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九书原⽂、翻译及赏析
唐代：⽩居易
⽉⽇，居易⽩。微之⾜下：⾃⾜下谪江陵⾄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叙为⽂因缘，与年⽉之远近也。仆既受⾜下诗，⼜谕⾜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端，并⾃述为⽂之意，总为⼀书，致⾜下前。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思所陈，亦⽆出⾜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寝外⽆余事，因览⾜下去通州⽇所留新旧⽂⼆⼗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所畜者，便欲快⾔，往往⾃疑，不知相去万⾥也。既⽽愤悱之⽓，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下幸试为仆留意⼀省。
夫⽂，尚矣，三才各有⽂。天之⽂三光⾸之；地之⽂五材⾸之；⼈之⽂《六经》⾸之。就《六经》⾔，《诗》⼜⾸之。何者？圣⼈感⼈⼼⽽天下和平。感⼈⼼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华声，实义。上⾃圣贤，下⾄愚騃，微及豚鱼，幽及⿁神。分⽽⽓同，形异⽽情⼀。未有声⼊⽽不应、情交⽽不感者。
圣⼈知其然，因其⾔，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有韵，义有类。韵协则⾔顺，⾔顺则声易
⼊；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泰，忧乐合⽽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垂拱⽽理者，揭此以为⼤柄，决此以为⼤窦也。故闻“元⾸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者⽆罪，闻者⾜诫，⾔者闻者莫不两尽其⼼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情。⽤⾄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为⽂。故河梁之句，⽌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雁为喻，讽君⼦⼩⼈则引⾹草恶鸟为⽐。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之什⼆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以渊明之⾼古，偏放于⽥园。江、鲍之流，⼜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何如⽿。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也。皆兴发于此⽽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百年，其间诗⼈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昂有《感遇诗》⼆⼗⾸，鲍防《感兴诗》⼗五篇。⼜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不迨矣！索其风雅⽐兴，⼗⽆⼀焉。杜诗最多，
可传者千余⾸。⾄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尽善，⼜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壕》、《潼关吏》、《芦⼦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臭，路有冻死⾻”之句，亦不过⼗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辍寝，不量才⼒，欲扶起之。嗟乎！事有⼤谬者，⼜不可⼀⼆⽽⾔，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六七⽉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字⽰仆者，仆⼝未能⾔，⼼已默识。后有问此⼆字者，虽百⼗其试，⽽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五六，始知有进⼠，苦节读书。⼆⼗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课诗，不遑寝息矣。以⾄于⼝⾆成疮，⼿肘成胝。既壮⽽肤⾰不丰盈，未⽼⽽齿发早衰⽩；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之所致，⼜⾃悲。
家贫多故，⼆⼗七⽅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或出⽰交友如⾜下辈，见皆谓之⼯，其实未窥作者之域⽿。⾃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章合为时⽽著，歌诗合为事⽽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屡降玺书，访⼈急病。
仆当此⽇，擢在翰林，⾝是谏官，⽉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病，裨补时阙，⽽难于指⾔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责；下以复吾平⽣之志。岂图志未就⽽悔已⽣，⾔未闻⽽谤已成矣！
⼜请为左右终⾔之。凡闻仆《贺⾬诗》，众⼝籍籍，以为⾮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变⾊矣；闻《登乐游园》寄⾜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
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僧孺之诫焉。乃⾄⾻⾁妻孥，皆以我为⾮也。其不我⾮者，举世不过三两⼈。有邓鲂者，见仆诗⽽喜，⽆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泣，未⼏⽽衢死。其余即⾜下。⾜下⼜⼗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持耶？抑⼜不知天意不欲使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思关东⼀男⼦⽿，除读书属⽂外，其他懵然⽆知，乃⾄书画棋博，可以接居之欢者，⼀⽆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时，中朝⽆缌⿇之亲，达官⽆半⾯之旧；策蹇步于利⾜之途，张空拳于战⽂之场。⼗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迹升清贯，出交贤俊，⼊侍冕旒。始得名于⽂章，终得罪于⽂章，亦其宜也。
⽇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中。仆恧然⾃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闻有军使⾼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夸⽈：“我诵得⽩学⼠《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下书云：到通州⽇，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哉？⼜昨过汉南⽇，适遇主⼈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相顾⽈：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长安抵江西三四千⾥，凡乡校、佛寺、逆旅、⾏⾈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庶、僧徒、孀妇、处⼥之⼝，
