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第二件大事十年
筹备建立新中国，为新中国的起步做好政治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在1947年出现重大转折，建立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随即成为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承担的另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也随即成为1949年他们要完成的第二件大事。
1947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审时度势，发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①《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的号召。1948年3月20日，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更进一步具体设想说：“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②[②《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页。]
随着战场形势的日益明朗，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认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口号的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③[③《人民日报》1948年5月2日。]
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随即，和中共中央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
（一）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
“五一口号”发布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全国知名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参与筹划新中国建国大计。
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九月会议，进一步确认了这项历史任务。就此指出：“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①[①《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1949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1949年的17项任务，其中第12项任务就是“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②[②《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等等，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新中国实际上成为1949年党和全国人民最重要的政治建设任务。
陈子良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文献，已经公布很多。本文仅举三份文电为例，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重大任务的历史进程。
一是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欢迎民主人士工作致东北局并转李富春、张闻天电。当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等到达沈阳后，如何举行欢迎大会、如何确定参加
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名单，欢迎会之后如何作新闻报道等等，由于事关重大，中央非常重视。在刘少奇起草的这封电报中，、周恩来均做了修改。其中要求：在开欢迎会前，须有很好的政治准备，以保证大会上讲演的人能够坚决赞同我党新年献词的基本主张；大会上设法使李济琛、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章伯钧、蔡廷锴、李德全、马叙伦、彭及其他重要人物均能讲话；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可由新华社记者发表对于他们的访谈。③[③中共中央关于欢迎民主人士工作致东北局并转李富春、洛甫电报，1949年1月6日。]电报中还详细安排了已到达的33位人士的宴会座次。由此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些民主人士的安排多么慎重，工作做得多么周到和细致！
对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信任，还体现在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作合理安排，发挥他们在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比如1949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电中，指出39名候选人中“非党人士仅占四人，太少了，应再补充几位党外人士，如一时不到适当的人，可留若干空额，俟政协会后，可考虑从此间派些民主人士去”。还特意加上一句：“此点很重要，应使党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则更好。”①[①中共中央关于同意东北人民政府候选人问题致东北局的电报，1949年8月3日。]
二是1949年7月31日发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的电报，指示刘少奇在8月中下旬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其时，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结束，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并定于9月份召开。刘少奇当时担任党内五大书记之一，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当时正率团在莫斯科同苏联商谈新中国建设的一些具体事宜。电报要求：“少奇可先回国，留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请刘少奇暂离莫斯科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正说明中共中央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此外，还对苏联专家的去留发表意见：“我认为阿洛夫、米大夫（均为当时受派帮助中国工作的苏联医生——引者注）二人仍以留在中国工作为好，因为他们对中国情况已相当熟悉，他们已学了许多中国话，他们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的某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惟他们须统一在柯兄（即柯瓦洛夫，当时为来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引者注）领导之下”。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刘少奇、王稼祥的电报，1949年7月13日。]电报透漏出的关于苏联专家的信息，也反映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三是1949年8月30日写给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程潜的亲笔电文。这年8月19日，程潜致电，对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包括湖南省人民政府人事安排等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认为“尊见极好，完全同意”，并说：“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即仇鳌——引者注）、陈子良（即陈明仁——引者注）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①[①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致程潜的电报，1949年8月30日。]这类的电报大多已为公众所熟知，如、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几封著名信函等，都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对协商建国的真诚态度、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