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十七年散文
教学目标与要求：
1．大概了解十七年散文创作的概况以及散文创作实绩。2．散文随笔体的发展，创作情况。
3．三大散文家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三大散文家的散文创作情况并比较他们散文创作的异同。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
第一节散文随笔创作概观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中，我们来谈作为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随笔在建国后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沉重、很艰难的话题。但是历史无可回避，中国现代随笔仍然在求生存、求发展，虽然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两个阶段相比，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但大体而言，但大体而言，但大体而言，除了十年随笔基本停除了文
革十年随笔基本停滞外，建国后的“十七”年，建国后的“十七”年，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第一次第一次是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2年。
在1956年第一次随笔“复兴”之前，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亲眼目睹或亲身领教这一场场的文艺政治化的批判场面，犹如惊弓之鸟。大多数人选择了明哲保身、沉默不语。那种具有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随笔是难得一见的。当时影响较大的是陈笑雨以马铁丁笔名发表的一些随笔。这类文章基本上是正面立论，对青年、工人、知识分子进行和风细雨的教育，而对时政的谏言或批评，那是比较少，而且也相当的谨慎。而像夏衍的《报喜与报忧》、严秀的《论“数蚊子”》，韩川的《部务会议》、呼加诺的《狗为什么会叫？》等，那种将笔锋针对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随笔杰作，可谓凤毛麟角，委实不多。这个情况一直延续至1956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四月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6月13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章，进一步阐述提出的“双百”方针。而这个“双百”方针确实让知识分子感到思想解放时代的来临，以为知识分子“早春天气”的到来。因而，中国现代随笔的“复兴”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散文随笔
1956年初，《中国青年报》开设了“辣椒”副刊，后来成为著名的随笔家舒展便是这个“辣椒摊位”的“摊主”，自己既是编辑又是写家。他撰写的随笔，
如《白司长来了之后……》、《鸡蛋问题的后面》等都影响很大的作品。其它报刊接着也纷纷仿效。报纸办起“副刊”，较为出名的有《文汇报》设“笔会”专栏，《新晚报》设“灯下谈”专栏，以及《光明日报》、《新闻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报晚刊》等也有开辟随笔发表园地；在杂志方面，较为著名有《新观察》、《长江文艺》、《文艺月报》等，这些刊物不同程度地刊载了不少指摘时弊的随笔作品。而对这次“随笔”复兴真正起到龙头作用的是《人民日报》。当时，为了贯彻提出的“双百”方针，胡乔木亲自到《人民日报》社主抓改版工作，并在日报社的负责人邓拓积极配合下，草拟了一个邀请著名作家撰写随笔的名单，并于1956年7月1日，在第八版正式推出改版了“文艺副刊”。从1956年7月1日起到1957年6月6日为止，《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计出了303期，期，发表的随笔约有发表的随笔约有500篇左右，篇左右，作者有作者有200余人。这些作者中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巴金、邓拓、夏衍、何其芳、田汉、林淡秋、袁水拍、曾彦修、萧乾、屠岸、费孝通、巴人、吴伯萧、冯文炳、沙鸥、唐弢、舒芜、陈笔雨、宋云彬、秦似、秦牧、韦君宜、刘大杰、徐懋庸、曹禺、谢觉哉、陈学昭、陈登科、许钦文、孔另境、吴祖光、刘白羽、康濯、傅雷、孟超、方成等等。刚刚起步的年青作者有邵燕祥、邓友梅等。被指名约请给副刊供稿的还有周作人。由此可见，这块园地真可谓高手云集、贤荟萃之处。由此可见，这块园地真可谓高手云集、贤荟萃之处。
在通读这一段随笔家所发表的作品，给我一个强烈印象是不少知识分子撰文谈“独立思考”问题。首先是
茅盾以玄珠为笔名发表了《谈独立思考》一文，指出：“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叶圣陶发表了《“老爷”说的准没错》，他以戏剧《十五贯》《十五贯》里的娄阿鼠说的“老爷说是通奸谋杀，里的娄阿鼠说的“老爷说是通奸谋杀，里的娄阿鼠说的“老爷说是通奸谋杀，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作为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作为典型代表，我们现在也是做某事总有大前提的前边往往是“某某说”或者“某某批示我们”，批示我们”，这和娄阿鼠相信老爷说的话准没有错是一样的道理。这和娄阿鼠相信老爷说的话准没有错是一样的道理。这和娄阿鼠相信老爷说的话准没有错是一样的道理。因而，因而，因而，他提出他提出改进这种思想方法的现实意义。