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欲窃时之富贵，使⼰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多蹇，如陈⼦昂、杜甫，各授⼀拾遗，⽽屯剥⾄死。孟浩然辈不及⼀命，穷悴终⾝。近⽇孟郊六⼗，终试协律；张籍五⼗，未离⼀太祝。彼何⼈哉！况仆之才⼜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官品⾄第五，⽉俸四五万，寒有⾐，饥有⾷，给⾝之外，施及家⼈。亦可谓不负⽩⽒⼦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者；⼜⾃武德⾄元和，因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百五⼗⾸，谓之'讽谕诗'。⼜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保和，吟玩性情者⼀百⾸，谓之”闲适诗“。⼜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形于叹咏者⼀百⾸，谓之”感伤诗“。⼜有五⾔、七⾔、长句、绝句，⾃⼀百韵⾄两百韵者四百余⾸，谓之”杂律诗“。凡为⼗五卷，约⼋百⾸。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云：“穷则独善其⾝，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退。进退出处，何往⽽不⾃得哉！故仆志在兼济，⾏在独善，奉⽽始终之则为道，⾔⽽发明之
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时⼀物，发于⼀笑⼀吟，率然成章，⾮平⽣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贱⽬，荣古陋今，⼈之⼤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诗，⼜⾼雅闲淡，⾃成⼀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亦未甚爱重，必待⾝后，⼈始贵之。今仆之诗，⼈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于讽谕者，意激⽽⾔质；闲适者，思澹⽽辞迂。以质合迂，宜⼈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独⾜下⽿。然百千年后，安知复⽆如⾜下者出，⽽知爱我诗哉？故⾃⼋九年来，与⾜下⼩通则以诗相戒，⼩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律，不杂他篇，⾃皇⼦陂归昭国⾥，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余。攀、李在傍，⽆所措⼝。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灵，役声⽓，连朝接⼣，不⾃知其苦，⾮魔⽽何？偶同⼈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夜酒酣，⼀咏⼀吟，不觉⽼之将⾄。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以加于此焉，⼜⾮仙⽽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轻⼈寰者，⼜以此也。
当此之时，⾜下兴有余⼒，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古乐府，李⼆⼗新歌⾏，
卢、杨⼆秘书律诗，窦七、元⼋绝句，博搜精掇，编⽽次之，号为《元⽩往还集》。众君⼦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未终⽽⾜下左转，不数⽉⽽仆⼜继⾏，⼼期索然，何⽇成就？⼜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下，凡⼈为⽂，私于⾃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惑。必待交友有公鉴⽆姑息者，讨论⽽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下，为⽂尤患其多。⼰尚病，况他⼈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下相见⽇，各出所有，终前志焉。⼜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哉！
浔阳腊⽉，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之话⾔也。
居易⾃叙如此，⽂⼠以为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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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及注释
译⽂ ⽉⽇，⽩居易，微之⾜下：⾃从⾜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你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百⾸了。每逢寄诗来，你还不辞⾟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做⽂章的缘由和年⽉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诗，⼜理解了你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做⽂章的意图，总起来写⼀封信，送到⾜下⾯前。但是，⼏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 显⽰全部
译⽂及注释
佚名
译⽂
⽉⽇，⽩居易，微之⾜下：⾃从⾜下被贬到江陵府到现在，你赠送和酬答我的诗已近⼀百⾸了。每逢寄诗来，你还不辞⾟苦，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做⽂章的缘由和年⽉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诗，⼜理解了你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做⽂章的意图，总起来写⼀封信，送到⾜下⾯前。
但是，⼏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下的见解，所以有好⼏次都是铺开信纸⼜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你到通州去时留下的⼆⼗六轴新旧⽂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你会⾯谈⼼⼀样。我长时蓄积于内⼼的想法，便想⼀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你还在⾯前，竟忘记了你是在遥远的通州。从⽽，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愿，勉⼒地写了这封信。希望⾜下为我⽤⼼看⼀看，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起源真是太久远了。三才都有⾃⼰的⽂：上天的⽂，以三光为⾸；⼤地的⽂，以五材为⾸；⼈间的⽂，以六经为⾸。就拿六经来说，《诗经》⼜是为⾸的。为什么呢？因为圣⼈就是⽤诗感化⼈⼼，⽽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的事物，没有⽐情先的，没有⽐⾔早的，没有⽐声近的，没有⽐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圣贤，下⾄愚⼈，微⼩如豚鱼，幽隐如⿁神，种类有别⽽⽓质相同，形体各异⽽感情⼀致。接受声⾳的刺激⽽不产⽣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内⼼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圣⼈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语的状况，把它纳⼊六义，按照声⾳的形态，把它鎔⼊五⾳，使之合于规范。
