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现实中存在的某一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针对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双重关系中的前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后者则常常被人们忽略,偶有研究也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引出文章所讲主题即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从批判与继承两方面着手，借鲁迅和其他名人作家著作及生活语论详细叙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与联系。最终阐明，鲁迅是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时代进步发展融合的代表。
关键词：鲁迅，传统文化，继承，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战争之前中华民族的全部独立精神创造,包括理性与审美创造[1]。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指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这一双重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关系中的前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后者则常常被人们忽略,偶有研究也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如果有人对鲁迅的诸多文著熟通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对传统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
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2]一文中说：“国民之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而其怀也，思理朗然。如监明镜。故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也不死。”“时时进光明之途”就不能固守传统，所以鲁迅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和国民的病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时时念辉煌之旧有”就不能不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以鲁迅在这种批判
中又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一 鲁迅与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鲁迅以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者形象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发展的进程之中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发表《狂人日记》之后。《狂人日记》正是因其鲜明的文体变革及其对已经失去存在历史合理性的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而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双重地位。鲁迅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中最激烈最深刻的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家、文学家, 他的深刻和清醒不仅来自于改革现实, 探求民族自新之路的强烈愿望, 而且来自于他对自身和民族的生存境况的反省, 来自于他对已逝的过去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眼光, 而这一切, 都是从他立足的传统文化出发的。传统对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随
意割断联系的废物, 而是一只等待涅槃更生的凤凰。
鲁迅的作品以其深广的文化批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上镌刻着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与渴望。即使在今天，鲁迅作品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启示我们必须以现代理性的目光审视历史传统，进行文化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现代法治国家。对此，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的《呐喊》和《彷徨》等著作是新文化运动的扛鼎之作。他对旧文化礼教的批判和对国人民族性的剖析，无论从深刻、精确方面来说，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鲁迅先生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旧文化破坏者，而更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和指路人，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批判其反动腐朽没落的方面，弘扬其积极进步和向上的一面；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对国人劣根性的挖掘和痛斥，正是出于对国人的至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针砭其麻木和软弱，以激励其自强和坚毅。鲁迅先生的思想的深刻性与现代性来自鲁迅先生的精神，即勇气，清醒，深刻，彻底和不妥协，他的勇气
使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的清醒和深刻使他的作品“像匕首，像投”，直指反动阵营的要害；而他的彻底和不妥协，则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以克服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妥协意识。
鲁迅先生对旧文化旧礼教中那些反动腐朽没落方面的批判的彻底性与深刻性，从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就可以看出。此外如《我之节烈观》、《灯下漫笔》、《祝福》等作品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中的黑暗面的猛烈抨击。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旧文化中伪善的假面目，暴露了其吃人的本质：“…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这两个字真是一语道破传统封建社会的本质，没有鲁迅先生的深刻则说不出，没有其勇气则不敢说。在《坟·灯下漫笔》中，鲁迅对旧社会“吃人”本质又作了进一步的批判：“…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是多么无情的揭露和多么愤怒的控诉!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目前对传统文化的研
究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但不可否认，也的确有很多腐朽黑暗的东西，而旧文化的“吃人”本质——扼杀人性与自由的本质——则是我们要正视和强调的。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有许多典型的受封建摧残的人物，如孔乙己、阿Q等，这些人都是中国旧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黑暗的统治下的直接受害者。阿Q身上集中了当时社会受害者的三种国民性：其一为奴性，它表现为：在主人面前好像奴才的奴才，而在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就好像主人的主人，在与自己平等的人面前，他总觉得比别人高一等，从来不会平等地待人。其二为精神胜利法，拥有此法宝的人永远不会失败。什么失败经它一处理，立刻转变为胜利，什么耻辱经它一加工马上变为荣耀。阿Q就是这样战胜了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第三为麻木性，表现为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把惨痛的事当作好玩的把戏看。鲁迅先生对此无比痛心疾首，曾在很多文章中进行过批判。如阿Q眉飞舞地讲述杀革命党，华老栓买人血馒头，《藤野先生》中写到的一中国人围观日本兵杀中国人，以及在《太平歌》中悲愤写下的“…‘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等。
