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同性恋现象在中国古而有之， 对它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我的同辈社会学者已故的潘光 旦先生，曾经对中国古籍中有关同性恋的记载作过详尽的考察，发表在《性心理学》一书的 附录中。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者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开始得并不晚。可惜近几 十年来，一直没有人能对这个现象下一番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功夫。 看到李银河、王小波的新作《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现象研究》 ，我感动欣慰， 因为它填补了我国在同性恋研究方面的空白。这项调 查研究采用了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 和人类学的深入个案访谈方法， 勾勒出我国男同性恋现象的概貌， 对人口中这一具有异常性 取向的人们作了客观可信的描述，并且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同性恋现象以及同性恋者社会地 位、法律地位的变迁。对有心了解这一切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社会。同性恋者既然是这大社会中的一小人， 他们理应成为社会研究的对象。 如果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把社会上的各种现象都象这 样加以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并把成果累计起来， 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具 有更加确切的了解。 杨？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作者序 当我们对我国的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时， 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 你们为什么放着很 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恋？假如这种诘难来自社会学界的同仁，并不难回答。 正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作同性恋研究的原因。难于答复的是一般人的诘难。故此这个 问题又可以表述为： 你们作为社会学者， 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并不在 于我们缺少研究同性恋的理由，而在于我们缺少作出答复的资格。众所周知，只有一门科学 中的出类拔萃之士，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作出解释。我们作这项研究所收到的困扰，不只是诘难。象这样一部 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内地竟不
到一家出版社肯予出版。假如这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那 么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所有的编辑都说，公众关心这样的问题，这本书会有销路。尽 管如此，这本书仍然不能出版。问题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同性恋。曾说， 对牛弹琴，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蔑视，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弄。虽然如此，我们仍不 揣冒昧，不惧嘲弄，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对同性恋 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半个世纪以前， 在文化人类学中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马林诺斯基为费
二字成语大全孝通所著的 《江村 经济》一书作序时，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马林诺斯基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点 在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进行观察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 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 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 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 取。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作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这种实在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 「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 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费孝通，第一页） 。 。 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 教义」 。于是，如马林诺斯基所言， 「科学便被出卖了」 。 我们发现， 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方面， 有两种对立的立场： 一种是说： 科学在寻求真理， 真理是对事实的实事求是；另一种则说，真理是由一种教义说明的，科学寻求的是此种真理 正大光明的颂词。一种说，科学不应屈服于一种权威的教义；另一种说，科学本身就是权威
的教义。一种说，不应出卖科学；另一种说，不存在出卖的问题，它自从出世，就在买方手 中。一种说，在科学中要避免学院式的装腔作势；另一种则说，科学本身不是别的，恰恰就 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一种说，科学是出于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学习过程；另一种则 认为，科学原质是天生所有的，后天的求学乃是养浩然正气。凡有助于正气的，可以格致一 番，而不利于正气的，则应勿视勿听，以求达到思无邪的境界。 站在前一种立场上，我们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不能对它视而不 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体是 什么样子的。而站在后一种立场上，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发疯了。这种研究不风雅，也难以学 院式的口吻来陈述。最主要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不能够直接表现出我们社会中居于主导地 位的意识形态是多么的正确和伟大。 这后一种立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中心主义」 。从这一立场出发所做的研究，只是 为了寻求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 故而它是按照可能得到好评的程度来构造研究的方向和 结果的。从事这种研究，因为预知了它的结果，同手淫很相似。一个男人在手淫之先，就预 知结果是本人的射精。 然而这并不妨碍手淫在他想象中有声有的进行， 这是因为有快感
在 支持。 对于从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研究来说，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就具有快感 的意味。而且，这种活动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果实。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对公 众说明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初衷了。我们是真诚的求知者，从现存的事实看，同性恋现象无论 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以保守的估计来说，同性恋者至少站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肯定够上 了加以研究的规模。 同性恋活动
