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作家作品谈一谈你对八十年代诗歌的认识和理解
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八十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也许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这么说和诗歌在其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关系不大，更配得上“黄金”意象的是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厉行自身变革所焕发出的那种勃勃生机，所呈现的那种发展势头，所贡献出的一大批重要作品和诗人。
1976年“”的结束，使诗歌创作以及诗歌“想象”逐渐真实起来。然而，如果只是考察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发表，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历史记忆的清理仍然是一个过程。这不但为“复出的诗人”、“归来者”之类的诗歌史称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也为年轻一代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获得了历史的机遇。艾青正是其中的代表。
重返试探的艾青，为了解决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政治激情澎湃而诗情淡薄、生硬和缺乏形象性的不足，选择了宏观抒情这一磅礴大气的艺术形式。艾青总是从艺术辩证法出发去观察体验生活，又从这些艺术地再现的生活中探求到了宇宙、社会以及生活的辩证规律，以意象的如实的微观，层层推演到象征的宏观甚至是无限，最终完成一个巨型的艺术构思。如《光的赞歌》通过回顾人类历史长河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艾青以他全部的感情，气势磅
礴地讴歌了“只知放射，不求报偿”的光明，着力地鞭挞了黑暗。始终坦露出来的诗人对政治和人生的见解，体现了诗人的宇宙观、历史观和美学理想。其中，爱情成功的运用象征的手法，通过光这个具体可感同时又凝聚着哲理的亮丽的形象，诗话的反应了是人对人生的广播深思，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细致观察，岁现实社会的富有胆识的剖析，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的前途、理想的确信，并借对光的赞颂而肯定和颂扬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极有感染力又有启迪意义。
无论从诗歌艺术的演变，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上，“朦胧诗”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既可以视为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在“沉默”近四十余载之后的一次复苏，同时，也是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青年诗人在不断反思苦难经历、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较早接受外来诗歌潮流影响的必然结果。朦胧诗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但是，在顾
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顾城追求一种透明的美、纯净的美、神奇变幻的美。他尊重生命，尊重自我，所以他的诗歌意象多取自具有生命内蕴的自然物象，尤其是蓝的、开阔的"海"的意象，在他的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分量。顾城的诗歌想象独特，常常出人意料，在"无理"的情感逻辑中体现出艺术上的妙处，比如："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还悬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生命幻想曲》)，意象丰富而奇持，想象开阔，以生命为核心，建构了梦幻般的诗意境界。 顾城的诗歌注重表达内在的生命感受，注重艺术上的创新，和其他一些出现于80年代的"朦胧诗"诗人一样，放弃高吼和说教，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探索赋予了新诗以鲜活的艺术生命。
海子的诗歌
与“朦胧诗”的整体意识和反思相比，“第三代诗歌”则更多体现了一种“现代”意识，而且，如果只是从其追求“平面模式”，讲求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意识、反崇高，以及专注语词的表现来看，“第三代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体现为提前进入“后现代”的种种表征。
海子的诗歌写作，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但在一种常见描述中，他被当成是一个横
空出世的诗歌天才、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抒情诗人。对于“身体”，海子是有特殊敏感的，而且在他诗中，有一种“同化”的想象，即：身体与泥土、与自然、与世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原始力量的外在表现，被同一种力量所支配。比如《思念前生》的一段：“庄子想混入/凝望月亮的野兽/骨头一寸一寸/在肚脐上下/象树枝一样长着”。骨头在身体中，象树枝一样生长，给诗歌带来一种奇异的彩。有的时侯，这样一种技巧导致了令人震惊的比喻，比如他是这样形容桃花的：“温暖而又有些冰凉的桃花/红堆积的叛乱的脑髓”,在传统的修辞成规中，“桃花”总会与阳光、春天等意象相连，但在这里，“桃花”的鲜艳，与“脑髓”一词的暴力、血腥，彼此碰撞，极为鲜明传达出盛开的花朵在诗人眼中呈现出的狂乱的生命力。在诗歌史上，将生理上的官能感受融入诗歌形象，或者说“用身体来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现代技巧，海子的方式无疑是丰富了这种技巧。但更为要的是，在海子后期诗歌中，随着语言的加快、紧张，对身体的关注，不断发展成一种特殊的负面“想象力”，暴力的、死亡和分裂的景象遍布他的诗歌。
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尤其是当代诗歌，它要承受来自三方面的压力：古典诗歌的辉煌成就，西方诗歌传统的挤压，以及新诗在近100年发展中提供的传统。在重重压力之下，诗歌写作要想焕发自己的生命力，开掘出自己的可能性，
不得不首先将自己变成一场大火，象涅盘的凤凰一样，重新塑造自己的形态，展开全新的、令人震惊的羽翼，这是八十年代诗歌的理想，虽然是一种偏执的、失掉优雅分寸感的理想，但这正是海子的价值和悲剧所在。
“80年代”作为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时间阶段，它的“特别”主要就体现为“文化复苏”到“文化转型”时代“角”的迅速转变上。随着80年代中期外来文化信息涌入速度的加剧，类似西方种种流派的写作方式可以在中国文坛上竞相登场，而这种以几年时间就把西方几十年的“东西”匆匆实践了一遍的行为，自然会造成不一样的效果。因此，它的迅速演化也必将遮蔽一些潜在于诗歌内部的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同样以“迅速”、“断裂”方式处理遗留问题的行为，也期待着历史的再度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