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怡萱
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2期
刘怡萱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225）
［摘要］文章就日本鲁迅学的开拓者竹内好的评论专著《鲁迅》做了评介：竹内好认为，鲁迅的论争是通过论争企图发泄自己的痛苦；鲁迅文学的政治性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鲁迅是个十足的矛盾体；推崇鲁迅文学家地位的竹内好在书中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批判性评价；同时，文章对竹内好对鲁迅的评价观点做出自己评判，认为竹内好站在日本民族对欧美文化全盘皆收这一立场，来衡量鲁迅。
［关键词］鲁迅研究；竹内好；评介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2-0039-02
［作者简介］刘怡萱，女，甘肃庆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鲁迅思想及其作品已经在世界上获得广泛的影响，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鲁迅研究在日本始终处在一个传播的发端与初步展开的阶段，而竹内好作为日本鲁迅学的开拓者，以代表本时期鲁迅研究著作最高水平的《鲁迅》为全世界所瞩目。［1］竹内好生活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年代，他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将毕生的精力注入对汉学对鲁迅的研究中，他是鲁迅学在海外的传播者与书写者，鲁迅是其生命中具有原点意义的命题。他从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本质出发，从中日两国文学发展道路出发，成为全世界鲁迅研究的先锋代表人物。本文便是从《鲁迅》一书出发，解读竹内好眼中的鲁迅及鲁迅研究。
一、关于鲁迅充满论争的一生
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死标志着中国文坛的改头换面。［1］殊不知这却是怎样的一种突变？鲁迅的一生几乎可以用永无止境的论争来衡量，他与黑暗的时代论争，他与愚弱的国民论争，他与自己一手培养的年轻人论争，最主要地，他无时无刻不在内心与自己作着激烈的论争。而鲁迅一死，整个中国文坛便变得无比安静，一切反对的刺耳的论争的声音全部烟消云散，鲁迅的死促成了中国文坛多年来没有论争的统一。竹内好作为研究鲁迅的外国学者，他深知鲁迅内心的孤独，在中国最黑暗无边的时期，国民的愚弱与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令鲁迅从骨子里感到失望，更绝望的是没有人站在孤独者鲁迅的这一边，孤独的战士只有以永不停息的论争向世人述说着命运的不公与内心的抑郁，能体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人，而竹内好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另一个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命题：鲁迅式的论争在本质
上是文学性的。他认为鲁迅之所以论争是因为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通过论争鲁迅企图发泄自己的痛苦，于是他将一切人一切事物都视为论争与批判的对象，几乎到了无药可救的极度偏执状态，但事实上他只是将自己内心难以言说的痛苦形式化为论争而已。可以说竹内好的这番解读为鲁迅孤独奋战的一生正了名，自此以后那些说鲁迅以极端刻薄冷漠的神情鄙视一切人事的言论就该烟消云散了，竹内好甚至是为中国人重新解释了鲁迅，中国人自己直到这时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对鲁迅的误解竟到他死都没有解开。
在我们眼中，鲁迅是公认的中国近代的启蒙者，他的一生都耗尽在警醒愚弱麻木之国民与拼命挽救狂澜于既倒中，然而在竹内好眼中，鲁迅从来都不是先觉者。中国的近代文学是极脆弱的，能够像鲁迅这样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近代文学末端的实在别无他人，从这个角度出发，竹内好以为鲁迅不是先觉者，倘若他早已预见到自己要用一生来与这个世界作抗争，能完整地走到中国近代文学尽头的这件事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过笔者以为鲁迅有可能是个个例，鲁迅绝不是那种看不到前方形势而盲目地在原地与自己与世界作斗争的人，正如竹内好所说，鲁迅在所有人面前是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形象，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嗅到了黑暗无边的气息，这一切罪恶与腐朽早已在他的心里结下了不可拔除的梗，连他自己都在《呐喊》的序上说：“我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可他终究不能放任全中国人民的性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不管吧，于是孤独的战士则开始了一段伫立在笔尖上的呐喊与斗争。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对鲁迅作为先觉者这一概念的理解吧。
二、鲁迅的矛盾与竹内好的矛盾
在竹内好眼中，鲁迅的本质便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的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两者相互违逆，却又归于统一，两者间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鲁迅通过论争逐步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启蒙者的角，而他自身又借此成为近代文学的传统，即文学家层面上的鲁迅。因此，启蒙者和文学家在鲁迅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不过笔者以为，鲁迅自身的矛盾性可以从更深的层面来考虑：鲁迅无论是文学家的身份还是启蒙者的角都不是他自己设定或追求的，要知道，“文学是无用的”才是鲁迅的根本文学观，而他被认为是启蒙者的一面实际上是鲁迅为了疏解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而做的近乎偏执的论争而已，这不是鲁迅作为启蒙者与文学家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作为启蒙者本身的矛盾与作为文学家本身的矛盾。
