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教案(上)
清人赵翼有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己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有这样一段:“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诗词中又有一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些语句中的“风骚”不用多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在说到“风骚”时还特指古代文学作品中两部经典——《诗经》与《楚辞》。国风是《诗经》的主体部分与精华所在,《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品,于是古人常常用“风骚”特指《诗经》与《楚辞》。
《诗经》收录的作品上起西周,下至春秋中叶,共三百零五篇,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有人曾认为《礼记·郊特牲》中的伊耆氏《
蜡辞》、《吴越春秋》中的《弹歌》等是最古老的歌谣(详见游国恩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第一章第一节),这些毕竟还是猜测,尚未能确考。
既然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怎么样编订而成的呢?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献诗说”、“删诗说”与“采诗说”。“献诗说”的文本依据主要是《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这句话出于周厉王时的召公之口,主要是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处所献之诗是否便编订成了《诗经》并没有明确指出。“删诗说”主要是讲孔子删诗。《墨子·公孟》中曾云《诗经》不止是三百余篇:“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更是明确地讲:“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尽管讲得明确,后世学者对司马迁的说法还是持怀疑态度。学术界较多采信的是《汉书·食货志》中的“采诗说”(1),认为古有采诗之官,将民间诗歌搜集、整理,配上音乐进入宫廷,使统治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在此基础上便编订出了《诗经》。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本章将关于《诗经》的某些知识点用数字“四”和“六”串起来。说到“四”,大家要能够区分“四诗”与“四家诗”。古时有一副名联,据说是由苏东坡对出。上联
为“三光日月星”,下联为“四诗风雅颂”。“雅”分为“大雅”与“小雅”,故可与“风”、“颂”合称为“四诗”。而“四家诗”主要是汉时讲授《诗经》的四家: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与赵人毛苌。“四诗”是《诗经》的组成部分,“四家诗”是《诗经》学的学术派别,大家不要混为一谈。数字六主要是帮助大家记忆“六义”。什么是“六艺”呢?概而言之,“六艺”是“风”、“ 雅”、“颂”、“赋”、“比”、“兴”六者的总称;分而言之,“风雅颂”这三者为“诗篇之异体”,也就是说,是诗歌的不同体制;“赋比兴”这三者为“诗文之异辞”,也就是说,是文学的表现手法。再进一步说,“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将《诗经》分为三种不同的体制——“乡土之音” 谓之“风”、“朝廷之音”谓之“雅”、“郊庙之音”谓之“颂”2; “赋比兴”这三者则主要是指以下一些表现手法——“赋者,铺陈其物而直言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在掌握了这些知识点之后,我们不妨再看看《诗经》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有这样一个故事(听讲),引出以下一段话“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是《论语》中孔子称赞周代礼乐文化的一句话,他说,周代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乐而形成了非常繁荣的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诗经》与传
统文化最密切的就是周代的礼乐文化,因为,它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在周王朝推翻商王朝之后、尚未被秦王朝所灭之前的作品,虽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己经衰微,可是,周代的礼乐文化仍然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有着重要影响。
先看这么一首诗: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
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
无礼仪,无行止之人,社会己经无法接受、无法容忍了,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礼乐文化
在当时的重要影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避免对《诗经》的某些误读。大家都很熟悉《伐檀》一诗中的“不稼不穑”、“不狩不猎”、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几句,常常听到的解释是劳动者对剥削、压迫的认识与反抗。其实,交纳租赋是当时领主与劳动者彼此认定的一种经济关系,不仅领主视自己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为必然,劳动者也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剥削、压迫的不合理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其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指责的不是不劳而获,而是“无功而食”。孟子曾引此首诗,赵歧所作作的注便是:“无功而食谓之素餐”。另外,“不稼不穑”、“不狩不猎”仍然与周代的礼乐文化有关。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君子”礼仪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亲农”,周公在《尚书·无逸》中教诲成王时就曾明确指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礼记·月令》、《礼记·祭义》、《谷梁传》等典籍都曾载有周代“君子”亲农的礼仪程序。周代的“君子”还要参与狩猎,既可娱乐,又可习武,也演练了驾车本领与“进退之礼”。所以,《伐檀》一诗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批判不能简单理解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也不能等同于享乐腐朽,而是指责违背“礼”之规定的“无功而食”行为。
