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1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Spring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 un. 2010
收稿日期 2010203231
胡 莎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 “”十年是一个压抑人性、道德败坏、法制遭到践踏的非理性时期。小说《山楂树之恋》交融着被压抑心灵的独白和呼喊，将历史深处、曾被时代遮蔽的那段纯真而凄美的爱情赞美颂扬。小说中的老三是高贵的爱情给予者，他发现并肯定自我且富于历史预见性。静秋则是主流意识与“小资情调”之间的抉择者，自尊心强但性别意识和爱情意识比较模糊。潜伏在小说中的记忆和经验，是生命化的“个人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知青生活的本真状态，给人以强烈的心理情感冲击和无垠的历史想象空间。
关键词 《山楂树之恋》;“”；知青；怀旧；个人化书写
“”十年是值得我们用历史眼光发掘并重现生命光辉的一段非常时期。那时的人们物质相对贫乏，精
神却极度狂热。日常生活中的温情和细腻都被时代压抑，个人化的心灵诉求遭到扭曲和伤害，诗意情绪在宏大叙事的集体话语和阶级化的爱情规约中湮没、消散。当人们回忆那段非理性的历史，想为自己的心灵创伤寻释放的出口时，以知青上山下乡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知青小说，如江雷的《剑河浪》、郭先红的《征途》、张抗抗的《分界线》等；另一类则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知青小说，也称“地下小说”或“手抄本”，多年后有的公开出版，但大多已经散失，如郑义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甘铁生中篇小说《第二次慰问》、王江长篇小说《梦》等。①与这两类知青小说相比，本文主要论述的小说《山楂树之恋》(艾米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距离方面，更为接近后者，然而又自有其特性。
一、
《山楂树之恋》:
穿越历史时空的爱情
1.缘起山楂树的凄美爱情
《山楂树之恋》这部小说叙述的故事确有其人其事：那是在1974年初春,“”后期。正在城里
读高中的女主人公静秋被学校派到一个叫西村坪的村庄实地考察，以编写村史。小说男主人公老三就
在附近的勘探队工作。偶然的一次机会，静秋被老三演奏的前苏联歌曲《山楂树》深深吸引，并由此结识了老三。于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两人的家境都不错。老三父亲是某军区司长，静秋则是地主家庭的女儿。然而在“”那个荒诞而阴郁的时代，知识为人们所不屑,“成分”成为评价一个人是否先进的重要指标；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更何况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从来不敢大张旗鼓，也不敢对当时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露出不满情绪———这些都是那个年代里人性被压抑、自由受限制、言行被扭曲的鲜明写照。不幸的是，老三终因白血病而早逝，最终葬于山楂树下，永远遥望着小路的尽头———静秋的方向；所幸的是，老三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辉，给予静秋爱的力量，给她今后的人生带来了无穷的精神抚慰和勇气。静秋
2.老三与静秋的爱情：荒诞岁月见证的不朽传奇
可以说，老三和静秋之所以不能正常表达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静秋自尊心的确很强，然而她的性别意识比较模糊，唯恐自己的思想偏离了“无产阶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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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静秋读高中的时候，班上虽然有助学金，可是一听说助学金还得在班上评，她又不想让人知道
她家穷，于是她每年暑假都到一些建筑工地做小工，如帮忙搬砖、搅和水泥、与人合抬水泥板，这些都是很重很冒险的体力活，原本是男人做的事情。也正是她的这种强烈的自尊心理，迫使她身为女性的独特性被遮蔽了，这也促成她未能意识到自己具备的足以让很多女性甚至男性艳羡的优点：面容姣好，能歌善舞，心细手巧，文笔优美，还会打一手好球……
其次，在和老三的交往中，静秋表现得不够稳重。她显然没有意识到，爱不仅是付出，也是回报和相依。静秋的表现，一则是出于保护她自己的目的，再则是怕别人讲闲话，再加上耳闻周边女知青的不幸遭遇，如未婚先孕、打掉孩子、被无责任感的男友抛弃等等，静秋就时时遮掩着和老三的交往，而且总是在寻机会试探老三对自己是否真心。尽管如此，她总也不能给出确定的判断，以至两人关系暧昧不清，甚至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她竟然还心神不定，怀疑老三是花花公子，只不过拿患白血病做幌子，诱惑她做那些只有成为夫妻之后才能做的事。然而，心细的静秋竟没有发现，正是在老三的暗中帮助下，她才得以转正成了教师，父亲和哥哥也陆续从农村调回了城市，旧日的企盼都成为现实。显然，静秋与老三虽然互有好感，她在很长一段时期却不懂得怎样付出及付出的意义何在，或者说，静秋还不知道如何去爱。
再次,“”时期是一个压抑人性、道德败坏、法制遭到践踏的非理性时代。当时人们的感情相对单纯、思想高度统一，大多数人都会把祖国人民利益完全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这种爱国方式的贡献有时代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基本的生存权利受到限制、人性被扭曲，导致社会的前进和发展缺乏强
大的推动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完美”的社会理想和现实生活等的非理性追求往往是愚昧、不合情理的。另一方面，社会体制的局限性剥夺了一代年轻人正常学习的权利，从而导致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爱情悲剧。相比而言，老三和静秋是幸运的，他们毕竟是相遇、相爱了，彼此收获了生命中短暂而珍贵的鼓励和肯定。他们的传奇故事折射出“”时代对人性的苍白的压抑，生命的存在意义和本真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彰显，这段凄美的爱情也由此被赋予了不朽的彩，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二、
《山楂树之恋》:
追忆永不褪的生命恋歌
1.老三：爱情与希望的给予者
