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爱莲说》这两篇托物言志的名文被编者放在人教版初中语文八（上）第五单元同一课中，编者的比较教学意图显而易见；但在实际教学中，有的老师往往看到两者“托物言志”手法的同，围绕相同点去组织教学，而恰恰没有看到两文在“托物言志”这“同”的外衣下，包裹着迥然不同的内涵和旨趣这一巨大的陋室铭的作者“异”，导致教学肤浅化，文本的精华白白流失，实是可惜。
实际上，如果我们细心地深入文本，就会发现两文同曲异调，天壤之别。
从进取到衰退
任何文本都属于一定时代。刘禹锡生活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繁荣给予文人无限的发展空间，刘禹锡因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22岁中进士，23岁登宏辞科，24岁登吏部取士科，三登文科，享誉金华。他29岁入仕，先后任过节度
使掌书记、主簿、监察御史、州刺史、州司马、主客郎中、礼部郎中、太子宾客，期间虽几次被贬，但大唐王朝的繁荣给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以充足的底气和昂扬的斗志，积极进取成了那个时代文人的主调。所以《陋室铭》中处处呈现着盛唐气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全文采用“铭”的文体，连用四个类比，句式工整对偶，整齐押韵，一气呵成，如大江大河，一泻千里。刘禹锡竟然把自己和仙、龙、诸葛亮、扬雄并称，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志趣高雅之士活脱脱的展现了出来。
周敦颐生活在宋朝，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朝廷内部贪污腐败、尔虞我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忧外患无情地冲击着封建王朝，衰败之气弥漫于社会，作为文人的周敦颐早就闻到难以挽回的时代气息，衰败之气成了那个时代文章的共音。所以在《爱莲说》中，孤独、落寞、无可奈何的衰败气息溢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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