前面我们讲了《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关系,下面我们再看看它与先秦外交活动的关系。在今天看来,《诗经》理所当然的是文学作品,可是,在先秦时代,人们对文学还未
能自觉,人们所说的“文学”一词是指学术、学问的意思。既然对文学缺少自觉意识,先秦时代《诗经》被人们看重的便不是审美价值而是实用价值,其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外交活动上。
《左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听讲),引出先秦外交中的“赋诗言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语叫“断章取义”,先秦人就是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在外交时含蓄表达意图与情感的。在前面的故事中,国子所赋《辔之柔矣》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子展所赋《将仲子兮》中有“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等句,子展便不妨“断章取义”,委婉地劝谏晋国不要一意孤行,要考虑到各国舆论——“人言可畏”。
采薇教案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诗经》的艺术特点。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来概括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固然不错,不过毕竟流于简单化。正如俄国作家陀思陀耶夫斯基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生活的摹本,而是在熟视无睹中发现惊悚,在衣食住行中发现被掩蔽的真实。以 “歌其食”、“歌其事”论《诗经》并不是提升了《诗经》的地位,反而是对一些艺术水平并不高的作品作了不相称的褒扬。其实,倒是“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有首诗大家既使不会背诵,也一定知道其中的一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首诗便是《诗经》中的《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只是很简单的一句,可是却诗味浓郁。放在整首诗中就更加优美了:
蒹葭苍苍,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从季节上来讲,这是秋天——“白露为霜”。从时辰上来讲,诗中有一个时间的推移过程值得注意——“为霜”、“未晞”、“未已”。这么一个过程是霜融为露,露再被太阳蒸发的过程,也就是气温慢慢升高、天渐渐变亮的过程。我们不知抒情主人公什么时候来到河畔,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呆了很久。我们也不知他想了些什么,但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所思所想离不
开“伊人”。这里的蒹葭、霜露便是典型的“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青青蒹葭,晶晶霜露。有点儿凄清,有点儿寒凉。然而这不是单纯描绘物象,而是营造出一个美丽近乎忧郁、恍惚如同梦境、柔肠百转、缠绵悱恻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引出万般思绪,千种情愁,其审美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诗经》中的“比”、“兴”又常常是二者兼用,浑然一体的。以《卫风·氓》中的一段为例: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椹。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可以是比,比喻女主人公的盛年,因为后文“桑之落矣,叶黄而陨”便说到女主人公年老衰,被负心汉所弃。然而这一句也是“兴”,引发一段“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感慨。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然而却无板滞单调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复沓的章法,形成了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节奏感。有时,甚至只是略变动几个词,却能有很好的审美效果。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采”之一字具体化为五个动词——“有”(收藏)、“掇”(拾取)、“捋”(捋取)、“袺”(拉起衣衽,把东西放进去)、“襭”(把衣衽插在衣带中以盛放物品),再置之于复沓的章法中,真如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所言:“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中除叠句之外还常常使用叠字,如前面两首诗中的“苍苍”、“采采”、“萋萋”,此外较为有名的还有《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等。又有所谓的双声叠韵如“参差”、“栗烈”、“绸缪”、“栖迟”等,都使得音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首先,《诗经》虽有少数叙事史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就可被视为周部族的发祥史诗与开国史诗,但这些作品在《诗经》中所占比例甚小。有些诗中也有叙事的成份,如前面所举的《卫风·氓》就追怀了往事,但这些叙事只是片断,是为抒情服务的,抒情是主体。可以这样说,《诗经》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奠定了以抒情诗为主的民族文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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