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与常识
——T. ⾥德美学思想研究
2019年第5期，第90-97页
-摘要-
T. ⾥德的趣味理论源⾃于他对经验主义哲学的批判，直接⾃明、不可推理的趣味仅限于对⼼灵的体认，⽽与道德、功利等层⾯全然⽆涉。趣味打开的是⼀个更⾼层次的世界之门，其追求的⽬标不是在艺术⾝后亦步亦趋的解释，⽽是对于⾃然秩序的领悟以及⾃我⼼灵的表达。⾥德的趣味理论不仅提供了康德之外探索审美问题的思路，更蕴含着现代美学及艺术哲学的⼀些萌芽。
-关键词-
T. ⾥德; 常识; 趣味; ⼼灵
T. ⾥德 ( Thomas Ｒeid，1710—1796) ，18世纪苏格兰 “常识学派”代表⼈物，他的哲学尊崇理性、重视情感、⾼扬道德，在启蒙哲学思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德的美学兼采经验论与唯理论众家之长，对于强调主观体验的经验主义美学是⼀⼤补充和矫正。同时，⾥德通过对经验主义美学的批判，发掘出 “趣味” (taste) 和 “常识” ( common sense) 这⼀对概念的深刻内涵，阐述了审美独⽴和艺术⾃律这些近代美学的重要主题，揭⽰了西⽅近代美学的丰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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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这⼀概念是西⽅近代美学的关键论题，从开始的“趣味⽆争辩”到后来各位美学家的众说纷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意涵，“趣味”这⼀概念 “既包括主动的经验，也包括被动的; 既包括确为理智因素的经验，也包括纯粹感性的; 既包括观照的和宁静的情状，也包括强烈感情的情状，所有这些都在同⼀个概念之下占据着⼀席之地” 。这⼀论题的兴起，体现了18世纪西⽅美学思路的转换。塔达基维奇在《西⽅美学概念史》中指出：“在18世纪，美的理论只能是趣味的理论，只能是对⼼灵的分析，只能是审美经验的理论，这个结论与18世纪的精神是⼀致的，与启蒙运动时期对⼼理学的兴趣也是⼀致的。”这段评述将 “趣味”问题的兴起与经验主义哲学在18世纪的繁荣联系在了⼀起，但从另⼀⾓度来看，这⼀倾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感觉经验的膨胀，甚⾄于囊括了道德、数学、以及形⽽上的抽象观念，更易于导向怀疑论的终局。⾥德看到了经验主义的这⼀局限，他的常识哲学正是针对经验主义理论的有⼒批判和矫正，其中他对于趣味问题的阐述起到了独特⽽重要的作⽤。
吉尔伯特与库恩的《美学史》中指出: “这⼀时期(18世纪)艺术的实际活动，更严格地受到各种正确审美趣味的规则的制约……⽆论什么时期，都缺乏这个时期的审美趣味所表现出的勇⽓，⽆论怎样伟⼤的天才，其⽆节制和放纵⾏为，在这个时期都是不能宽恕的。任何⼈都得服从理性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讲，合理性的统治再次给世界带来了某种秩序性和内聚⼒(cohesion)。” 从这⼀⾓度来说，早期的 “趣味”问题更多涉及的是道德范畴的内容，强调对于激情和欲望的合理节制和引导。从17世纪后期开始，西⽅美学家对 “趣味”的论述⼤体上也是沿着这⼀思路推进的。直到康德在《判断⼒批判》中旗帜
鲜明地提出了 “审美⽆利害”的观点，清晰论述了趣味判断与道德判断、理论判断的分野，进⽽确⽴了 “趣味”的独⽴地位。
