⾥没有，他再跑下⼀家，直到买到为⽌。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了多少路。我很惭愧，觉得我的那些⽂字⽆论
如何不值得⽗亲去⾛这么多路。然⽽再和他说也没⽤。他总是⽤欣赏的⽬光读我的⽂字，尽管不当我的⾯称赞，也很少提意见，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我知道他很为⾃⼰的⼉⼦骄傲。对我的成就，
他总是⽐我⾃⼰还兴奋。这种兴奋，有时我觉得过分，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很⼀般，你不要太得意。”他也不反驳我，只是开⼼地⼀笑，像个顽⽪的孩⼦。在他晚年体弱时，这种兴奋竟然⼀如⼗数年前。前⼏年，有⼀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因为这家⼤书店离我的⽼家不远。我再三关照他，书店⾥⼈多，很挤，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果然⼈⼭⼈海，卖书的柜台⼏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欣慰地想，好在⽗亲没有来，要不，他撑着拐杖在⼈中可就⿇烦了。于是我⼼⽆旁鹜，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概⼀个多⼩时后，我⽆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的地⽅，⼀个⼈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唉，⽗亲，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边站了很久。我⽆法想像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上楼来的。见我抬头，他冲我微微⼀笑，然后向我挥了挥⼿。我⼼⾥⼀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
去年春天，我们全家陪着我的⽗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天。每天傍晚，我们⼀起湖畔散步，⽗亲的拐杖在⽩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得累了，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亲看着孙⼦不知疲倦地在他⾝边蹦跳，微笑着⾃⾔⾃语：“唉，年轻⼀点多好……”
死亡是⼈⽣的必然归宿，⾬果说它是“最伟⼤的平等，最伟⼤的⾃由”，这是对死者⽽⾔，对失去了亲⼈的⽣者们来说，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亲逝世前的两个⽉，病魔⼀直折磨着他，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种叫“带状疱疹”的奇怪的病，⽗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不安。因为看⽗亲⾛着去医院检查⾝体实在太累，我为⽗亲送去⼀辆轮椅，那晚在他⾝边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苔红肿，说话很吃⼒，很少开⼝，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临⾛时，⽗亲⽤⼀种幽远怅惘的⽬光看着我，⼏乎是乞求似的对我说：“你要⾛?再坐⼀会⼉吧。”离开他时，我⼼⾥很难过，我想以后⼀定要多来看望⽗亲，多和他说说话。我决没有想到再也不会有什么“以后”了，这天晚上竟是我们⽗⼦间的永别。两天后，他就匆匆忙忙地⾛了。⽗亲去世前⼀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我说明天去看他，他说：“你忙，不必来。”其实，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边，和他说话，这是我知道的，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每天陪着他!记得他在电话⾥对我说的最后⼀句话是：“你⾃⼰多保重。”⽗亲，你⾃⼰病痛在⾝，却还想着要我保重。你最后对我说的话，将⽆穷⽆尽回响在我的⽿边，回响在我的⼼⾥，使我的⽣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亲!