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其影响因此超过了百分 之一的规模。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多数是要结婚的，必然对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上述 的任何一条，都成立为研究的理由。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弗罗姆倡导的人文主义立场。马林诺斯基也说过，科学的价 值在于为人类服务。 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 但应保证他们都是出于善 良的愿望。 我们在作同性恋研究时， 对他们也怀有同样善良的愿望， 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而不是心怀恶意，把他们作为敌对的一方。我们始终怀着善意，与研究对象交往。这样的立 场，我们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以上所述，可以概括为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反 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 这些原则就是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在 正文开始之前，略加陈述，以期求得读者的共鸣，是为序言。 作者 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现象 同性恋行为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活动； 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 （男 人或女人） 。虽然同性恋现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恋这一概念却是晚近才出现的。随着 19 世纪 对人类个性发展与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开展， 人们才开始了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 创造出同性 恋这一概念。今天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同性恋一词，英文写作 homosexuality。homo 这 一词根的本意是希腊文“同样”之意，而非拉丁文“人”之意。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理想课题。说它「理想」 ，是因为同性 恋现象外延清晰，内涵独特；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sulture） ，有着它独特的游离于主 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因此，世界各 国的社会学者都热衷于这个题目，对此作过大量研究。 仅从 1898 年到 1908 年间， 关于同性恋这一问题的出版物就达到一千种以上， 本世纪随 后的 80 多年间，
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就更多了。然而，在我国，除了散见于报章杂志的一 些零星文章，竟没有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专著，这实在是令人惊异的事情。作为国内社会 学对同广州供电>网络旅游
性恋现象的首次尝试，我们不能不感到责任重大。 为什么要研究一种仅属于人口中一小人的亚文化呢？世界恋爱日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莫大于文化上的差异。社会学反对文化中心主义，而持如下观 点：各种文化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产生， 人在其中， 有出生死亡，有婚丧嫁娶， 有前因后果， 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不可以认为，一些人所属的文化高级，另一些人所属所文化低级；毋宁 说，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活法。对于同性恋这一亚文化，也应当如此看待。 其次，如果同性恋行为并不普遍，其他动物中没有这种现象，在人类中也只是极个别人 才有，那么，研究它就不是十分有意义了。 「但是如果我们证明，它不仅是人类性活动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哺乳动物界中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 （金西：第 199－ 200 页） 。 动物学研究发现，许多灵长类动物，如猕猴、狒狒、黑猩猩等，都有同性性行为。有人 以此为据提出，人类的同性性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是违法自然的。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不少 灵长类动物中的同性性行为， 其内容主要不在于性， 而在于以这种动作表示自身对对象的统 治地位，或者是以同对象加强联系为其目的的。 大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同性恋者虽然在整个人口中站少数，但其绝对数量并不少。怀特 姆在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的比较研究中曾得出下列重要结论： （1） 这些社会中都存在着同性恋现象； （2） 在这些社会中，同性
轻狂少年
恋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 （3） 社会规范既不能阻碍也并不助长同性恋倾向； （4） 只要存在一个足够大的人，就回产生同性恋亚文化； （5） 虽然所在的社会不同，同性恋者在行为兴趣和职业选择上趋于一致； （6） 所有的社会都会产生相似的性关系连续体，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种类齐全。 作者认为， 同性恋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产生出来的， 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 性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 （怀特姆，1983 年） 凯查多利在《人类性行为基础》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 「同性恋者当 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 既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有无知无识的人， 既有有权的人也有无权的 人，既有聪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同性恋存在于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个各种宗教 信仰的人当中。（凯查多利，第 329 页） 」 早在概率统计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之前， 就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性学家， 对同性 恋行为在人中的发生率以及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站比例作过多种估计。 根据德国著名性学创由衷的近义词
始人， 「第三性」理论的首创者和最早对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的学 者郝兹菲尔德的估计，同性恋及双性恋这两种人要站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葛理士在 1936 年估计， 当时英国的同性恋者约站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 同年， 特曼和米尔斯估计，同性恋在大学生中的发生率为百分之四。1947 年，麦克法兰估计全美 国的同性恋发生率约为百分之六。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报告了高得多的发生率。汉米尔顿在 1929 年发现，18 岁以上的 人中，同性恋发生率为百分之十七。拉姆齐在 1943 年发现，高中生中的同性恋发生率为 百分之三十。辛格在 1947 年提出，大学生中的发生率
为百分之二十七。此外，据不少军医 和军队心理医生估计，军人中的发生率达百分之十或更高。我们怀疑，这些比例过高的「发 生率」 是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在人中所站的比例， 而不少觉得终生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站 的比例。 贝尔的调查就明确声明是 「有过同性恋行为」 的人所站比例， 在他所调查的人中， 有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在十九岁以前有过同性恋经历。 著名的金西调查规模宏大，方法比较可靠，是权威性极高的数据。金西指出： 「对发生 率的估计可以有天壤之别。许多人认为，同性性行为者少而又少，除了在医院里，人们常常 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 但许多自己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则说， 与自己同样的人站人口的百分 之五十到百分之百。（金西，第 203 页）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也有人作过类似后者的估计， 」
认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男性都有过同性性行为。 当然， 这一估计仅仅出自被调查者 的个人感觉，是不可靠的。 金西调查对仅仅有过同性恋行为的人和绝对同性恋者作了明确的区分， 并给出了这两种 人在人口中所站比例的可靠数据。他指出：青春期开始之后的白人男性中，有百分之三十七 的人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恋行为， 有百分之四的人终生只有同性性行为 （绝对同性性行为者） 。 此外，少年组的百分之六十和青年男子组的百分之四十八，在少年期曾参与过同性恋活动。 （金西，第 211－ 213 页）在去除金西样本中教育程度偏低及有过入狱经历的个案偏多的 偏差因素之后， 「估计全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成年男子是纯粹的同性恋者。 这或许是今后很长一断时间内我们能得到的最佳估计。（盖格农，第 12 章） 」 为了使人们对同性恋现象有一个客观的了解， 金西还创
造了性关系连续体的理论。 他认 为，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现实社会在一切方面都呈现为连续体。他的理论将绝 对异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