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
    唐代侠风炽盛，绵延初盛中晚，文学创作从初盛唐的边塞诗、咏侠诗到中晚唐的豪侠小说创作，其间侠义主题笔耕不辍，任侠精神历相沿承。而任侠风气中所包含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通过其任侠、咏侠活动已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任侠风尚与文学创作发生着广泛的联系，并由此带来了咏侠诗和豪侠小说的创作繁荣。
    唐代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创作倾向和时代精神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初盛唐侠风富于理想彩，因而诗歌创作成为表达这种理想精神的一种重要体裁。中晚唐侠风颇具神秘彩，豪侠小说便成为最适宜的表现载体。可见，唐代侠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时代的不同和形式的侧重。
    一
    唐代任侠风气与初盛唐诗歌创作的联系，是探讨唐代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是基于初盛唐的任侠风气、任侠精神与文人的诗歌审美理想和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初盛唐任侠风气中体现着较为一致的任侠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慷慨意气、建
功立业与享受人生。这种任侠精神成为初盛唐文人人格理想的精神基础之一。提倡风骨兴寄进行文学革新要借助于侠的慷慨意气，立功塞外更与游侠征战边塞存在着天然的互动；科举中的引名延誉，也要通过任侠来标榜自己；追求人生享乐，时时体现着对侠的特立独行人格的崇尚。这种具有普遍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任侠精神，经由一些富于侠气侠行文人的大力倡导，遂成为初盛唐诗歌的重要内容和创作中的生动意象。钟元凯先生指出：
    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为诗坛上普遍的风气。诗人们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侠义精神的开拓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它显然并非儒、道、释这些意识形态所尽能规范的，这无疑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将任侠精神作为初盛唐诗歌的审美内容和生动意象，并非有意排斥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所具有的明净、淡雅的意境美。同时，中晚唐侠风不绝，诗歌创作中也表现任侠精神，但时代精神和任侠风尚变了，文人们的兴趣似乎并不在意于一种豪气的抒发，而更看重一个离奇的故事。因此，探讨任侠风气与唐代诗歌创作的重点便放在了初盛唐，放在了最能体现唐人审美理想和时代任侠精神的边塞、咏侠之作中了。
    在初盛唐社会意识的变更中，除佛道等社会文化因素外，任侠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对于文人士大夫人格理想的渗入颇为引人注目，亦具文学史价值。而唐人任侠，在初盛唐表现出的气质精神又紧密地联系着现实的需要和自我理想的社会角的选择，因而表现出把侠的气质精神和形象更有效地与自身的人生理想、社会选择相结合，任侠精神往往与改造人生社会的理想相一致，或与自身的需要相统一。这种重要的文化背景，为初盛唐诗人的人格理想、生活理想乃至文学审美理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影响了诗歌创作。
    从诗人角度看，初盛唐任侠风气对诗歌创作之影响，在贞观诗坛，主要是以魏征、虞世南等为代表的太宗君臣；在贞观后期到龙朔前后，主要是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主张风骨兴寄的一批诗人；在盛唐主要表现为以王维、李白、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而初盛唐这些代表诗人，或有过从军出塞征战的经历，或有侠行侠气。
    从诗歌创作本身看，虽然侠风并不是对诗人所有题材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在整体上体现了初盛唐这一时代任侠风尚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因而对诗歌创作影响的具体表现各有不同。初唐贞观诗坛，主要表现在诗人通过军旅、边塞或拟古拟意的咏侠诗来抒怀言志。从四杰到陈子昂，除了拟古拟意的边塞诗、咏侠诗之外，在咏史、怀
古、送人赠别的诗歌中，也借侠或侠义精神抒发远大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时代愤懑。盛唐以李白等为代表的诗人，咏史、怀古、赠别之作居多，且除了古题乐府外，还出现了许多变体，诗歌创作表现着深厚的现实内容。
    如果从唐诗发展演变的进程来考察任侠风气对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不难发现如下特点：一是初唐侠风之于诗坛，表现出对质朴刚健诗风的追求和以侠、侠义精神为基调，以边塞、军旅、咏侠为主题的诗歌创作。二是盛唐侠风的自由高朗和理想彩，导致了自由抒发个人感情、表达理想追求和体现民族精神、歌颂英雄主义诗篇的大量涌现。