现在，每当我⼀⼈静下⼼来，⾯前总会出现⽗亲的形象。他像往常⼀样，对着我微笑。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向我挥⼿，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样，就像前⼏年在书店⾥站在⼈外⾯向我挥⼿⼀样……有时候我想，短促的⼈⽣，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样，挥⼿之间，⼀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然⽽⽗亲对我挥⼿的形象，我却⽆法忘记。我觉得这是⼀种⽗爱的象征，⽗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渲泄在这轻轻⼀挥⼿之间了。
名家名篇写⽗亲的⽂章：⽗亲和我(杨振宁)
1920xx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的时候，⽗亲是安庆⼀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
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满周岁的时候⽗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出国前我们⼀家三⼝在合肥⽼宅院⼦的⼀⾓照了⼀张像⽚。
⽗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毕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美国寄给母亲的⼀张照⽚是在芝加哥⼤学英俊，年轻时意⽓风发的神态，在这张像征中清楚地显⽰出来。
⽗亲1920xx年秋⼊斯坦福⼤学，1920xx年得学⼠学位后转⼊芝加哥⼤学读研究院。1920xx年夏⽗亲得了芝加哥⼤学的博⼠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个完全陌⽣的⼈。⼏天以后我们三⼈和⼀位⾃合肥来的佣⼈王乘船去厦门，因为⽗亲将就任为厦门⼤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年的⽣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亲那⾥学到很多东西的⼀年。那⼀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约三千个汉字，我⼜曾在私塾⾥学过曳《龙⽂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亲⽤⼤球、⼩球进解太阳、地球与⽉球的运⾏情形；教了我英⽂字母；当然也教
了我⼀些算术和⽂化和鸡兔同笼⼀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唐诗，恐怕有三四⼗⾸；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育、⼲⽀顺序、⼋卦等等。
⽗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可是我始终没有从⽗亲那时故⾥⼀“真传”。⼀直到1962年在⽇内⽡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在厦⼤任教了⼀年以后，⽗亲改任北平清华⼤学教授。我们⼀家三⼝于1920xx年秋搬⼊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上的⼀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共住了⼋年，从1920xx年到搞战开始那⼀年。清华园的⼋年在我回忆中是⾮常美丽、⾮常幸福的。那对中斩社会⼗分动荡，内忧外惠，困难很多。但我们⽣活在清华园的围墙⾥头，不⼤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乎每⼀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本⼩书《读书教学四⼗年》中写的我童年的情况。⾥⾯所提到的“在园⾥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
⽗亲常常和我⾃家门⼝东⾏，沿着⼩路去古⽉堂或去科学馆。这条⼩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段路，左边是农⽥与荷塘，右边是⼩⼟⼭。路上很少遇见⾏⼈，春夏秋冬的景⾊虽不同，幽静的⽓氛却⼀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径上⽗亲和我⼀起⾛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岁的时候，⽗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很强。到了1岁⼊初中的时候，我在这⽅⾯的能⼒更充分显⽰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何和微积积分，我⼀定学得很快，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我初中⼀、⼆年级之间的暑假，⽗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位历史系的学⽣教我《孟⼦》。雷先⽣介绍他的得意学⽣丁则良来。丁先⽣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孝心无价
⼦》，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年暑假，他⼜教我另⼀半的《孟⼦》，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全⽂。⽗亲书架上有许多英⽂和德⽂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家先搬回合肥⽼家，后来在⽇军进⼊南京以后，我们汉⼝、⾹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中⼆年级，没有念⾼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了西南联俣⼤学。1938年到1939年这⼀年⽗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与ETB的《MM》给我看。他和我讨论、不同的⽆限⼤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年以后在⼀本书中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些美妙概念竟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
1938年我报名考⼤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学考试，⾃修了⾼在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物理系。
抗战⼋年是艰苦困难的⽇⼦民是我⼀⽣学习新知识最快的⼀段⽇⼦。我还记得1945年8⽉28⽇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清早⽗亲只⾝陪我⾃昆明西北⾓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公⼯段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亲进了些勉励的话，两⼈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亲向我招⼿，向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即转移到飞⾏路线与⽓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位美国⼈向我做⼿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亲原来还在那⾥等!他瘦削的⾝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看见他满⾯焦虑的样⼦，我忍了⼀早晨的热泪，⼀时崩发，不能⾃⼰。
1920xx年到1945年这⼗七年时间，是⽗亲和我常在⼀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了阶段。古⼈说⽗母对⼦⼥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学研究⽣。选择芝加哥⼤学倒不是因为它是⽗亲的母校，⽽是因为我爷慕已久的费⽶教授却了芝⼤。当时芝加哥⼤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得博⼠学位后留校⼀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学术研究所。⽗亲对我在芝⼤读书成绩极好，当