鲁迅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 对传统文化进行最深刻的分析和
批判, 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的。经由童年经验形成的文化认同是构成他的前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 鲁迅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就不可能在民族面临困境时, 对其文化调整与改造做出最强烈的反应, 提出最有份量的界说。可以说,高质量和有开阔度的先见是鲁迅形成对传统的探刻反叛态度的前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迅对孔子以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批判是极为用力的。这当然是因为孔子及其儒学也是有它的局限性，可是更为根本的是在于孔子及其儒学从汉代董仲舒以后就被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从他们的目的出发改造利用，经常地变成
了卫护封建统治和愚弄人民的工具。鲁迅抨击的是那些尊孔派手中经过历代统治者改造之后代表着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作为“敲门砖”和统治工具的“孔子”和“儒学”。当然在这个批判中对原始的孔子和儒学也有所连带。而这个连带也正是孔子和儒学中所包含的缺陷，即主要是“开不出民主与科学”。
二 鲁迅与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可是纵观当今，多少年来，我们由于时代的政治的种种原因，对鲁迅先生深刻的批判精神
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评价，而对在他的批判精神的观照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的一面则重视不够。如果没有对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全面、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掌握，没有在这种了解与掌握基础上批判的继承，那也就没有“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文化革命的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旧垒中来”家同自己久远的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的深刻联系。
鲁迅的文化思想和创作道路是本着改造国民性、挽救民族危亡，创造民族新文化这样的目的进行的。本着这样的目的，他不管是对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凡是合于以上目的的，就“拿来”。
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对形成鲁迅先生的精神、品格、才具、胆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生平所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坚忍不拔、威武不屈、勇于自新、大智大勇、忧国忧民、舍生忘死的诸多优秀品格无一不是受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优良文化传统的陶冶熏染所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3]（《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这是对中国历史上那些创造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人物如尧、舜、大禹、孔子、墨子、孟子、玄奘等无数古圣先贤的热情赞颂。而鲁迅自己也正是这样的人物之一。
鲁迅对孔子及其儒学虽有批判，但并没有全盘否定。而且也有过客观中肯的评价。在《汉文学史纲要》一文中说到儒墨时，讲他们“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又说孔子“祖述尧舜，欲以治世弊”，又说“儒者崇实”。他在1936 年写的《〈出关的〉“关”》[3]中谈到孔、老两家的人生哲学时说：“‘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子也尚柔，但孔子以柔进取，而老子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这里对孔子的肯定是显而易见的。这就说明鲁迅先生对孔子本人的人格和他所创立的真正代表他的儒学精神是给予了十分明确的肯定和赞扬的。
鲁迅先生勇于自新，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的具体体现。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4]的主题就是赞扬人力车夫的道德品质，对比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自私心理以达到忏悔自新的目的。这种“内省”的儒家精神，鲁迅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提到过，如“反省于内面者深”、“自省其内曜”、“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坟·文化偏至论》）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派别老庄思想，鲁迅去其消极、遁世、怀疑一切的虚无
主义的一面，而老庄的大智慧以及他们蔑视礼法、抨击黑暗现实的勇气，超脱功利、超脱生死的人生观对鲁迅的精神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鲁迅还特别称赞庄子的文章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对鲁迅的评价鲁迅的同时代人刘半农曾送给鲁迅这样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5]前一句“托尼学说”说的是向外的拿来和借鉴，“托”指托尔斯泰，一说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两者都包括；“尼”指尼采。这个“托”即指强调向内的自我心灵的解剖和自我牺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合于基督教传统，其道德精神是指向平民的，其热忱是趋向现实的、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尼”即指对个人的自尊和至高无上
性的肯定，对社会的叛逆，对西方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这都是鲁迅向外的拿来。而“魏晋文章”就是指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继承和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鲁迅的杂文就有着“魏晋文章”的风格特和精神实质，与感时抚事、针砭时弊的传统一脉相承。
鲁迅在建安七子中特别佩服孔融，因为“孔融作文，喜欢用讥讽的笔调……并不大对别人讥嘲，只对曹操。”（《而已集·魏晋的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的关系》）冯雪峰在《鲁迅论》中也说鲁迅“曾以孔融的态度和遭遇自比”。在“竹林七贤”中，鲁迅很喜欢嵇康和阮籍，他说：“
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笔’。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同前）。鲁迅在这里赞扬嵇康用自己反传统的独到见解议论人事，也赞扬阮籍用自己的个性脾气去创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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