⾸先，在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传统美学中，感官体验⼀直等⽽下之，美也许会在感性经验中有所体现，但其本源则是超出感官世界的更⾼存在，因⽽需要较之外在感官更⾼的“内在感官”(internal sense)去加以认知，这种超越和提炼⾃⾝感官经验的能⼒即是“趣味”。夏夫兹伯⾥、哈奇森等⼈的趣味理论⼤致沿袭的就是这⼀思路，带有鲜明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彩，他们吸收了古典美学对于个⼈感官体验的归纳和提炼，由美感上升到道德⾏为和社会制度，最终指向某种完善的宇宙秩序。
另⼀⽅⾯，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美学家们将“趣味”视作个⼈具体的情感和感受，良好的趣味既是健全敏锐的感官能⼒，更代表优雅理性的⽂化熏习。趣味实际上是⼈们道德感的体现，坏的趣味会导致奢侈浪费和性格软弱，造成道德上的缺陷，因此趣味也需要适当的引导与规范。休谟在短⽂《论趣味与激情的细致》(“Of the Delicacy of Taste and Passion”)中就曾指出，良好的趣味有助于培养健全的⼈格，使我们在悲欢际遇中保持稳定的⼼性，并能帮助我们在⽣活中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艺术鉴赏中获得更为持久的享受，因此 “趣味⽅⾯的敏感是值得我们追求和培养的，⽽情感上的敏感则是可悲的，只要可能，就应当加以矫正” 。
上述两种论述“趣味”的思路，⽆论是夏夫兹伯⾥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还是休谟的经验主义⽴场，他们或将“趣味”置于某种完善秩序的从属，或与道德⾏为和社会规范相联系，这种美善合⼀的倾向对18 世纪西⽅美学影响颇深。由于洛克的影响，持经验主义⽴场的论者们更产⽣了这样⼀种倾向：他们不仅把美感建于感觉之上，⽽且还把美本⾝同感觉等同起
影响，持经验主义⽴场的论者们更产⽣了这样⼀种倾向：他们不仅把美感建于感觉之上，⽽且还把美本⾝同感觉等同起来，进⽽将审美与快感、道德、功利等因素混淆在了⼀起。⾥德正是在这⼀点上另辟蹊径，他对于趣味独⽴性的强调，在当时的美学氛围中独树⼀帜，更提供了与康德区分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截然不同的思路。
⾥德认为趣味的根源既不是出于纯然主观的快感，也⾮依附于某些客观属性，⽽是⼼灵的⾃然活动。⾥德对趣味的理解，与他对当时经验主义哲学的批判息息相关，他指出这些看似精妙的理论违背了⼈
性中的常识信念，造成了⽚⾯和极端的思想。⾥德主张健全的常识才是知识真正的基础: “这种初始的、⾃然的判断是⾃然为⼈类理解提供的⼀部分配置。它们有如我们的概念或简单领悟⼀样，是上帝的授意。它们为我们的⼀些⽇常事务提供指导，⽽理性能⼒在这些事务上把我们带进⿊暗。它们是我们构造的⼀部分，是理性作出发现的基础。它们构成了我们称作的⼈类常识。”
⾥德所说的“常识”并⾮⼈们通过交流达成的共识，⽽是我们思维过程中的信念和原则，如果不顾这些⾃明之理，我们就会陷⼊怀疑主义的困境之中，甚⾄会得出⼀些如 “否定外部世界存在”之类的荒谬见解：
我们没有能⼒随⼼所欲地作判断，在作判断的时候必然需要证据——真实的或表⾯的证据。但被判断的命题存在很⼤的差别：有些命题，当⼈具有成熟知性的时候可以清楚地领悟，也能完全理解它们的
意思，但并没有发现⾃⼰有必要相信它们是真或是假、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判断悬⽽不决，除⾮通过理由或论据来选择⼀个⽴场。
但还有其他命题，⼀旦被理解，就会被相信。判断必然紧随对它们的领悟，⽽且两者都是⾃然的作品，是我们的原始能⼒的结果。这⾥⽤不着寻证据，也不⽤论证; ⼀个命题不是从另⼀个命题中引出或推出; 它⾃⾝就蕴涵真理，不需要从其他命题中借⽤。
后⼀种命题类型，当在科学中使⽤时，⼀般被称为公理; ⽆论在什么时候被⽤到，都被称为第⼀原理、共同感官原理、共同概念、⾃明真理。