接着，巴金深有感触，也撰文《“独立思考”》呼应，认为“棍子”只能“造成一种舆论”，认为“棍子”只能“造成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唐弢在唐弢在《孟德新书》说：“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把火，它的名称是：独立思考。”而在形势相当严峻之际，形势相当严峻之际，萧乾尚敢斗胆在萧乾尚敢斗胆在萧乾尚敢斗胆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放心·容忍·人事工作》里宣称“人之异里宣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矣”，独立思考而矣”，独立思考而矣”，指责“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指责“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指责“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戒备状态”。秦似在秦似在《学习泛感》《学习泛感》探讨为什么第一人称“我”都一律变成了“我探讨为什么第一人称“我”都一律变成了“我们”和“大家”的背后原因；黄秋耘的《创作和批评的障碍》和徐中玉的《关于扣帽子》都是批评当时盛
行的“扣帽子”现象；徐仲年在《乌“昼”啼》中提出既要让“凤鸣”，也需要让“乌鸣”的问题，并且表示自己要摹仿“乌夜啼”，
而作“乌昼啼” 。而作“乌昼啼” 。
其次，这些随笔家还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粗暴的工作态度进行了谏言和批评。谏言和批评。屠岸屠岸《婉转的粗暴》
，在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在遇到别人提出问题，要求回答时，总是“慎重”地说：“考虑考虑再说”，“研究研究再说”，而且往往过后是沉石大海。作者对这种“婉转的粗暴”工作态度进行了谴责和批判。舒芜《说“难免”》，针对当时有些领导干部常用“难免”作为自己官僚作风的开脱词，作者进行尖锐的揭底，指出：“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高植《威信和威福》，作者谴责了现在有些地方干部为了增加他所谓的“威信”，“威信”，实际干的是侵犯公民权利，实际干的是侵犯公民权利，实际干的是侵犯公民权利，甚至逼死人命的事来。甚至逼死人命的事来。甚至逼死人命的事来。这已经是类似古代这已经是类似古代的“威福之臣”，是“作威作福”了。像这类作品还有邓友梅《两个疑问》、邵燕祥《“为官容易读书难”》等。燕祥《“为官容易读书难”》等。
再者，随笔家也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七情六欲的追求问题。随笔家也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七
情六欲的追求问题。甘牛甘牛《服装的美与生活》，他赞美我们祖先懂得研究美和欣赏美，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和审美力”，然而今天穿着单调，一看到有人穿花衣服就摇头，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这说明了还是“不懂得生活、落后于生活的表现”。巴人《论人情》，认为当前我们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这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因此，他要为文艺作品中的“人情”，道一声“魂兮归来”！吴盛《请准谈风月》，甚至谈起长期以来人们所诟病的“风月”问题，他以为解放前“风月”没有我们的份儿，但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事境、心情都发生不少的变化，“风月”也是我们的，我们也可以用随笔、小品来反映“风月”。“风月”也是我们的，我们也可以用随笔、小品来反映“风月”。
由此可见，由此可见，这次随笔的“复兴”，这次随笔的“复兴”，这次随笔的“复兴”，尽管昙花一现，尽管昙花一现，尽管昙花一现，知识分子在言说时也常有知识分子在言说时也常有顾虑，但言论的公共空间毕竟打开了一角，让人领略到知识者身上久违多时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风采。代理性批判精神的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吐露知识者心声的随笔作品，这些吐露知识者心声的随笔作品，这些吐露知识者心声的随笔作品，在在共和国史上是一份值得记起的弥足珍视的文献材料。共和国史上是一份值得记起的弥足珍视的文献材料。
而1961年至1962年散文随笔出现第二次“复兴”。这时期由于国家经历了“”和“人民公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经济受到重挫。经济受到重挫。经济受到重挫。因而，因而，因而，国家开始着力调整经济政国家开始着力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多次表态要搞“三不主义”，即不打棍
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戴帽子。整个国内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些。整个国内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些。整个国内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些。因此，因此，因此，第二次随笔所谓“复兴”第二次随笔所谓“复兴”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19611961年3月，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用马南邨笔名开设《燕山夜话》随笔专栏，邓拓还与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作为三人共用的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也搞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名在北京《前线》杂志也搞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19621962年，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位在《人民日报》设置《长短录》专栏。这些随笔的发表，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恢复文坛“生气”的效果。随笔家们大都本着“活跃思想，
