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
他是把留声机放置在一个虚构的带有“全球共同体”彩的太平洋恨岛上，留声机成为恨岛上所有人共同享有的器物，显示了全球化的趋势。
四、象征符号：权威和主体性
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留声机”成为论争中独特的话语符码。在文学革命初期的所有论述中，“留声机”的出现频率并不高。而在革命文学论争话语中，“留声机”成为革命文学提倡者内部话语争锋的一个符码，确实耐人寻味。这一论争主要在郭沫若与李初梨之间展开。李初梨和郭沫若关于“留声机器”的不同理解中，实际上暗含着如何理解革命文学的主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革命文学的创造者如何建立自身主体性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权威与个人主体性的问题。第二层，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如何建立自身主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表现为他们身份合法性的问题，即“我”是否具有提倡革命文学的资格，“我”是否可以成为革命文学提倡者所想象的那种无产阶级文学作家。
郭沫若、李初梨等人借用西方器物“留声机器”来表达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尽管引起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可以看出，通过将“留声机器”这一器物象征化，不仅有助于理解学术名词，而且丰富了汉语的表达。
结语
“留声机”作为一种域外的现代科技器物的译名，进入汉语世界后，一方面被汉语世界同化接受，一方面也引起了汉语世界的扰动。汉语凭借文学这个形式对留声机进行多样化表达。汉语对“留声机”接纳后，慢慢地衍生出另一抒情功能：“留声机”成为重复无聊、毫无主见、丧失独立性的抒情意象。中国传统诗学中，抒情意象往往是自然景物或者动物。像“留声机”这种现代西方科技器物译名进入汉语后，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诗学的抒情意象。同时，“留声机”作为人类器物的新奇者，又成为叙事中的道具或者替代性人物形象，类似人格化的道具。汉语还在议论话语中开掘出“留声机”的象征符号功能，指向个人的主体性与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留声机”这类科技器物新名词进入汉语后，丰富了汉语表达的新意，拓宽了文学想象的空间，从而触动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范式，成为现代汉语诗学中的活跃因素。文学汉语对“留声机”的运用肯定是千姿百态的，还值得继续挖掘。
（孙瑞谦摘自《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李章斌
当代新诗不仅诞生于一个充满着集体记忆与公共语式的时代，而且，对于某些集体记忆（或者意识形态）的抵抗，是当代新诗持久且根深蒂固的“母题”之一。要明了当代诗歌与“韵律”以及背后的同一性的复杂纠葛，先得思考所谓“韵律”究竟是什么，它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有什么联系；还有，它在194
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韵”与“无韵”在各体文字中只有程度上的区
当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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