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王士菁:《王士菁文集》(第1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2〇王士菁原名葛秉曙，师承于闻一多,1943年度毕业论文《吴梅村研究》，由闻一多指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3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3
〇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述学文体》,《读书》2019年第12期。
摘
要：本文聚焦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闻一多的述学文体、授学理念及学术训练中将鲁
迅作为范例的语体侧重，及在王士菁、王瑶身上的接受与传承情况。彼等对于语体文范例意义上为求“修辞立诚”“新语式”的鲁迅形象“韩愈化”之内在逻辑，与借此生成的对于言文一致问题进行再表达的述学策略，以及鲁迅在师生两代人中间逐渐被标出，而脱离一般创作类文本之存在方式：由“集部”入“经部”的价值确定，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嫁接等变易。既是学院派
鲁迅传论之生成的前奏，也是当代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语体、法式走向自觉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西南联大；鲁迅；朱自清；闻一多；述学文体西南联大述学文体与鲁迅传论的生成
———
从朱自清、闻一多到王士菁、王瑶朱天一
作为中国第一代鲁迅专家的王士菁先生和王瑶先生,1940年代都曾就学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他们为新中国汉语言文学研究事业开拓了道路。王士菁晚年回忆，二人同届毕业，并曾“共同选修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开设的一些课程”，王瑶后来考入清华研究院，成为朱先生的研究生，紧接着便提及两人青年时代的学术
兴趣。1〇
王士菁的回忆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西南联
大学习对其与王瑶今后学术道路的技术影响和知识准备。
2
〇王士菁1946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
《鲁迅传》，王瑶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以专论形式对鲁
迅进行研究。两部重要著作均完成于受教朱、闻二先生，西南联大学习结束后的数年之内，而分别绳矩着传记和文学史论两方面学院派研究的标准。朱、闻与二王师生两代共同处于1940年
代西南联大的时空坐标内，或许既是鲁迅研究史上陡峰突起的前奏，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换骨脱胎、为学日新的关键环节。在1940年代，严谨、系统的鲁迅传论生成的关键阶段，学校学习
经历如何塑造两人今后的学术道路，关键阶段的知识积累又如何构成两人青年时代的鲁迅印象，也可以作为管窥西南联大自身形成的文学小传统的契机。
今之视昔，学校教育作为鲁迅传论生成，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觉的一个重要面相，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师生之间的承继与断裂，似乎仅仅局限于私人领域，经由主观连缀，很容易走向无可而无不可，对近似观点进行摘擢,“循环互证”的研究陷阱。③探究难点正在于此：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具体经纬师生两代间的传承内容，而警惕沦于浮萍掠影、姑妄言之的无边臆测。本文拟从西南联大中文系师辈述学文体角度切入，兼析王士菁与王瑶早期鲁迅传记、论说，从哪些操作层面赓续朱自清、闻一多为代表的上一代人的行文理念、治学方法、思辨方式，又在此基础上有着怎样的发展。亦将之作为一个从宏观的“语体训练”、微观的“修辞学教育”和对象性的“研究方法论”层面，考察“现代教育体制下”，经过“人文学的系统训练”，一套“可传
①袁一丹:《述学文体的远观与细剖》,《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2〇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3〇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4〇同上，第429-434页。
5〇郑家建、施灏:《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164页。
6
〇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第57页。今日所
见版本的《国文选》选文现代部分目录如下：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示众》、周作人《
希腊的小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郁达夫《薄奠》、谢冰心《往事》、陈西滢《闲话》《创作的动机与态度》《管闲事》、丁西林《一只马蜂》、茅盾《连环图画小说》、巴金《父与女》、林徽因《窗子以外》、朱光潜《文艺与道德》《自然美与自然丑》、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沈从文《我的创作与水的关系》。
7〇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8〇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1998年版，第90页。抄录如下:《孟子》《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常识文范》《胡适文选》《水浒传》《呐喊》《爱的教育》及《中国的西北角》。9〇同上，第181页。
1
0〇选本按顺序排列着以下篇目：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狂人日记》《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死城》、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朱光潜《文艺与道德》《无言之美》、梁宗岱《哥德与李白》《诗、诗人、批评家》、谢冰心《往事》、林徽因《窗子以外》、丁西林《压迫》。西南联大文学院:《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版，第5-6页。