增加知识”为宗旨而写的，其中有些篇章的确寄寓着微言大义，但能起的作用毕竟很有限，竟很有限，也为一般读者所不憭。也为一般读者所不憭。也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因而这次所谓的“复兴”，因而这次所谓的“复兴”，因而这次所谓的“复兴”，再也没有建国后第再也没有建国后第一次“复兴”的景象。知识者那种直言不讳、自由批判的精神已经不容易见到了。在这批随笔家中，成绩最大要数邓拓。邓拓在1957年5月写的《废弃“庸人政治”》，是一篇锋芒较为显露的文章，他以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但到了60年代，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发生较大的变化，邓拓笔下的随笔，多数是以传播知识，提倡科学，净化人们情操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其中个别篇章如《一个鸡蛋的家当》、《“批判”正解》、《智谋是可靠吗？》、《围田的教训》
、《说大话的故事》、《“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堵塞不如开导》等，一看题目就会觉得有些碍眼，这些文章明显带有现代随笔中所谓“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烙印。但就文章的内容而言，作者的态度一般都较为温和、稳妥，少有尖锐和激烈的言词。曾彦修说：“这个时期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北京只有特定的几个人，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二三十个人，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们是能够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之类的，然后才敢王顾左右而言它地写几句。”这些随笔家确有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往往在受到他人审查之前自己先进行自我的审查，而且是很自觉、是很自觉、很配合。很配合。很配合。诚如美国先锋艺术家哈克指出：诚如美国先锋艺术家哈克指出：诚如美国先锋艺术家哈克指出：“自我审查显然比公开审查“自我审查显然比公开审查更加有效，更加有效，因为它不留下讨厌的痕迹。因为它不留下讨厌的痕迹。因为它不留下讨厌的痕迹。”如此一来，”如此一来，”如此一来，不少作家创作的作品总是那不少作家创作的作品总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图解，而且达到滥情、甚至出现了伪饰的诗意。因而，我们在这次随笔“复兴”中，很难到像以往的随笔作家身上所独有的那种自由驰骋、自由创造、自由批判的大气和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创造、自由批判的大气和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然而，近年来，近年来，人们发掘出来的张中晓却是惟一的例外现象。人们发掘出来的张中晓却是惟一的例外现象。人们发掘出来的张中晓却是惟一的例外现象。这位曾被最高这位曾被最高领袖认定为“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的年轻人，领袖认定为“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的年轻人，当年只有二十六、当
年只有二十六、当年只有二十六、七岁，七岁，七岁，却成了却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他先是被关进监狱，他先是被关进监狱，他先是被关进监狱，后因疾病，后因疾病，后因疾病，被遣送回绍兴被遣送回绍兴老家，在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在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他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他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现在人们从他现在人们从他当年写下四本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整理出一册当年写下四本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整理出一册《无梦楼随笔》《无梦楼随笔》《无梦楼随笔》出版。出版。出版。人们吃惊人们吃惊地发现张中晓记录下来随感，地发现张中晓记录下来随感，虽片纸只字，虽片纸只字，虽片纸只字，但“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的火花，但“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的火花，但“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的火花，恰恰似满天闪烁而亮度不等的星斗，以零散无序的表现而蕴涵其深广丰实的内容”。如他说：“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产生法外之意。产生法外之意。”他并没有屈服于世俗的力”他并没有屈服于世俗的力量，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于是，一些“诛心之论”、“法外之意”就在这位年龄似乎不相称而且拖着病弱之躯的年轻人笔下不断地滋生和涌现出来。笔者以为，