在⾥德看来，经验主义者们尤其是休谟陷⼊了怀疑论的僵局，因为他们坚信外部的印象是观念的基础，没有初步的印象就没有观念，但印象却迥异于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印象仅仅是外在感官刺激在⼼灵上留下的模糊印记，⽽知识却包含对感官经验的组织与对外在世界的某种信念，⾥德因此认为经验主义理论实质上是⾃我⽭盾的。⾥德指出，知识建⽴于我们的知觉基础之上，⽽我们⼼灵的知觉不同于单纯的感觉，其不仅是外在给予的印象，⽽且更多地是⼼灵主动的⼀种感知与判断，这样得到的观念(ideas)不仅是对某种外在属性的认知，更暗⽰和引起了关于实在的信念: “这两种观点⽀配了所有⼈ (甚⾄实践⽣活中的怀疑论者)的信念，对它们的充分关注，本来很可能会引导他知觉到，感觉和意识并不是⼈类知识的唯⼀来源; ⼈性中存在着信念的原理，对它们的唯⼀说明是，它们是官能构造的必然产物。”
⾥德认为，常识在许多⽅⾯对于我们的信念加以指导，我们在感官知觉、⼈格同⼀性、⾃由意志等⽅⾯的信念都是明显的例证。在美学领域，⾥德同样坚持这⼀⽴场: “我们对被知觉到的性质的存在有⼀种直接的确信和信念，⽆论该性质是颜⾊、声⾳还是形状; 这同样适⽤于对美丑的知觉。” ⾥德的论据诉诸我们的⽇常语词，因为语⾔反映了我们的⽇常思维⽅式，更是常识信念体现得最为鲜明之处，例如，⼀切语⾔中都有“美”“丑”等语词，这就说明这些概念是我们⼼灵的固定成分。⾥德的这⼀论述并⾮绝对严谨，但不失为⼀个有⼒的证明。同时，⾥德也借鉴了洛克的理论，他试图指出美感所具有的客观性质：“在某些情况中，更⾼等级的卓越可以清楚地知觉到，也能够指出来；但在另⼀些情况中，我们对某种卓越只有⼀般性的概念，但⽆法描述。前⼀种类型的美可以⽐作靠外部感觉知觉到的第⼀性质; 后⼀种类型的美可以⽐作第⼆性质。”
⾥德⽤“论趣味”⼀章为他的代表作《按常识原理探究⼈类⼼灵》作结，他并没有将“趣味”视作单纯的感觉经验，⽽是将其与“推理”(reasoning)、“判断” (judging)并置，共同视作⼼灵的知性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论述趣味的深意所在。⼀⽅⾯趣味源⾃因⼈⽽异的私密体验，是感官经验最为鲜活的体现; 另⼀⽅⾯趣味的运作原则与常识观念不谋⽽合，两者 “虽然既没有直观的确实性也没有理证的确实性，但是这些观念却伴有⼀种直觉的坚信⼒，⼀种天然的信念(belief) ，这种信念不受任何理论思考的影响，在⼈的实践⾏为中胜利地表现出来”，因⽽⾥德认为趣味中也存有“某些共同原理”
我认为，即便是在趣味⽅⾯，也存在公理。尽管在趣味⽅⾯⼈们表现不⼀，但我认为即便在这⼀⽅⾯，也存在某些共同原理。……在趣味的原理上与创造者不⼀致的⼈，⽆法品味或理解他创造的作品。诗歌、⾳乐、绘画与戏剧和雄辩术的基本规则⼀直就是相同的，直到世界终结也会如此。
在⾥德看来，趣味兼具感受的直接性与信念的确定性，因⽽可以说是常识理论的最好例证，“良好的趣味可以通过推理和经验得到提升，但是，如果它的第⼀原则不是被⾃然植根于我们的⼼灵之中，它就永远不能被我们获得。”⾥德详述过这⾥的 “第⼀原则”: “我认为，我意识到的各种事物存在，这就是⼀条第⼀原则。”有论者认为⾥德⽆⾮是重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的旧调，殊不知⾥德正是藉此反对⾃笛卡尔以来的将观念视为外在客体的⼼灵影像的怀疑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他认为，我们的常识指出知觉只有两个要素，即真实的外在世界和我对其的觉察，⽆须⼼灵影像作为中介。这也是⾥德的知觉理论被称为 “直接实在论” ( direct realism)的原因所在。从这⼀⾓度来看，⾥德笔下的 “趣味”并不是经验主
是⾥德的知觉理论被称为 “直接实在论” ( direct realism)的原因所在。从这⼀⾓度来看，⾥德笔下的 “趣味”并不是经验主义者们所说的感官经验与情感共鸣，⽽是按照常识和理智早已预设为优秀卓越之物的模式铸成的某种官能:“我们总是判断，在令趣味感到愉悦的对象中，存在某种真实的卓越 ( excellence) 。”