授的、普遍适用的”学术“技艺”如何形成的路径。
1
〇一尧作为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鲁迅西南联大中文系编纂的教材中，鲁迅以何种面目、方式出现，或可作为王瑶、王士菁最直接的，得业于师的历史线索。反观之，师辈在教学中对鲁迅的介绍、选文与评价，又何尝不是身体力行的研究外另一种述学方式。
“大一国文”这门课程“当时是各系必修”。2
〇曾作为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尤反对“专讲兴趣”,
缺乏对学生足够的训练。③而国文课又是“基本训练”，务须得到重视，这样的教学理念其实是从清华期间延续下来的,1934年即入清华的王瑶也受到过类似的基础训练。“大一国文”这门课,
纵使教学规划几经调整，也一直是“文理法”三院一年级的必修课(占6学分)，而“部颁的科目”由于较为驳杂，存在“一年级修不完”的问题。
4
〇自1938年起，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罗常培等人即组成了“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多次集中讨论大学基础国文教学的“大一国文课”读本问题，众手编纂《西南联大国文选》，并进行
了三次改编修订。5〇
1939年朱自清看到《国文选》
后(当为第一版)感觉“甚满意”，可以说国文选较好贯彻了彼等的教学理念。
⑥
我们可以看到,
鲁迅是唯一既有创作类文本入选，又有论说类
文本入选的作者。创作意图和创作实绩并陈，无疑也体现了编者多方面的示范性考虑。早在清华任教时期，朱自清就对鲁迅的文体示范意义十分重视，在教学中“将国文课分为读本和作文两项”，除讲授国文选课本外，并指定“梁任公文范、胡适文选、鲁迅自选集等书”让学生自行阅读。
7
〇其用意当以“文范”的形式，反过来指导学
生的作文。朱自清还曾作一《略读指导举隅》书单，其中现代小说只有鲁迅入选。
8
〇闻一多还对
《国文选》目录进行过修订，朱自清曾表示“看一多《国文选》目录，甚觉无复古倾向。其主张大学生诗赋等习作之必要性，却可商谈”9〇
。说明在
对鲁迅的评价
选文内容上，虽经过修改，也在较强的共识基础上，唯涉及指导学生写作的意识、突出何种文体上略有抵牾。
在1944年出版的《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中，所选两篇小说均出自鲁迅之手，进一步体现了联大中文系对于鲁迅文学性文本之典范意义的确认。
1
0〇从《国文选》、《略读指导》到《语体文示
范》可以看出从贯通古今的博采，到语体文的技术性的专一、侧重点的转变。王士菁后来摘擢鲁
①王士菁:《王士菁文集》(第2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49页。2〇朱自
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3〇王士菁:《鲁迅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56页。4〇西南联大文学院:《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第5-6页。5〇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05、207页。6〇西南联大文学院:《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第2-3页。
7〇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页。8
〇编者:《本年度统考国文作文成绩事例》,《国文月刊》1940年1卷3期。
迅对于“选本”的看法，亦洞察到目的无非“把作家
和作品，以及历史、社会状态”联系起来考察,“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
1
〇朱自清特别指出,“鲁迅先生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文章只是口语的提要”,“古文则是古代口语的提要”(较之今天的言文已经隔了两层)，为了简洁与雅致，失去了“精密”，过度删除“避去的俗字”和“虚字”，文章才往往“词不达意”。
2
〇作为学生的王士菁和王瑶均受到深刻影
响。王士菁在《鲁迅传》中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中国的文或语，法子实在不太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③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序言则指陈：中文系的教授们“放弃了”之前“选有部分语体文的大一课本”，而《示范》的根本目的是面对不同专业的背景的
大多数学生：更加“适合的帮助学生习作”，用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和情感”，希望学生能够依靠“确切的语言”获得知识，并以这种习得的“确切的语言”作为工具去再认识和再表达，是大学语文训练的要求，即不管发展何种“学术与技能”都要做到“语文一致”。
4
〇足见，鲁迅的文本
被看作是学术性语体与创作类语体双方兼具照应的示范。
被作为示范的《狂人日记》和《示众》两个篇目，在主题上对应着《〈呐喊〉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作为作者之语的“无端的悲哀”，而克服“切迫而不能已于言”，在“力避行文的唠叨”，实现“将意思传给别人的方式”。即“今日直接所用的语言而不是间接的古人所用的语言”基础上，实现个人的言
说和表达的恰当、准确。朱自清认识到因为语言有“文意(sense)”和“用意(Itention)”
的双重特征，以及“思想”和“感情”两方面。5〇
因而
不能把白话文教学看成是简单的令学生“觉悟式”
的弃旧用新，如何兼顾两方面，恰当而不断裂，则是需要反复示范、训练的技艺，是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必须先做好的准备。鲁迅的语言革新之意义是一种技术上的自我意欲与现实情境相契合，基本精神则是“敢于以现代人的语言表示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⑥。
抛开鲁迅特殊的文学影响、政治地位和符号
身份，鲁迅更是一位实验性的文体家(stylist)。7〇
《狂人日记》和《示众》的用语虽然较之20世纪40
年代的文学作品显示出更多的生涩、拗口，其在行文上的直接示范性有限，但却是心口一致的范例。其在文艺作品创作上的借鉴意义是容易理解的，然而其《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却是文言述学文体，面对这种文与学之间的文白分离，朱、闻等联大师辈，又是如何看待和再阐释的呢?