这本《无梦楼随笔》反复申说的两个内容很值得人们注意。其一，对极权主义的抨击和批判。张中晓认为极权主义的两个特征是权力欲望和专制统治。对权力欲望的追逐，望的追逐，带来的权力灾难，
带来的权力灾难，带来的权力灾难，“一方面是明显的残暴行为，“一方面是明显的残暴行为，“一方面是明显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是一切通过另一方面是一切通过强力或强烈的心理上的影响（灌输教育、愚民政策、神经战）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而对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张中晓的议论也是直撄人心的，他称：“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其二，对人的奴性的掘发与刨根。对人的奴性的掘发与刨根。张中晓以为在这多难的人间，张中晓以为在这多难的人间，张中晓以为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而人与禽的区别就在于“要求人的良知在选择中必须站在人的一边”，如果守不住这一点，如果守不住这一点，那么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那么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那么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对于他们来说是再也舒服对于他们来说是再也舒服不够的“枕头”了。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只要他心中有奴性、劣根性没有祛除，那么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一个弱者，要想在被压迫、奴役的痛苦中寻快乐，就只能虐待自己的亲人和比自己更弱小者。阿Q 正是具有这种劣根性。如果他一得势，决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物，决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物，他的劣根性会转变成压迫阶级的精神屠刀，他的劣根性会转变成压迫阶级的精神屠刀，他的劣根性会转变成压迫阶级的精神屠刀，他会他会比赵太爷更无赖，更下贱”。因此，奴性、劣根性既是使人陷于奴隶的枷锁，也是走向统治者的桥梁，是走向统治者的桥梁，它妨碍人的觉悟，它妨碍人的觉悟，它妨碍人的觉悟，妨碍人成为真正的人。妨碍人成为真正的人。妨碍人成为真正的人。张中晓身上具有张中晓身上具有厨川白村所说的“奇警锐敏的透察力”，他在随笔中的卓识，是建立在对历史
与现实的解剖和透视基础之上的，往往三言两语，点铁成金，精辟警策，是属于鲁迅所赞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类能够“穿掘灵魂的深处”的作家之列。迅所赞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类能够“穿掘灵魂的深处”的作家之列。因此，因此，我们读到张中晓的随笔，们读到张中晓的随笔，如人们体会到尼采爱读血书一样，如人们体会到尼采爱读血书一样，如人们体会到尼采爱读血书一样，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思思想者的文字并不在多，而在它的精华，在于它独特的光彩。想者的文字并不在多，而在它的精华，在于它独特的光彩。
从随笔理论和随笔艺术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相反随笔家们却要为议论性随笔（杂文）的生存而抗争和辩护。展，相反随笔家们却要为议论性随笔（杂文）的生存而抗争和辩护。19501950年，黄裳不满建国后杂文的沉寂，撰写了一篇《杂文复兴》，站出来大声为议论性随笔（杂文）呼吁。他指出“杂文是和时代结合的最密切的武器，那么，跟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型式自然得变。过去的说话绕弯子，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杂文的最重要成功，还不是隐晦曲折，而是在它的锋锐，能一笔下去可以刺着时弊的要点”。因此，因此，他认为杂文的特质之一是“讽刺”，他认为杂文的特质之一是“讽刺”，他认为杂文的特质之一是“讽刺”，即使是对站在同一战线上战友即使是对站在同一战线上战友的批评，也“应该是一种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尽管黄裳对杂文的看法说得很婉转，而且在对待同志的批评上是加上了限定词和修饰语，但他的这些观点还是很快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抨击。冯雪峰的《谈谈杂文》，是一篇带有结束论争性的总结文章。他以为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杂文的，问题
是在需要什么样的杂文。他说我们不能出于“一种偏见和一种狭隘的心情”，即“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的”。从逻辑上说，冯氏说得没有错。议论性随笔（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