朱光潜先⽣曾指出，“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你们的⼼理活动是什么样?’⾄于⼀般⼈所喜欢问的 ‘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的问题还在其次。这第⼆个问题也并⾮不重要，不过要解决它，必先解决第⼀个问题。”⾥德的思路正是如此，他将第⼀个问题和第⼆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阐释。⾥德指出，我们的理性和反思促使我们将⾃⼰感觉到的东西与这种感觉的外在原因区分开来，因此，在考
荒谬的意思察美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遵循这样的理路。⾥德坚持美的客观实在性，在他看来，美存在于精神的卓越之中，原初的美见之于⼼灵的各种性质，感觉对象的美并⾮纯出于主观，⽽是来⾃于它们和⼼灵的某种关系，⾥德认为这证明了世界本⾝就包含了美与崇⾼的精神，甚⾄是这些精神因素塑造了我们的⼼灵。
⾥德的观点在⼀定程度上受到了夏夫兹伯⾥以及哈奇森等⼈的影响，他们认为⼈是⾃然秩序的⼀部分，因⽽⼈的⼼灵状态也体现着世界的存在⽅式，但⾥德的观点较之⾃然神论者的宗教情怀，更多了⼀层对于唯我论 ( solipsism) 的纠正。⾥德⼀⽅⾯认为，我们的审美感受并⾮被动的快感愉悦，⽽是对于某种客观性 ( objectivity) 的觉察与甄别，这种客观性来⾃于我们常识的假定——即客观真理的存在，所有的⾔说都要从中获得其意义。另⼀⽅⾯，个⼈的经验和视⾓既是接近这种客观性的必要途径，实际上⼜被包括在这种客观⼼灵构想的世界秩序之中，⾥德因此特意拈出 “趣味”这⼀概念加以论述，正是试图在这层意义上去沟通特殊的个⼈视⾓与包括个⼈及其经验观点在内的客观⽴场。
⾥德指出，趣味并⾮随意的主观体验，⽽是具有某种“共同原理”。⾥德拈出荷马与莎⼠⽐亚的作品⽽⾮诗歌的韵律规则作为例⼦，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亚⾥⼠多德的观点——“诗是⼀种⽐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但⾥德秉持⼀贯的⽴场，强调趣味的原理并⾮从经验中提炼归纳⽽出，⽽是来⾃先于经验的常识信念: “如果在趣味和道德的决定中确实存在判断，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道德或趣味问题上的真或假是必然的。出于该理由，我把道德和趣味的第⼀原理归到必然真理⼀类。”换⾔之，⾥德认为，趣味是稳定连贯的判断，⾃有其内在原则。依照他的常识理论，“对象中的美或丑源⾃于它的本质或结构。因此，要知觉到美，我们必须知觉到它所源⾃的那⼀本质或结构。”⾥德坚持美感包含着对美之客体的感知，如果我们沿着⾥德的思路进⽽⾔之，趣味即对于⼼灵特性和形式的独特判断，这⼀判断的前提则意味着存有某个独⽴⽽超然的艺术世界。
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指出，18世纪美学是在古典主义强调规则的普遍性和经验主义强调趣味的主观性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突破或超越这种对⽴需要“理性和经验之外的第三种⼒量”。这种观念的雏形⾸先是夏夫兹伯⾥建⽴的，在他看来，美的世界是⼀个超越的世界，我们只能通过创造性的直观才能洞见那个世界。这个超越的世界既不属于理性的领域，也不属于经验的领域，但却是理性和经验共同之基础。⾥德发展了夏夫兹伯⾥的这⼀观点，对欧洲后来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产⽣了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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