五⾳有规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语就通顺，语⾔顺畅声⾳就容易动⼈。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这样⼀来，其中就包含着博⼤精深的道理，贯串着隐密细微的事物。
天⼦和平民就以上下沟通，天地之⽓就能彼此相交，⼈们的忧乐相同，⼈⼈的⼼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拱⼿就把国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把这作为主要权衡；也辩明了诗的义和⾔，把这作为主要的法宝。因此，听到“元⾸明，股肱良”这样的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洛汭这样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诗讽谕的⼈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喻的⼈可以作为戒鉴。实⾏讽谕的和听到这到讽谕的各尽⾃⼰的⼼⼒。
鱼我所欲也翻译及原文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的情志，抒发感慨⽽写成诗⽂。因此，“携⼿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于表达离别的伤感，“⾏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雁起兴，讽咏君⼦⼩⼈就⽤⾹草恶鸟打⽐⽅。虽然六义不完全，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分之⼆三。这时候，六义就缺⽋了。晋宋以来，
得到国风传统的⼤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但是多耽溺于⼭⽔。如陶渊明诗的超拨古朴，但是⼜多放情于⽥园。江淹、鲍照之辈，⼜⽐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连百分之⼀⼆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向衰落了。到了梁、陈中间，⼤都不过是
玩弄风雪、花草⽽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如何罢了。⽐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雪霏霏”，就是借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赞美车前草⽽祝贺妇⼈有⼦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唐已经兴盛两百年了，其间的诗⼈不可胜数。值得⼀提的，陈⼦昂有《感遇诗》⼆⼗⾸，鲍防有《感兴诗》⼗五⾸。还有诗中的豪杰，世⼈把他们并称称为“李杜”。李⽩的作品，才华出，不同凡响，普通⼈没办法与之相⽐！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之中连⼀⾸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下来的有⼀千多⾸。⾄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超过了李⽩。但是举出《新安吏》、《⽯壕吏》、《潼关吏》、《塞芦⼦》、《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臭，路有冻死⾻“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才⼒的不⾜，就想的马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不是⼏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番。
我出⽣六七个⽉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指着⽆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
但是⼼⾥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来就与⽂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的荣耀，就刻苦读书、⼆⼗岁以来，⽩天学习做赋，夜⾥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没有空闲时间睡眠休息。甚⾄于嘴和⾆头都⽣疮，⼿和肘都磨成茧。眸⼦⾥⾯总是⼀晃⼀晃的，好象飞着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概是刻苦学习奋⼒做诗造成的，⾃⼰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贫困⽽⼜多事故，直到⼆⼗七岁我才应进⼠试。考中以后，虽然专⼼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有三四百⾸。有时拿出来让⾜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家⼀见都说写得⼯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平。⾃从到朝廷作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章应该为时事⽽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屡次下诏书，调查⼈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做左拾遗的官，亲⼿领取写谏章的⽤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解救⼈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先是⽤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平⽣振兴诗道的⼼愿。没有想到，⼼愿没有实现⽽悔恨已经产，诗歌没有闻于上，⽽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你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诗》，众⼈就⼀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就⾯呈怒⾊，都不⾼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都相视变⾊。听到我的乐游园寄⾜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就切齿痛恨。⼤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僧孺揭露时政⽽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我的兄弟妻⼦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三个⼈。