竹内好认为，鲁迅作为矛盾体的另一面在于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与他本身对政治的鄙弃之间的不统一。今人研究鲁迅的作品，大都体会到其文字背后锋芒毕露的政治彩，不论是对当局的冷嘲热讽，还是对知识分子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痛斥，鲁迅作为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始终免不了一抹浓厚的政治彩，可是鲁迅本身确实极力排斥与政治沾上关系的、署名“会稽周作人记”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本是鲁迅所作，可他却不愿在文学这件事上太过张扬，便转手“让”给了弟弟，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淡漠名声与厌倦政治的人，光是他一生所用的笔名就多达七十八个，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桌前度过，他从骨子里厌弃一切政治性的东西，但正像竹内好所说：鲁迅文学的政治性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这
样看来，鲁迅自身的矛盾双方能够借某种特殊情况长期和谐地彼此共存着。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诚然是个十足的矛盾体，不过提出这一论断的人同样是个令读者捉摸不透的矛盾。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几乎都是从鲁迅作为文学家的立场出发的，他眼中的鲁迅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思想家，“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深切地使竹内好想到文学家的意义”。或许是受到当时西方思潮的熏陶，竹内好认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思想内涵基本取决于作品的呈现是否有完整的结构与特定的立场，而鲁迅的思想则多是感性而结构性不强、直观而体系性不足的，这使得竹内好在写《鲁迅》时果断忽略鲁迅作为思想家的一面而将论述的重心偏向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即“鲁迅是作为文学家，以一个殉道者的身份来体验的”。
可是，对《鲁迅》一书有所了解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如此推崇鲁迅文学家地位的竹内好在书中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批判性评价竟极其之多，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没有自己的世界，这个缺陷在属于佳作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中也可以看到”；在关于作品的一节中又说，“在我看来，《肥皂》是笨拙之作，《药》是失败之作”，诸如此类对文本的否定还有许多，这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我们不禁想要发掘竹内好为何会有如此不一致的认识，其实原因不难发现，竹内对于鲁迅文学家地位的高度赞扬是出于对其不懈奋斗的文学精神的推崇，而当竹内立足文本本身的艺术构造和可鉴赏性时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则多是消极的。这里的“文学精神”与上文的“思想家的思想内涵”是不相同的，要知道竹内在批判鲁迅不具备完整的思想体系时依然是站在形式主义的制高点上的，而竹内始终关注的却是鲁迅作为文学创
作者所表现出的“抵抗”、“绝望”、“挣扎”的文学精神。［2］
三、竹内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解读鲁迅
在正式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请允许我引用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学者山田敬三所言：“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最大的遗产是‘竹内鲁迅’。”［3］“竹内鲁迅”具有两重含义：一、作家论意义上的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二、由此研究的方法原则出发的，以鲁迅为媒介的竹内好的中国观、中国文化观和以此为参照体系的日本民族文化改造论。［4］而奠定竹内在日本国内引领鲁迅研究先锋地位的则主要在上述第二点。竹内不止一次地批判日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盲目模仿欧美而并不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做法，他很推崇鲁迅作为译介者面对外来文化时所采取的“抗争”态度和“选择性接受”的策略。对鲁迅作品比较熟悉的中国人应该都记得那篇痛斥“不加遴选照抄一切”的《拿来主义》，鲁迅向来以“不平白无故地接受任何事物”处事立身，更不用提他在欧美国家几欲实行文化殖民政策时所表现出的强硬的抗争姿态，竹内正是将着力点放在这里，才对日本民族对扑面而来的欧美文化全盘皆收的这一陋习长期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可以说竹内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者了，他已然在有关民族主义道路的研究领域内占有了更多的角，这也是为什么在“竹内鲁迅”后的研究者很难跨越竹内这面高墙在鲁迅研究的领域斩获新的突破。［5］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影响，
虽然两国在政治上会偶有摩擦与隔阂，但跨文化交流的这一命题正逐渐使国家间的界限在无形中消解，像竹内好这样将毕生的精力都投放在他所热爱与敬仰的鲁迅身上，并以前所未有的认知角度与批判精神重新解读着鲁迅精神的人实在没有几个，而在这种始终保持怀疑与批判的学术态度上，竹内与鲁迅倒是有几分相像。
【参考文献】
［1］竹内好.鲁迅［M］.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2］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3］山田敬三.鲁迅世界［M］.韩贞全，武殿勋，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4］刘国平.“竹内鲁迅”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4（10）.
［5］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对鲁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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