二、鲁迅的韩愈化与“新言文一致论”《国文月刊》一卷三号曾刊登过一期《本年度统考国文作文成绩事例》)，作文题目是《全国学生共同校训释义(即阐释“礼义廉耻”)》。编者罗列了六篇学生作文，分数由高到低,“四十分为足分”，第一、二篇分别得分35、32，为优秀作文，而后两篇仅得10分、2分，为“劣等作文”。除去字数多寡和观点问题，单从语体上看，获得35分的文章以流畅白话文行文；获得32分的第二篇文章则是纯文言文。低分作文则通篇以“吾国各学校共同校训，乃是将吾国青年纯练成一个体统之份子”
8
〇的文白混杂句式行文。高分作文和合格作
文，虽语体不同，有严有散，有议有述，但均行文流
①
按：这个问题需结合30年代鲁迅与林语堂关于语体文和语录体文的相关争论。林倾向于后者，观点详见林语
堂:《语录体举例》,《论语》1934年第40期。朱自清曾明确表示反对林语堂为代表的“语录派”提倡的“以新为旧”与“口语文言”的语体主张。朱自清:《新语言》,《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93-296页。闻一多观点与之类似，曾批判晚明小品文体“表面是新的，实际上是旧的”。闻一多:《新文艺和文学遗产》,《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2〇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52-353页。3〇同上，第216-217页。4〇同上，第237-238页。
5〇[奥]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2卷)，黄裕生、郭大为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6〇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353页。7〇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67-368页。
8〇同上，第350页。
9〇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10〇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42页。11〇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354页。
1
2〇按：朱自清以韩愈“气盛言宜论”和非古今一定的言文一致论，阐释鲁迅的文体创新问题，也曾影响当时同样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汪曾祺。汪曾祺晚年在《社会性·小说技巧》一文中亦引与朱自清完全相同的韩愈论“文气”语，并在《我为什么写作》那首四言诗中言明自己认同“不今不古，文俗则雅”的语体观念。或可作为朱、闻上述观点于联大中文系学生影响甚深、广的证据。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8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4页。
畅，而不合格作文则为“语录体”的文白驳杂。1〇
考生作文未对校训做出合理解释，如用“礼也亦即
礼义”“廉即廉舍”等语句，沦于文言复述文言的同语反复，解释文本和自我表达则被搁置了。朱、闻所反对的，并非文言本身，而是使用文言造成的表意不清，及暴露出的思维不清；不是语言传统本身，而是学生运用的文辞紊乱，既不谙“洋装
书”，又不熟“线装书”的“假古董”。2〇
因而，技术性的语文训练，根本目的是培养阐释和表达的能
力。
闻一多素来反对“表面是新文艺，其实是旧的”，指出文学的新旧并非“文言白话之分”，而是工具与表意之间在向新的维度内是否契合。
③
闻
据此指出，实现表达意欲与表达方式的自觉同一，是“从艺术的奴隶阶段到自由人阶段”的根本途径。
4
〇这也强调了新文艺创造的前提是解脱意
义的束缚，实现语言的明畅。试想“如果一个记号
关系的意义”，每次出现都必须解释,“我们就不
能表达任何新的思想”。5〇
知识分子使用语体文技
术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多大限度上与文言彻底决裂，而是脱离两者的混杂状态，避免依靠双向翻译去认识和描述事物。朱已经清醒认识到：文言与白话并非两种不同语言，两者“不必翻译”,
除去用词差异，只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文法组织形式，因此,“拿白话翻成文言，也就不能成真正的文言”，与表达也是有所阻滞的。
⑥
所以，在朱、
闻看来，文言与白话间的再解释壁垒，本质上已经转变为主观情绪与客观媒介之间的壁垒。
曾说过“读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孔子要
不得”的闻一多，一生仅与鲁迅有过面缘,7〇
其对
鲁迅形象的认识总结起来是“文章与人格近似于韩愈”。
8
〇韩愈所抗争的是“周道衰，孔子没”背景下世人的“煦煦为仁，孑孑为义”，恰恰是复先王之衣冠。
9
〇而鲁迅所抗争者是“从来如此便对”的
思想僵化。将作为白话文写作先驱的鲁迅与作为古文运动倡导者的韩愈并论，多少有些吊诡。朱自清的论述则与闻论构成阐释关系:“闻一多以鲁迅比韩愈，韩氏当时经解被歪曲，故文体改革
实属必要。”10
〇朱将韩愈的“文气”之说解释为“新语式”的发明,“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
浮者也”。韩愈不但不是复古，而是“革新”，是“用新的语式加入文章”。
1