清醒而自知的老三有着高贵品格，他是爱情的强大给予者，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能够发现并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这种健康的人格将他和当时随波逐流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因为，只有实现了自爱，才有可能爱人，否则，人格就不是完整统一的。
其次，他的高贵品格体现在他的富于历史预见性。人应该是向着未来而生的，如果只是活在当下，那
么人将会遗忘历史，同时也失去未来，茫然和焦虑都会接踵而至，从而使人缺乏追求美好与幸福的勇气和力量，即使他是处在最适合做出决定、判断的时刻或场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勇敢的人，怕他所应该怕的，坚持或害怕他所应为的目的，以应有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一个勇敢的人，他的全部现实活动的目的，是与其品质相吻合的”,“勇敢的人为了高尚或美好而坚持，而勇敢地行动。”②
当静秋深受“成分”之精神困苦时，老三给她的人生拨开云雾、带来光明，让静秋相信这世界总是在变化发展的，政策改变了，她可能就不用下农村了。实际上，老三说过很多有预见性的话，似乎在后来都得到了印证。老三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高尚的人，他没有盲目跟从当时的那股极端化的社会风气，而是卓有预见地从历史中看到了未来。
老三一直在对静秋真心地付出，总是怜爱地看着她犯傻，耐心地等着她的心慢慢苏醒、长大。他甚至还有些害羞，生怕言行中有一丝一毫会伤害她，惹她不高兴。“真正的羞耻始终建立在对肯定的自我价值的感受之上”,“生命朦胧地感觉和意识到自己越高贵，它的羞耻就越强烈；龌龊的东西对它的威胁就越大，天性为它最高贵的核心所设的那层天然保护罩就越牢固。”③正因为如此，老三的内心重又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摆脱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正当威胁，强大到足以守护心中那片纯洁的天地———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然，他心里也十分清楚，静秋是喜欢自己的，只是迫于现实不得不压抑着这份感情，在他面前表现
得很冷淡的。无奈之中，他只得把日记、写给静秋的信件、照片等都装在一个军用挂包里，委托他弟弟保存，并嘱咐说，如果静秋过得很幸福，就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她；如果她爱情不顺利，或者婚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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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把这些东西给她，让她知道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倾其身心爱过她，让她相信世界上是有永远的爱的。老三就是这样的人，即使跨过时空，也忍不住要伸出手来保护他深爱的人。这也能够说明，老三所有的合乎理性的和不够理性的执着而温柔的爱的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强烈情感的表达，因为他深深爱着静秋。他用他所有的力气深深地爱着她，义无反顾地付出，并且不奢求回报。
2.静秋：甜蜜和痛楚中的爱情抉择者
静秋的性格本来就不够坚毅，在这种畸形时代的压制下就愈加懦弱、自卑了。她的出身，她的遭遇，旁人对待她的态度，都使她时刻小心谨慎，生怕在思想上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挂上边。
小说中有个细节令人深思。静秋原以为，西村坪张村长应该像“”小说中脸谱化描写的那样，威赫强壮，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可事实上，她眼前的这个张村长的形象，让她多少有些失望了：这个中年男人其貌不扬，个子不高又很瘦，头发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面对这个事实，静秋竟不甘心，觉得心目中无产阶级英雄的完美形象不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颠覆了。于是她赶紧调
整思路，琢磨怎样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小说在这里只寥寥数笔，就将当时人们的固定化的思想情感状态勾勒了出来。静秋的心理活动，在现在看来的确有些好笑，甚至是荒谬而刻板的。实则正是由那个荒诞时代对善良人们对美好生活纯真向往的伤害和阻挠而造成的，反映了“”给知青们带来的难以抹去的心理伤痕和矛盾的回忆，也凸显了“”时期政治权力对时代流行话语的侵入和渗透。
和静秋不同，老三的思想显然和当时主流、权威的无产阶级审美价值观格格不入。这让涉世不深却很有想法的静秋，一开始就对他刻意保持着距离。可是渐渐地，她心里却不知为何感觉到他的好。在意识到自己产生这个想法之后，静秋怀疑自己犯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又赶紧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这里，我们发现静秋的心理很矛盾：明明是互有好感了，却总想着阶级、立场这些与爱情不相关的问题，不忘进行自我教育。
在与老三多次交谈、相处之后，静秋对老三开始有了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感，甚至萌发了连她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想法。渐渐地，她只爱看他那种脸型、身材、喜欢他的言谈举止，他的那种微笑。什么黑红脸膛，什么铁塔一样的身材，统统都见鬼去了。静秋的无产阶级审美观就这样彻底地被他改变
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勇气的表现，而这种勇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倾听。
这是因为，听觉具有丰富性、自由度和包容性,“是亲近性的、参与性的、交流性的”,“视觉却是间距性的，
