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一）.时间：1928年初~1929年9月 约两年
（二）.参与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⑴．后期创造社：李初梨、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邓均吾、周全平、叶灵凤
后期创造社主要观点：他们要求作家“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作家的创作“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⑵．太阳社：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邨人等;
主要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夏衍、洪灵菲、戴平万、刘一梦、顾仲起、楼适夷、殷夫、冯宪章、任钧、祝秀侠、迅雷、圣悦(李平心)、王艺钟、童长荣等。
太阳社主要观点：提倡表现反抗精神，抨击社会的黑暗与罪恶
⑶.鲁迅
鲁迅主要观点： 坚持“五四”以来的思想革命，即针对整个社会、面向民族生存观念的革命。特别不赞成“革命文学”倡导者所张扬的“组织生活”论。主张文艺必须反映社会真相，才于社会有益，于革命有益。
⑷.矛盾
矛盾主要观点： 并不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出现的必然性，但与创造社、太阳社有很大不同。尤其反对的是以“组织生活”说所推导的文艺工具论从思想上质疑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潜能的否定。
（三）.代表作品：
冯乃超 《艺术与社会生活》
攻击与反驳
成仿吾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 《关于革命文学》
李初梨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钱杏邨 《死去了的阿Q时代》
郭沫若 《留声机器的回音》
《桌子的跳舞》
（四）.经过：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上海聚集了一批参加过革命实际活动的作家，加上一批从日本等地归国的激进的青年，这两部分人共同倡导了革命文学运动。
后期创造社骨干李初梨的倡导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即明确的提出文学的任务就
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和意欲”，只要将革命的意图加以形象化，就可以“当做组织的革命的工具去使用”；并据此认为“五四”以来那些重在描写与解释生活现实的作品都已经落伍过时，要彻底抛弃，新文学队伍也要按照阶级属性重新划线站队。
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进行全盘否定。
鲁迅与茅盾对“革命文学”还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对于“革命文学”的倡导，原则上是支持的。“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在鲁迅看来，既然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敌视革命的当局想“禁”是“禁”不了的；不过，像某些“革命文学”倡导者那样，“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直视”，创作光纸面上摆些“打打”、“杀杀”的口号，那也只是“空嚷”。这实际是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尖锐批评。
而茅盾认为，在当时那种革命仍处于低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家更应当以现实主义态度去“凝视”现实，“揭破”现实。认为“革命文学”不应割断和排斥“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应当继承与发扬这一传统。
（五）.结果
革命文学论争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注意。1929年9月，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来清理统一文坛，扼杀“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太阳社停止攻击鲁迅，让他们同鲁迅以及其他革命的“同路人”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革命文学组织，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样，历时两年的论争便停止了。
（六）.文学史意义
1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引起重视
2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明确了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3促进了作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翻译了大量马列文论的书籍；
4澄清了大革命失败后文化界的思想混乱，为“左联”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七）.评价
鲁迅与茅盾并未尖锐的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火，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革命文学的主张。但是论争的焦点其实并非在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存在的合理性
在太阳社与创造社看来，鲁迅便是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代表。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得更为刻毒，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
而在鲁迅看来，他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存在的合理性，而从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不仅表达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深度质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它，并在解构中包含了对朦胧中所潜在的本质的揭示，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的预见，显示了鲁迅观看的历史深刻性。鲁迅认为，处在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是不免带些朦胧的，但关键在于革命者必须不怕批判自己，有正视黑暗的勇气。所以鲁迅重点指责了太阳社和创造社“空嚷”式的文学。
总而言之，鲁迅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之间的论争，双方面都有其局限性与优点，论争引发了鲁迅以及太阳社创造社成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深入思考，为“左联”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第二阶段：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与以梁秋实为首的新月派之间的论争
（一）.时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二）.参与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⑴．新月社：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
⑵．鲁迅：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三）.代表作品：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3.25）
《卢梭论女子教育》（1926.12.15，1927.10再刊）
《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1927.6.4,1927.6.10-11转载)
《评〈华盖集续编〉》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1929.9）
《答鲁迅先生》（1930.3）
《所谓“文艺政策”者》（1930.5）
《鲁迅先生与牛》
《鲁迅的新著》
《通讯一则》
《论翻译的一封信》
《欧文化》
《不满于现状》
鲁迅：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4.8）
《略谈香港》(1927.9)
《给李小峰的通信 》(1927.9)
《革“首领”》(1927.9)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12.21）
《我和〈语丝〉的始终》
对鲁迅的评价《卢梭与胃口》（1928.1.7）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译著书目》
《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12.11）
《关于翻译》
《只当他是玩笑上》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四）.经过：
当年，梁实秋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得一无是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深为不满。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迅和梁实秋论争的序幕。
随着论争的深入，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进入了“人性论”的问题。鲁迅写了《文学和出汗》、《拟豫言》等文章，把梁实秋狠狠嘲弄了一番。要说起来，鲁迅是正确的，因为卢梭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伟大的思想家。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而攻击卢梭，引起鲁迅的愤慨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鲁迅以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如椽大笔，情绪亢奋地和梁实秋争论着。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鲁迅写出了一大批关于对人性的思考的文章，有专门针对梁实秋的，也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充满了铮铮之气。接下来，对翻译的不同看法又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了。于是，双方都动了肝火。论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也越来越明朗化。为此，鲁迅写下了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杂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以形象化的语言、逻辑推理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称呼，毫不留情地给了梁实秋。鲁迅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不过，高潮实际上也是结束。此后，鲁迅和粱实秋虽然时有论争，但那只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六）.结果
“左联”的批评界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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