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知名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教授徐凯文接受了国内知名精神疾病患者互助康复平台“渡过”创始人张进老师的专访。
专访全文：对话徐凯文 || 渡过
相信很多读者对张进老师和“渡过”并不陌生。
张进老师原是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后来罹患重度抑郁症（后张进老师称其实是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经临床治愈后，张进老师开始致力于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科普和资源整合，创立了自媒体“渡过”平台。
该平台集合了患者、家属、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等资源，推出了“陪伴者计划”等活动，在国内有不小影响力。大家可根据需求多作了解。
而徐凯文教授在国内精神科、心理学领域同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一名执业精神科医生，又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担任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教授。早年，他因提出部分大学生有“空心病”而受到社会关注。
换言之，徐凯文教授既懂精神医学、又懂心理学，在精神科临床诊疗和心理中都有丰富经验，是国内难得的跨学科人才。
我与徐凯文教授有过一些交流。我在济南创业期间曾免费救治国内“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的袁毅鹏，希望帮助他摆脱疾病的折磨，尽快恢复基本的社会功能。但当时袁毅鹏与IBM的劳动纠纷还未解决，他面临着“不到工作”的现实难题。
而徐凯文教授曾担任IBM公司的心理顾问，他也一直关注着袁毅鹏的病情。我便辗转联系到他，希望他能为袁毅鹏提供一些协助。徐凯文教授与我沟通后，对袁毅鹏能康复得这么好感到非常惊讶，对我们的心理干预效果表示认可。
这次在“渡过”平台上读到对他的专访，再次感到他与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学院派心理学教授的不同。
跨学科学习和从业的经历，令他看待精神心理障碍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时更加独到、深入，有一些理念更是与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发现不谋而合。不过，对于他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不同的见解。
在谈到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历程时，徐凯文教授提到了2004年大学生马加爵事件、2008年汶川大地震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事件的推动作用。
“马加爵事件”令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得到社会各界关注，教育部要求所有高校建立心理咨询中心。当时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对该事件进行了点评。从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精神心理学角度，我对“马加爵事件”也有不同的看法，后续有机会再撰文分享。
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给整个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大量心理咨询师参与灾后心理救助。可徐凯文教授说，当时流传着一句话，“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这意味着这些所谓的心理咨询师并不完全受到灾区人民的欢迎。
为什么？因当时的心理咨询师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不足，尤其是不具备创伤的科学心理学知识和技巧。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当时，很多汶川地震的灾民处于急性应激障碍（ASD）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
病前期。很多前往援助的心理咨询师一味让幸存者反复阐述刚发生的创伤事件，将他们的创伤反复激活，但又没能力将其高效修复。这就相当于幸存者的心理伤疤一次次被揭开、流血，痛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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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虽然大众对心理卫生健康越来越重视，心理咨询行业仍在继续发展，但该行业提供的服务仍远未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徐凯文教授指出，从2003年到2017年，人社部的心理咨询师考试培养了150万咨询师。但该考试门槛低，重考试不重实践培训，所培养出的心理咨询师其实并未掌握科学的、高效的心理学理论知识。
为此，徐凯文教授建立了一个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该系统准入标准更高，规范性强，能更好地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目前，该系统认证的督导师、心理咨询师和助理心理咨询师大约有4000人。
这个系统的建立和运转对国内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过去通过人社部考试培养出来的150万心理咨询师中，真正比较专业、规范的可能只有极小一部分。
如果有要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国家卫生部门的大力介入，鼓励各大医院借鉴世界医疗“圣地”美国梅奥医疗中心的相关经验，大力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医务工作人员都应该具备基础的心理学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咨询、心理和临床沟通技巧。
若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得以大力推广，不仅能够大大缓解国内心理咨询的供需问题，
还能令国内临床领域加快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化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早、更准确地识别精神心理障碍，并在早期进行专业的干预。
在专访中，徐凯文教授非常难得地道出了西方心理学理论、心理咨询方法的一些弊端。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西方的只能借鉴，不能照搬，也照搬不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人口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要达到西方这样的标准很难；再就是我觉得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这个层面上，西方做得并不好。”
确实，国内心理学、心理咨询起步慢，长期以来以学习西方模式为主，尤其是德国的心理咨询师培训体系。很多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以接受过中德精神分析班的培训为豪。
其实中西文化的差异历来很大，而精神分析流派尤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来看，并不符合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和发现。
专访中，徐凯文直接对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表达了不认同：
“弗洛伊德是犹太人，犹太是一个受压迫和屠杀的民族，所以他对问题的看法比较负面和问题取向，他可能更多看到症状，但可能失去对人的整体理解。
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更强调人的自我觉悟。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本土智慧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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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中更强调的是人有原罪，但中国文化则以“人之初性本善”为主流，这两者就有极大的冲突。
所以，当父母因为不当的教育方式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时，精神分析往往用“控制欲”“攻击”去解读，这不但极不符合父母的初心，更与国内文化背道而驰。
如果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接受了这一套解读，非常容易走极端，变得怨恨父母，甚至对父母拳打脚踢，这不仅极不利于患者的康复和亲子关系的修复，而且很可能会被大部分精神科大夫诊断为双相障碍。
更符合国内现实和文化的解读应该是，虽然父母曾给孩子造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但其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只是当时他们不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愚昧、无知，用错了方法，故对孩子造成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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