有⼀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你的情况了，⽽你⼗年来⼜困顿到这步⽥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不能⽀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但是，我⾃⼰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个普通⼈罢了。除去读书作⽂之外，其它事是胡胡涂涂⼀⽆所知，甚⾄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交换联欢的事，我都⼀⽆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知了。当初应进⼠试的时候，朝廷⾥⾯连⼀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个曾有过⼀⾯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所知，⾜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章知名的，最后⼜由于⽂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赞扬⼈才的考试，多⽤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
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们的⼝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次来长安的时候，⼜听说有个军使⾼霞寓，要聘娶⼀个歌妓。歌妓⼤夸其⼝说：“我能唱⽩学⼠的
《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样呢？”因此，就抬⾼了⾝价。⾜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集合⼀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路三四千⾥，凡是地⽅学校、佛寺、施舍、⾏⾈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枝，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杜甫，⼼情也是注重这⼀点的。
古⼈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向来是多难的，象陈⼦昂、杜甫，都是做⼀个普普通通的拾遣，⽽⼀直困难到死。李⽩、孟浩然⼀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近来，孟郊年已六⼗了，才最后试⽤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岁了，也没超过⼀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物呵！他们是什么⼈物呵！况且我的才能⼜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俸四五万，寒天有⾐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之外，还能养活家
⼈，也算对得起⽩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个⽉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有关的诗，还有⾃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题⽽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百五⼗⾸，叫做讽谕诗。⼜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活，保养元⽓，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百⾸，叫做闲适诗。⼜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百⾸，叫做感伤诗，⼜有五⾔、七⾔的绝句，长⾃⼀百韵短⾄⼆韵的四百多⾸，叫做杂律诗。⼀共⼗五卷，⼤约⼋百⾸。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定全部送给你。
微之，古⼈说：“不见⽤的时候就只顾⾃我修养，见⽤的时候就要为天下⼈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地，引⾝⽽退。仕进退隐，往何处⽽不怡然⾃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为是在只顾⾃我修养。我所奉⾏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道，以⾔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时⼀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笑⼀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时，本能删去。将来有⼈替我编辑这些诗⽂，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除去才⽓超拨，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诗⼜⾼超雅正，安详适静，是⾃成⼀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们并不太重视，⼀定等到诗⼈死后，⼈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下⽽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象⾜下这样的⼈出现，⽽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九年来，我与⾜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都由于诗呵！
⽐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陂归昭国⾥，互相轮流吟唱，在⼆⼗多⾥的路程上吟诗的声⾳⼀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灵劳苦，声⽓耗费，⽇以继夜，⽽不知⾟苦，这不是魔⼜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结伴，⽽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橛的仙⼭，那种快乐也不会⽐这更⾼了。那不是仙⼜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你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你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的古乐府，李⼆⼗的新歌⾏，卢拱、杨巨源⼆秘书的律诗，窦七、元⼋的绝句，⼴泛地搜集，精⼼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往还诗集》。诸位君⼦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兴的，把这看做⼀件⼤事。唉！计划没有实现，你就被降职调离，不⼏个⽉我也接着被贬官了。性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要为这件事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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