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
一
诗歌“边缘化”自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判断就已经被
广泛接受，成为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诗
歌的没有多少争议的描述。在这一概念的普遍运用中，80年代被设定为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而“边缘化”进程则起始于80
年代末。在批评家的叙述中，诗歌“边缘化”主要涉及诗歌的处境，即诗歌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问题。减缩、下降、滑落等，是使用频率颇高的、用来说明“边缘化”征象的一组富动态特征的语词。“滑落”首先是指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写作、流通日益走上“圈子化”的倾向。作为可替换的另一相当普遍的说法，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因此，诗歌有时候也被称为“为生产者而生产的产品”①。对这个现象的进一步说明，是诗歌失去广泛感召力和影响力。一个相当夸张的说法是，诗歌不仅被“公众”所遗忘，
而且也被文学界所忽略。空间位置的这种偏离“中心”的滑落，也表现在“文类”关系上。不要说相对于流行
文化，即使在“严肃文学”的范围内，其地位也今非昔比。虽然总的来说，90年代文学的地位都在下降，不过，由于小说等本身的“通俗化”特征，遭遇的这种滑落震荡，比起诗歌来相对要小许多。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小说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诗歌在许多时候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末，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衡量文学成就所依据的成果，有几乎全部由小说承担的趋势，诗歌变得可有可无。在当前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当代诗歌逐渐成为点缀；专治当代文学的教授，有的对80年代以来诗歌的了解，仅限于“朦胧诗”外加80年代有限的几个诗人，对于90年代的情况则几乎一无所知。
对诗歌“边缘化”的分析，也探及诗人的处境。诗歌地位的滑落与诗人身份、形象的暧昧不明，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诗人的定位和相应的写作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浅表但并非不重要的层面，也就是作为谋生
手段的“职业”方面看，“专业诗人”很快会从我们的词典里消失。在90年代，仅靠
写诗难以维持正常生计。诗集出版的艰难，诗作稿酬的微薄人所共知②。但是诗人就纷纷“饿死”了吗？那也未必，他们也不都穷愁潦倒。“诗人兼职”和“兼职诗人”成为普遍现象：诗人同时又是政府官员、教授、商人、企业家、公司职员、报刊编辑……这种事实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习佛学禅，在街头摆书摊默坐如一入定老僧的诗人③，会被称奇而增添诗作的分量。但是，既在官场、商场为获取最大利润博弈，同时也在灯下歌唱纯洁爱情——许多人还是没有具备
将这种不同“身份”、“面孔”加以协调、综合的能力。但“职业”只是一个方面，困难之处是在新的语境中，诗人应扮演何种“文化”角。在80年代，“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
当代诗歌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④。“戴错”这个说法也许值得讨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种“面具”已大多自动或被迫摘下。在这种情况下，诗
人该换上什么“面具”，不仅他们中一些人心里无数，批评家、社会公众也不大弄得明白。他们仍是“斗士”吗？有的人会觉得这是虚妄；语词锻造者吗？另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丧失社会责任感；自娱兼娱人的歌手吗？更多人肯定斥责为堕落。诗人本来在思维、想象方式上就有些“超常”，有的行为且有点“怪异”。这些，如果有了文化传统、神圣使命、浪漫情调的支持，往往成为美谈。一旦这种种支持撤去，那种真“超常”，就可能成为令旁观者侧目的怪诞，甚至疯癫。因此，有一位诗人说，“写诗写久了总被人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⑤。诗歌地位的滑落，在90年代引发对新诗的新一轮的“认同危机”。这也是“边缘化”的另一征象。诗歌风光无限的80年代自然
不会出现这样的“危机”论，即使有人提出也不会得到理睬。谈论新诗的“危机”当然也不是新鲜事，多少年就会来一次，也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了吧。新一轮的“危机”论，是以“全球化”视境来提出论据的：百年新诗为什么没有出现“国际公认”的
大诗人和经典作品？“国际公认”继“辉
煌古典诗歌”之后，在“世纪末”成为摧毁新诗自信心的另一有效手段。稍具悖谬意味的是，据说“新文学”已经“终结”，但顽强质疑为“新文学”开道的“新诗”合法
性仍在继续。相信即使是那些殚精竭虑的新诗辩护者也不会反对检讨新诗的问题、阙失。问题是这种反省，在许多时候都以历史的“后设”的方式，来“彻底”动摇新诗发生、存在的根基。1958年的新诗发展道路论争的主导意向就是这样；90年代的质疑，也具有相似的逻辑。
二
可以发现，近年来对于诗歌“边缘化”的
分析，存在着两个支撑点。一是现象描述与价值评价的重叠、交错，即它不仅是有关现象的说明，而且在不少论者那里，是诠释性的批评概念。另一个是“80年代”被设定为事实观察、评价的基础。从前一个方面说，在不少论述中，“边缘化”不仅用来廓清诗歌空间位置移动、变化的轨迹，而且蕴含着对诗歌事实的评价，因而，“边缘化”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