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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错误观念剖析
辛晓宁
（中共铜川市委党校　陕西铜川　727000）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做好工作的重要方法基础，正确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思维和工作方法、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抵制当前存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的认识、观念和行为，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无用论；老生常谈
作者简介：辛晓宁(1989-)女，陕西富平人，中共铜川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包括全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理论在内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以及中国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的重要方法论依据。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解当前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掌握大政方针制定的来龙去脉和正确性的前提，只有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才能比较清醒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要求看待今天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才能更加自觉地投身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思潮无孔不入的侵蚀，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产生了疑问，甚至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存在“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心理，这种思想非常危险，会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思想的错误会导致行动的错误，因此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抵制错误的观念和行为。
人是社会动物，不可避免的受社会历史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每个人或多或少会会产生一些错误思想认识，这些错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现实生活中困惑着很多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
自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形形的“过时论”就相继出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从它诞生到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一百多年前的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固守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刻舟求剑。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来讲，一方面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特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决定了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克服了以往哲学的不彻底性、机械性，
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全面科学地反映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依然能指导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决定了它始终根植人民，为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奋斗，只要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它就不会过时。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发展，在于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时代问题，守正创新，用中国
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实践和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综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理论本身还是从实践发展看，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旺盛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论”
“无用论”也是常见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认知，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获得实际的利益，是没有用的，是空谈。这种观点的根源是受实用主义思想和工具思维的影响所产生的以追求短平快效果或满足当前利益为核心的思想，归根到底是没有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将“不用”视为“无用”，这种观点一度普遍流行。
首先要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有用”不能侠义的等同于“应试之用”，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应试教育的硬性要求挂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用在于它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论，它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为人们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思维方式和出路，进而形成具体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用还在于它是为人类谋求解放和发展的学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显示出效果，需
要潜移默化的经过“理论一经掌握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1]
的精
神变物质的过程，经过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力量能促进实践的巨大成功，理论才能有“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用还在于它能调整心理提升素质使人终身受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告诉我们要承认矛盾，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因此遇到问题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客观分析矛盾积极主动解决矛盾，才不会被问题牵着鼻子走。
理论的“用处”在于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思考、回应以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用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文学知识，它既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既能指导实践又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使其更好的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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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发展了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哲学老生常谈论”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论、过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之不多时所犯的错误，意在否定其本身的价值，那么“老生常谈论”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所产生的的困惑，这种观点在生活中普遍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早已耳熟能详，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鲜感。“老生常谈论”的根源是在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僵化教条的理论，将其文本知识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实践中灵活的运用和发展才能发挥其价值，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开放性，也就不可能用它来指导实践、提高素养，就会觉得理论没有新鲜感。
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周期，反映了事物发展道路的起伏性和曲折性，从认识论上讲，人们对一事物的认识也会经历从肯定阶段到否定阶段再到否定之否定阶段即新的肯定阶段，每一阶段的否定都并不是简单抛弃或再现原事物，而是经过扬弃的新发展，是一个前进和上升的发展过程。
结合认识的起伏性和曲折性分析会发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行为本身上来讲就是认识的第一个肯
定阶段，经过对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掌握之后产生老生常谈轮这是进入了第一次否定的阶段，要到达下一个否定之否定阶段就需要实践，这是由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决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
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源于实践服务实践更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是需要内化为自己的生活实践当中，成为自己的哲学或自己的工作方法的，因此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用矛盾分析法等理论分析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以哲学为理论武器创造出新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实践了、有用了才是真正掌握了理论，这就到达否定之否定阶段，也就从认识层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老生常谈论。学哲学用哲学
除了以上三种错误观念外，现实中还存在着“失灵论”“逆反心理”等错误观念，也就是在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表现冷漠、抵触，甚至接受、宣传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心态。归根结底，这些错误观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会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错误思想，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抵制。同时在反对和抵制的过程中，还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如果是政治立场原则上的错误要有斗争精神，一定要旗帜鲜明的抵制和反对；如果是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阐明正确认识进行教育引导；如果是学术观点问题可以互相探讨，在探讨中取得新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还能坚持正确的导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本身是需要批判的也欢迎批判的，有批判才能有创新、才能发展，但是批判的前提是正确、深入、全面的认识，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的和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实践论》《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在广州苏联顾问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印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这方面过火的行为都会：1.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矛盾；5.激起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和总起来更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当时陈独秀对事件来龙去脉并不了解，在听信布勃诺夫的话后匆忙表态，但事后也采取了团结左派孤立蒋、加强左派军队、扩充中共控制下的武装力量等措施。但在措施实施前，鲍罗廷就抢先与蒋介石达成妥协，接受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面对如此猖獗的行为，陈独秀想反击，但已经失去了意义。这是苏联与蒋介石的一次交易，为了达到目的，苏联将中共当做一个筹码，对于苏联自身的利益来说，中国革命和中共的利益必然是次要的。对于中共，无论如何反对，都无法改变已经强加于头上的决定。于是在这种无奈的近似于胁迫的情形之下，陈独秀也回天乏力。
结论
从上述可以看出：蒋介石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是以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苏共使团一手包办的结果；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公开并能通过限制削弱中共的“整理党务案”，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事前与蒋介石商定，又在会前给中共代表设下不的反对的强制性圈套；在蒋介石已经磨刀霍霍，即将公开叛变革命之际，又是联共（布）中央下令中共“不进行公开作战”“将武器藏起来”。这就从一方面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构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而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华代表维经斯基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说：“在‘四一二’之后没有很好的利用时机迅速除掉蒋介石，酿成了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由此看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错误指导。陈独秀当时没有形成有别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决议精神的另一套思想理论。这也是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理论水平和政治品格软弱所造成的。因此，鉴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我们应当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参考文献
[1[黄修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铁岩.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贾立臣.陈独秀与中国大革命[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4]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J] .历史研究.2000（02）
[5]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J] .近代史研究.199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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