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演说家”李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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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32期
    “中国梦赴美演讲团”——这个新近成立的民间组织，幕后支持者是住在北京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的84岁老人李燕杰，演讲团成员都是其追随者。他行动需要依靠拐杖，罹患晚期前列腺癌，但在30多年前曾肩负国家任务，去美国83所大学宣讲那个年代的“中国梦”，被称作“共和国演说家”。请看《人物》记者王晶晶的报道。
    演讲台上的明星
    李燕杰是1980年代演讲台上的明星，那时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报告，挤不进屋的人坐在墙根下，或者洗掉磁带上的港台流行歌曲录上他的演讲，然后对着录音机鼓掌。一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辉煌，穿着西服的李燕杰站在讲台上，一手叉腰，另一只手指向天空，面前支着五六个麦克风——这应该是他最满意的状态了，照片被印在递给记者的名片上。  “那些年我红得发紫，但是现在人们市场经济了，什么都是要钱了，像我们这种人也不值钱了。”靠在沙发上，李燕杰半开玩笑地说。与同期另一名“共和国演说家”曲啸在美国演讲遭遇滑铁卢相比，李燕杰已属幸运，圆柔之道让他生存至今。现在，他很少再到外面演讲，
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编《习近平文选》。
    李燕杰说自己是“”后走向社会演讲的第一人。“那时候报纸有3天不出现李燕杰，就有人打电话，燕杰，怎么这几天报纸上没你的名啊，那言外之意，你是不是出事了，言多必失啊，总认为演讲是危险的差事。”“后来李瑞环问我说别人都栽跟头你为什么没栽？你们干那个活像踩钢丝，政治多么危险啊那几年，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右了，他说你为什么没垮台？我跟他逗着玩，我向尼姑和尚学习，把头剃得光光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想抓小辫子没门儿。”他扑拉着头顶染黑的头发笑着说。
    李燕杰的说话之道是与高层的精神保持一致。“四人帮”倒台后，他讲：“江青女士为什么喜欢《红与黑》”，提倡“五讲四美”时，他宣扬“塑造美的心灵”，1992年南巡后，他鼓励年轻人“投身改革大潮”，最近的主题变成了“国学与智慧”，他统计过，习近平同志最近给北大学生的演讲中“引传统文化20次”。
    包装这些思想的是青春和励志，上台前，李燕杰通常会背十几条自创的万能“哲理”：“能干大事干大事，干不了大事干小事，干不了小事不干事，千万不要干坏事”。他擅长运用年轻人的语言，“我演讲前首先要寻你们中最漂亮的女同学，看着她们，我就有了激情”。一位网友回忆，一场“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演讲，略带痞气的开场白瞬间赢得台下年轻人的共鸣。他曾说站在演讲台上，自己就像一个演员。
演讲家
    李燕杰并非政工干部出身，他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来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学院读书。刚解放时，他曾在北大露天广场听过郭沫若演讲，诗人在台上说：“今天我沐浴在金黄的党的阳光下”这一幕留给他深刻印象。
    “青年导师”
    除了演说家这个头衔，李燕杰当时还被称作“青年导师”。
    他的演讲集《塑造美的心灵》出版后累计销量550万册，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76岁的顾兴业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当时听说北京有个老师演讲很受欢迎，不明白为什么“对讲演报告很反感的时代，反应这么强烈”，如今回头看那段历史，他认为“”压抑了老百姓爱国的热情，还有成才啊学习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并不一定好到哪里去，而是填补了青年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在民间多年说话经验的历练，为他被国家选中奠定了根基。1981年一场报告后，坐在台下的几个女领导上台，其中个头不高的一个拉着李燕杰的手说：“你用生动的语言说了中央要说的话”。她是的夫人李昭。那年冬天，国家培养的一个留学生在纽约发表“反共言论”，中央决定成立“慰问留学生代表团”，去西方给留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李燕杰入选“慰问团”，住进中南海故居，开始为共和国演说。
    李燕杰窝在沙发里，沉浸在回忆中，看上去有些得意。与高层的关系也让他受益，演讲时，历任领导人的名字就像隔壁邻居一样频繁出现，“我在中南海跟锦涛他们接触过。”
    不过，那个年代的演说家们并不都是这样幸运。当年和李燕杰齐名的“共和国演说家”曲啸在美国讲演时，为打动留学生，讲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悲惨经历。网上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称，曲啸以平反冤假错案作为故事的结尾，又说了句：“但是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本想教育年轻人爱党爱国，结果却给现场一位台湾教授递了质疑的刀把。当天的演讲因此中止，曲啸提前回国。1991年他在一次演讲后突发大面积脑梗，瘫痪并失去了说话能力，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之行让曲啸心理崩溃，没有休养过来。
    “在国外这么讲啊，这时间地点有点差别，它有点错位。你要在大陆讲（没问题），都是咱共产党儿女，你妈妈打了你，你骂你妈妈，当然不能骂了。”李燕杰说，我不会像曲啸那么傻。说不客气话，你想我的毛病是很不好。说难听点，已经油了。一个被他反复讲述的经典案例是，在欧洲演讲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他答：“联合起来干什么这你都不明白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变成有产者！”
    “李老师看上去就是比较圆柔，左右逢源，什么话都能讲。”最近几年一直为李燕杰出书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张立红告诉记者：“虽然很多人的行为他是绝对不赞成的，他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此次
追随者去美国演讲“中国梦”，临行前李燕杰特意嘱咐，到了那边不要谈论宗教、政治体制，不要谈论文化差异，一定讲正面的，不要讲负面的，不去指责别人、说三道四，这是他多年总结的安全经验。
    李燕杰说，他也是在曲啸去世后才知道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与此相比，“共和国演说家”们受到的另一次冲击更为人所知。1988年，几个深圳蛇口青年听完曲啸、李燕杰等人的演讲后，称他们的思想在蛇口没有市场，几个青年认为，对祖国爱的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讲虚的假的空头的。《人民日报》还就此进行了一次大讨论。一位评论家撰文认为，这场“蛇口风波”意味着“空洞、高蹈的理想与实际的严重脱节”。
    如今依然活跃在演讲台上，李燕杰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频繁出现在报纸头版上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过时了，“现在媒体本身有问题，为什么？媒体就喜欢这漂亮的女演员，哪怕出了个家庭问题，第三者插足，这都愿意登，李燕杰作了多大的报告，影响多大，无所谓，是不是这样啊，很明显。”
    时代也并非不需要李燕杰。至少最近几年，他还经常受邀去寺庙、监狱以及企业家培训班里演讲，他的追随者颜永平说，习近平主席提出领导干部讲话要脱稿，演讲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记者采访时，住在隔壁的中年女子硬把家里的两个中学女生塞进李燕杰的屋里，让她们受受教育。总有人在路上跟他抱怨：“燕杰教授，您做了半天工作，幼儿园的阿姨跟孩子说要红包。”他在路上听到年轻学生聊天：“共产党的社会我就先拿党票，拿党票就出国，出国以后我就发财，发财以后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参加了、周恩来、习仲勋的诞辰纪念大会，“一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领袖，他过世以后，有人妄图贬低他，否定他，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大会发言时他这样说。李燕杰并不讳言自己把儿子和孙子都送出国，一个当CEO，一个去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