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平阳⽼者劝诫乐清⾼宗武：别当汉奸
上篇讲到⾼宗武并⾮北⽩象镇双庙村⼈，他的出⽣地是离双庙村不远的⾼西村，温州图书馆退休的潘猛补研究员解释了所以地址出错，原因是⾼宗武的岳⽗是双庙村⼈，早年⽇本早稻⽥⼤学毕业。由于令尊⼤⼈名⽓⼤，⾼宗武的出⽣地也给“换”了。
⾼西村
年纪轻轻的⾼宗武担任了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成为“中国对⽇本⾸脑⼈物的主要谈判对⼿”，他的⼯作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因为，邻国正虎视眈眈着。抗战前3年⾥，⾼宗武代表中国政府，与⽇本官⽅进⾏过各种谈判，总统蒋介⽯、⾏政院长汪精卫以及⼏任外交部长，都器重这个“⽇本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登上庐⼭，对全国军民宣布：“地⽆分东西南北，⼈不分男⼥⽼幼，皆有守⼟抗战之责~”。此声明⼀出，举国同仇敌忾。委员长的讲话稿是⼤秘陈布雷起草的，在⽇寇⾯前，蒋显⽰出⽐中国那些旧军阀有底⽓。底⽓哪⾥来？⼗年建设有些财⼒了，国际上与英美关系不错，黄埔军校培养了⼀⽀有战⽃⼒的军队。但是，最关键是⽇本的军事⼊侵威胁到他的政权，他不战也得战。然⽽战与不战，即便在庐⼭上，他其实仍然犹豫不决。
战争开打后，中国守军在华北战场与华东战场奋起抵抗，尽管代价惨重，其抵抗烈度还是出乎⽇本军⽅
意料。⽇本内部也有派系希望中国⽅⾯最好“不战⽽降 ”。于是，⾼宗武成为双⽅互相试探对⽅底线的中间⼈。
汪精卫
由于交战，尤其徐州会战特别激烈，⽇⽅拒绝与蒋政府外交接触，⾼宗武没事可⼲了。⾼宗武忽发奇想，选⼀条新途径与⽇⽅接触，看看能否⾛出“和平”的路。他获准离开外交部，在上海租界、⾹港等地秘密来往，扮演起神秘使者⾓⾊。临⾏前，蒋、汪都召见他，期待这个“⽇本通”能搞清敌⽅各派的真实想法，⼈⼈都打⾃⼰的算盘。
⾼宗武虽然年轻，按时下的标准，还处在迷恋⼿游的年纪，但他甚为清⾼，蒋总统他不叫总统，称呼其蒋先⽣；他的顶头上司外交部长，他直叫他的名字“岳军先⽣”。拿温州话说，他是把领导都当“影”了。象这般傲⽓的性格，蒋汪不计较，仍然寄以厚望，全赖他的真才实学，并且胆⼦特别⼤，等到后来他闹出⼤事了，蒋介⽯哭笑不得：此⼈荒唐。
起先，⾼宗武的活动是由政府秘密资⾦资助的，⾏动要向上峰汇报。⾼宗武这个⼈对钱很敏感，亏本的买卖打死不做。他在⾹港等地活动，向蒋、向汪提供⽇本的情报，同时，⼜把这边的资料，透露⼀点给对⽅，就像谍战⽚⾥描写的那样。到后来，他居然秘密进⼊⽇本，肆⽆忌惮与⽇本政界、军⽅接触，犯下⼤错，甚⾄是罪。
证婚人讲话稿中国战场很⾟苦，蒋介⽯唯有坚持才有指望，汪精卫却对抵抗悲观失望，随着战场节节失利，他⼀步⼀步滑向叛国投敌的死路上去。
对⾼宗武个⼈⽽⾔，虽然蒋介⽯很重⽤他，但是个⼈感情上⾼与汪更合得来，⽽且，汪还是⾼的证婚⼈。汪精卫终于投敌了，蒋介⽯⼀怒开除了他的党籍，全民族共诛之。⾼宗武是汪精卫投敌的牵线⼈之⼀，牵线⼈中还有个温州城区的梅思平。丧失了民族⽓节的⾼宗武们，为汪伪政权的成⽴积极奔⾛，所谓要⾛出⼀条“和平路线”，并且越⾛越远。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起
汪精卫的叛逆，遭到全国乃⾄海外全体中华⼉⼥的声讨，嘴上没⽑的⾼宗武猛然感受到巨⼤的舆论压⼒，他吓坏了，彷徨了。他去昔⽇恩师平阳⼈黄⽼讨教。
平阳郑楼古桥
黄⽼，黄溯初，⼜名黄，⽣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毕业于⽇本早稻⽥⼤学。温州民国早期名⼈，平阳郑楼⼈，追随孙中⼭的三民主义，道⾼望重，是⾼宗武在⽇本读书期间倚重的前辈。史书有这么⼀段记载：⾼宗武私访侨居在⽇本长崎⼩滨村的乡前辈黄溯初先⽣，他们⽤温州家乡⼟话作⼀⼣长谈（注，担⼼隔墙有⽿，温州话在抗⽇战争时期就发挥作
崎⼩滨村的乡前辈黄溯初先⽣，他们⽤温州家乡⼟话作⼀⼣长谈（注，担⼼隔墙有⽿，温州话在抗⽇战争时期就发挥作⽤了）溯⽼义正词严对他说：“⼀个⼲政治的⼈，头脑要象冰⼀样冷，热情要象⽕⼀般炽，唯其冷才可以沉思观变，唯其热才能够当仁不让。其实你离开武汉那⼀天，便已撒下了毁灭的种⼦”。
黄⽼劝⾼宗武回头是岸，并承诺，如果⾼此时能够悬崖勒马，毅然反正，蒋介⽯那⾥，由他负责解释。黄⽼为⾼宗武去了⼀趟重庆，蒋介⽯原谅了⾼宗武这个迷途羔⽺，并嘱托杜⽉笙利⽤⾹港、上海的势⼒，掩护⾼宗武脱离⽇⽅与汪精卫集团的控制。在各⽅努⼒下，⾼宗武与搭档陶希圣在当时的⾹港报纸上毅然揭露了汪精卫投靠⽇本的秘密协定，回到蒋介⽯⼀边。这就是著名的“⾼陶事件”。
⾼宗武的反正算⾃我救赎，说不上是什么英雄壮举，但是，对⿎舞恶劣环境下抗⽇军民的持久抗战信⼼，⾄少没有负⾯影响，他与另外⼏个温州籍汉奸殷如耕（平阳）、梅思平（⿅城）等⼈还是有区别的。那⼏个汉奸战后被国民政府毙了，⾼宗武只⾝去了美国，蒋介⽯没有追他的责，放他⼀马从此不再⽤他了。
（未完，待续）
作者：丁⼄（曾任教温州师院中共党史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