1〇故而，朱、闻认识到，鲁迅
与韩愈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都依靠创造“新语式”
实现符合自身时代的“言文一致”。12
〇虽取舍万殊，却都促生各个历史阶段的语体革新，并借由“言
文一致”实现了“文章”与“人格”的统一，构成一
①李浴洋:《新文学与新国学的互缘:“整理国故”运动与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2〇王士菁:《新中国的圣人鲁迅逝世十纪念：鲁迅先生的葬仪》,《生活与时代》1948年1卷6期。3〇参见《新青年》1916年前后刊载的：易白沙《述墨》《诸子无鬼论》；吴虞《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礼论》《消极
革命之老庄》等文。4〇独秀:《补白》,《青年杂志》1915年1卷3号。5〇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6〇转引自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8、263、278-279页。
7〇王士菁:《王士菁文集》(第4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8
〇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361页。朱自清还举了《孔乙己》中对主人公语言文白混杂的刻意塑造，让人洞明“他原来是这么一个读过几句书，半通不通”的人物形象。9〇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358页。10〇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卷6期。11〇朱自清:《朱自清全
集》(第8卷)，第358页。12〇西南联大文学院:《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第3页。
1
3〇王瑶:《王瑶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种“平视古今”的，看到不同历史阶段之局限性与
时代要求的层递眼光。1
〇
以韩愈喻鲁迅，也体现了当时鲁迅经典化尚
不充分。鲁迅形象及其精神价值的比附，仍要依托传统话语。从将鲁迅比作“圣人”到朱、闻师生的鲁迅“韩愈化”，都未脱离以古代圣贤表彰鲁迅的破古创新的颇具张力的话语型构。2
〇与民初，易白沙、吴虞以“别墨”“老庄”等传统亚文化资源攻讦传统儒家;
③
陈独秀曾以“扬雄”“工
部”之风称赞谢无量旧体诗“提振委顿”的“国民
精神”;4〇
胡适对邓析、尹文等名家思想驳斥“是非
无度”的“自我牺牲”，皆相类似。
5
〇在“新文学”筚
路蓝缕的过程中，缺乏榜样的力量，需要借古驳今；而当鲁迅逐渐经典化、榜样性的力量逐渐生成，则须以古同今。
事实上，鲁迅始终坚信“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对应现实人生的“小说或杂文”应“使用白话”；至于谈论传统的论文,“以文言表述，或许更恰当些”，因而其《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仍然使用文言，这也体现着“激进文人”与“优雅的趣味”并存的“自我分裂”，有着文化过渡期内的语体特征，故在“学术的表达领域，不能简单地以文白断死活”。
⑥
王士菁也特别指出，鲁迅所希望的作为中国文学的“初学者”，应先从“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入手”，打好“说明
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等基础。7〇
从语言和词
汇使用上看，朱自清还曾指出“适当的引用一些文
言成分”，也可以收获“积极的效果”。8〇
《国文选》
中也不乏掺杂文言词汇行文的作品，因“白话里入文言和文言里入白话一样”，只有“适当不适
当”的问题。9〇
“文以载道”与“文以载我”之间，虽有主观意欲的区别，却都强调调度文字的能力和作为“载体”的“语式”相统一的技术处理。这是
朱、闻等人“言文一致”论述的第二重含义。
可以看到,1940年代，西南联大中文系所倡导的“言文一致”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侧重点明显不同，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
“欲革新政治”,1
〇而是单纯训练“科学文字的标准与美的文学的基础”，论述中心已经从政治伦理
转向语言文字。民国“文言白话化”趋势中，文言是书信等应用文体的“常体”，故言文也有不能一致之处，朱也反对“白话的贵族化”，主张以“上不上口做标准”。
1
1〇朱、闻指导学生“继承古人的精
神，不要抄袭古人的陈言”，从而“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
1
2〇王瑶和王士菁也明显受
到影响，王瑶指出鲁迅在语体上的可贵之处在于
“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
来”，即便学术文体亦“反对摘用旧词汇”，即便摘引，也是“融汇无间”。
1
3〇王士菁也看到，鲁迅所创
制的新语体，由“还活着的古汉语”“现代人的口语”和“翻译”的外来语组成,“没有相宜的白话”时，才会“宁可引古语”，毫不吝于“增删”，十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