    二
    初盛唐尚武任俠与立功边塞的互动，任侠精神与时代意识的张扬，造就了唐代文学的恢宏之气，孕育了唐代雄浑壮美审美理想重要的实践成果——边塞诗和咏侠诗。
    一般认为，初唐近百年，诗风仍是六朝浮靡华艳诗风的余波，但如果看看这时的边塞军旅之作，豪侠任气之篇，我们会真切地感到尚武任侠与立功边塞的互动，任侠精神与时代意识的张扬，与现实需要的合拍，文人与侠的密切联系，造就了唐代边塞诗和咏侠诗。宗
陈子良白华先生说：“初唐诗人的壮志，都具有并吞四海之志，投笔从戎，立功塞外，他们都在做着这样悲壮之梦，他们意志是坚决的，他们的思想是爱国主义的。……中唐诗人的慷慨激烈，亦大有拔剑起舞之慨!……在这种威加四夷，万邦慑服的时代里，当然能陶冶得出‘有力的民族诗歌’!养成‘慷慨的民族诗人’了!”从虞世南《从军行》、《出塞》、《饮马长城窟》、《门有车马客行》、《结客少年场行》到魏征《出关》、《抒怀》，初唐贞观诗坛创作主体是唐太宗及其臣，其基本主题是借边塞、军旅和游侠言志述怀。虞世南《从军行》(其二)云：
    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孤城寒云起，绝阵虏尘飞。侠客吸龙剑，恶少缦胡衣。朝摩骨都垒，夜解谷蠡围。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沙磴离旌断，晴川候马归。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飞。方知万里相，侯服有光辉。
    此诗边塞时事与侠义精神互动，诗中“烽火”、“孤城”、“萧关”、“蒲海”、“晴川”、“交河”构成雄壮辽阔的画面，侠客、恶少为国征战，塞外立功。全诗
    透露着爱国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的交融。魏征《述怀》也是充满雄心壮志的感遇之作：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征重义气，常言：“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特殊的经历使其诗充满身世之感。诗篇由时事而述怀，借侠客以言志，表现着献身国事、有为于世的精神。
    直接通过对侠的描写来言志述怀，也是贞观诗坛诗人共同的创作倾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陈子良《游侠篇》、孔绍安《结客少年场行》等。这些诗篇多为拟古或拟意的古题乐府。如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云：
    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名利。共矜然诺心，谷负纵横志。结友一言重，相思千里至。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少年重一顾，长驱背陇头。燄燄霜戈动，耿耿剑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行秋。轻生徇知己，非是为身谋。
    此诗借歌咏战国韩魏游侠，突出高渐离和荆轲，以边塞为背景，抒发自己的然诺心和“轻生徇知己”的侠义气节，仍是侠义精神与边塞时事相结合。
    从任侠风气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看，四杰等人显然感受着时代任侠精神的召唤，而表现出浓厚的功名追求、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效命意识，侠的意象和侠义精神仍然是他们抒情言志的依托。而其才高位卑的共同命运，也使他们借侠来抒发自己的慷慨意气、功业追求、知己之思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了共同的创作风格。四杰中，王勃英年早逝，而其他三人的边塞、咏侠之篇，赠别拟古之作，洋溢着豪侠之气。杨炯是四杰中最富慷慨之气者，其《从军行》云：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紫骝马》云：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发迹来南海，长呜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两诗以边塞为背景，慷慨多气，傲物见志。又借侠客的襟怀表达自己的功业追求。卢照
邻、骆宾王除了表达功业追求外，更注重对侠的生命情调的歌咏，浸透着冀知之思。如卢照邻《刘生》云：“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结客少年场行》云：“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在一些咏史、赠答、咏怀等类诗歌中，诗人亦借游侠立意抒怀。对侠的歌咏，也超出了传统乐府诗的范围。如卢照邻《咏史》四首，分别歌咏季布、郭解、郑当时、朱云四位侠义之士，表达对侠义人格精神的向往。其一云：
    季生昔未达，耳辱名不成。髡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幸逢滕将军，兼遇曹丘生。汉祖广招纳。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廷议斩樊哙，公寂无声。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