疏离性的，在空间上同呈现于眼前的东西相隔离。”④可见,“我们的倾听不仅仅就是一种认知能力，它同时也总是一种情感能力和激发能力”⑤，是一种能够在暗淡压抑的岁月中创造出爱的奇迹的能力。真正的爱，是能够超越时代的无情制约而抵达永恒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即使是在“”后期，性别差异被取消的问题依然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存在着，禁锢着许许多多像静秋这样善良的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认知，阻挠他们追求真正的爱情，也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时代伤痕。性别差异被取消的后果之一便是“促发了对于那个时代爱情的摧毁”⑥。因为“在爱情里最高的原则是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为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里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⑦而性别差异取消“必然导致的主体在对象上的空缺，以使其压根无从令自己的性别存在对象化，自然也就没有可能产生爱情的感觉。”⑧“它并不能使主体及其对象疏离这种完善，真正得到完善的仅是观念自身，即那个时代所弘扬的价值取向。”“从另一方面说，性别差异所造成的羞耻感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爱情也是一种遏抑。”⑨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段追求宏大叙事的集体话语的历史，爱情、情感被阶级化、异化，集体主义消解个人忧郁的时代，即便有两情相悦的可能，即便有反抗既定社会伦理规则的勇气，爱情依然是一种被局限在固定框架中的幻觉，充其量是为心灵的暂时互慰寻善意的谎言。
三、
《山楂树之恋》:
饱含怀旧情感的个人化历史书写
如果说，王朔、苏童等人是以“顽主”调侃的小说写作格调，将历史作为解构对象的话，那么卫慧、棉棉等人对于羞耻感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其实恰是源于对于历史的隔膜。倘若说她们是没有羞耻感的一代，那是因为她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⑩事实上，当代不少作家们都善于而且乐于在文学王国里建构自己的叙述霸权。当他们讲述那段痛苦惨淡的岁月时，要么不愿回首那些残酷，有意识地将那段历史“悬置”，要么就对于“”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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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和抱怨，暴露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种种苦难和折磨。而且，这两种极端的倾向，似乎都愈演愈烈。可是，如果一个民族不愿意面对历史、反思过去，不愿意承担苦难的记忆，那么这个民族就很容易缺乏甚至丧失“以史为鉴”的前进动力。要知道，记忆与遗忘总是形影不离的，记忆总是建立在遗忘基础上的。同理，如果一个民族的怨气太重，那么不论这个民族多么年轻，也容易陷入暮气沉沉之中。
与上述提到的作品不同的是,《山楂树之恋》无关乎文学流派，无关乎文学史，它交融着被压抑心灵的独白和呼喊，将历史深处、曾被时代遮蔽的那段纯真爱情赞美颂扬。但它却并非以个人隐私为卖点，
它描述的爱情清纯明亮，忧郁浪漫，既不像王朔、姜文作品中的“军队大院子弟”那样有着“精神贵族”的味道，更不像卫慧、棉棉等“新新作家”凭借大胆放肆的性描写有意质疑、挑衅爱情的神圣性，讽刺挖苦传统的伦理道德，以致“表现出一种与此前的小说完全两样的‘性状态’：更自我，更感性，更随意，纵情、自恋、颠倒、虚无、感伤、紊乱，细节上的绵密细致，透露出冲动的、情欲的、绝望的、迷茫的气息”。 λϖ
由此可见,《山楂树之恋》既不同于以往进入主流文学史的小说创作，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也没有像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少小说那样，即使以“”为背景，却对那段时期的爱情婚姻生活作极端化的叙述策略，无疑都是有意颠覆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固有印象和理解。而这部小说以细腻笔触和敏锐感觉，以现实为根基，呈现出隐蔽在“”历史之中的爱情，对老三、静秋等知青个体的生命意识给予了充分关注，把个体的生命成长与时代发展的浪潮交相辉映地结合起来，从个人角度展示了那段特殊岁月的爱情故事。
这部小说创作者并非刻意去解构或还原什么，她只是充分调动个人所知所感，同时依托艺术想象力加以发挥，营建并讲述心中的那段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说,《山楂树之恋》中所潜伏的记忆和经验，是一种有着生命烙印的“个人记忆”，而这种个人记忆也并“不是为了还原某种记忆的真实，而是一种姿态，是一种以个人记忆为材料所获得的想象力”。 λω因此，虽然这部小说描写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与真实历史存在着距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这部小说对待历史的真诚情感与怀旧情调所具有及其延伸的价值。
毕竟，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知青生活的本真状态，为我们呈现了一段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给人以强烈的心理情感冲击和无垠的历史想象空间。
注释
①参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292页。
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③⑩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10页，第251页。
④⑤David Michael Levin:The Listening Self,pub2 lished in1989by Routledge,p.32，转引自路文彬:《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20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页，第39页。
⑥⑧⑨路文彬:《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20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9页，第29页，第30页。
⑦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6页。
λϖ刘保昌:《在爱与欲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五种情爱书写》,《人文杂志》2001年第3期。
λω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花城》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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