然⼗分⾼兴。更⾼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的不是这些，⽽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猷先⽣告诉我胡适先⽣要我去看他。胡先⽣我⼩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他⼗⼈客⽓，说了⼀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亲，⽗亲托他关照我⼥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辈经约们能⼲多了，哪⾥⽤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26⽇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或⽗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的中国餐馆中偶遇，我恐怕是前⽣的姻缘吧。50年代胡先⽣常来普林斯顿⼤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到了这样漂亮能⼲的太太。”⽗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篇⽂章与翌年我的博⼠论⽂特别发⽣兴趣。1957年1⽉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亲，告诉他此消息，⽗亲当然⼗分兴奋。那时他⾝体极不好，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的孩⼦光诺(那时6岁)去⽇内⽡。我写信请⽗亲也去⽇内⽡和我们见⾯。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路住医院，于7⽉初飞抵⽇内⽡，到达以后⼜⽴刻住⼊医院。医⽣检查数⽇，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要⾃⼰检查⾎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在租了⼀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常有兴趣地看着祖⽗⽤酒精灯检查⾎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ismotgoodtoday，itisbrown。”(今天不好，
棕⾊。)或“Itisverygoodtoday，itisblue。”(今天很好，蓝⾊。)过了⼏星期，⽗亲⾝体逐渐恢复健康，能和⼩孙⼦去公园散步。他们⾮常⾼兴在公园⼀边的树丛中到了⼀个“secret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少准备出门：⽗亲对着镜⼦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限的满⾜。
⽗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他对⽑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的诗句。
1960年夏及1962年百般，⽗亲⼜和母亲两度与我在⽇风⽡团聚。致礼、光宇(我们垢⽼⼆)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亲三次来⽇内⽡，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也是⽗亲⾃⼰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盾：⼀⽅⾯他有此愿望，另⼀⽅⾯他⼜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求在学术上更上⼀层楼。和⽗亲、母亲在⽇内⽡三次见⾯，对我影响极⼤。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使我体会到了⽗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个晚上，⽗亲说新中国使中国⼈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弹，⽗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弹)，从前常常有⽔灾旱灾，动辄死去⼏百万⼈，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盲遍野，今天⾄少城市⾥⾯所有⼩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起来去买⾖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亲很⽣⽓，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的错误的印象，⽓得⾛进卧室，“砰”的⼀声关上了门。我
知道他们⼆位的话都有道理，⽽且⼆者并不⽭盾：国家的诞⽣好⽐婴⼉的诞⽣，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顷甸东飞，进⼊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中国领
空!”当时我的激动的⼼情是⽆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同去华⼭医院看望⽗亲。⽗亲住院已有半年。上⼀次我们见⾯是
1964年底有⾹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些隔离审查的苦，⽼了、瘦了许多，已不能⾃⼰站⽴⾏⾛。见到我他当然⼗分激动。1972年夏天我第⼆度回国探亲访问。⽗亲仍然住在医院，⾝体更衰弱了。次年5⽉12⽇清晨⽗亲长辞⼈⼯。享年77岁。6岁以前我⽣活在⽼家安徽合肥，在⼀个⼤家庭⾥在。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都要换上新地。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亲⼀⽣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亲去世以后，我的⼩学同班同学，挚友熊很⼩明写信来安慰我，说⽗亲虽已过去，我的⾝体时感觉循环着他的⾎液。是的，我的⾝体⾥循环着的是⽗亲的⾎液，是中华⽂化的⾎液。我于1964年春天⼊美国籍，差不多20xx年以后我在论⽂集中这样写道：从1945年⾄1964年，我在美国已
经⽣活了20xx年，包括了我成年的⼤部分时光。然⽽，决定申请⼊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个在中国传统⽂化⾥成长的⼈，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传统的中国⽂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称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化。她近⼀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个中国⼈的⼼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个中国⼈都难以戽邓这⼀百多年的历史。我⽗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学获得博⼠学位。他激历基⼴。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底⾥的⼀⾓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97年7⽉1⽇清晨零时，我有幸在⾹港会议展鉴中⼼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录的⼈们”的⾳乐专⽤中冉冉上升，想到⽗亲如果能⽬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定⽐我还要激动。他出⽣于1896年——120xx年前，马关条约，庚⼦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持上已被⽠他了祖国。他们那⼀辈的中国知识分⼦，⽬睹洋⼈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条款，五卅惨案，九⼀⼋事变，南京⼤屠杀等说不完的外⼈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天能看到站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地。这⼀天，1997年7⽉1⽇，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天。
⽗亲对这⼀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
会躬逢这⼀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家祭⽏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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