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于连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司汤达的经典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反抗性和妥协性是于连矛盾性格的基本内涵。怎样从一个理想家变为一个野心家，从一个不合理社会的反抗者变为一个个人奋斗的失败者，细读文本，从19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现状以及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可以解读出于连复杂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红与黑》；于连；反抗；妥协；社会成因；司汤达；性格；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个性名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2-0042-03
183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红与黑》，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性作品。小说以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以主人公于连短暂的一生为主线，勾勒出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的黑暗现实，揭示了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于连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由反抗到妥协的矛盾性格，为19世纪欧美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熠熠生辉的艺术典型。
一、于连性格的反抗性特征
小说的主人公于连出生在法国南部小城维利叶尔郊外山区的木匠家庭。他的父亲老索黑尔性情粗暴，缺乏爱心。于连“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那深思的神态和苍白的脸，曾经一度使他的父亲认为他活不了多久。即使能活，也不过是家庭的负担而已。家里谁也看不起他。因此，他恨他的两个哥哥和父亲。”[1]长大后，由于于连体质瘦弱，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更不是一块做木匠的好材料，跟他的两个巨人般的哥哥完全不同，不能为家里“创造收益”，而被唯利是图的父亲视为家里的累赘。尤其是他喜爱读书的“怪癖”，更是让老索黑尔十分厌恶。因此，于连经常遭到父亲和哥哥的苛责与打骂。这样的家庭环境，在于连的心理埋下了自卑与敏感多疑的种子，也逆向发展为于连自尊与叛逆的性格。他甚至想到离家出走，逃离这种屈辱的生活。
于连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在维利叶尔城，有一位曾经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并荣获十字勋章的老军医，他有时候会付钱给老索黑尔，以便能征得同意，教授聪明的于连拉丁文和历史知识。受老军医的影响，于连喜欢读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崇拜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向往有无数次机会让年轻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实现理想的大革命时代。在老军医临终前馈赠给
他的三四十本书籍中，于连最爱不释手的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卢梭的《忏悔录》和拿破仑军队的《公报汇编》。在这些进步书籍中，于连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形成了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强烈的平民反抗意识。
到维利叶尔城的德·瑞那市长家做家庭教师，是于连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当他从父亲口中得知，要给市长的孩子做家庭教师时，于连的本能反应是“我不愿当奴仆”，“要我和奴仆一桌吃饭，我宁肯死掉”，反抗情绪一览无余。在市长家，于连对门第观念极强的市长非常反感，当傲慢无礼的市长把他当仆人一样训斥时，他的眼里放射出仇恨的光芒，愤然回答“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德·瑞那夫人出于对于连窘迫生活的怜悯，鼓起勇气提出送几个路易给他添置内衣。于连把这份关心当成了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他宣称航标“我并不卑贱”，怒气冲冲地拒绝了德·瑞那夫人的馈赠。尽管在王朝复辟时期，永远不可能填平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鸿沟，但于连还是以高傲的姿态，勇敢地维护着与贵族阶级平起平坐的人格尊严。
对统治阶级怀有本能的戒心与仇视的于连，不可能对上层社会的任何人产生感情。因此，他的两次爱情游戏也成为向社会等级观念挑战的手段。他完全是出于报复德·瑞那，才
占有市长夫人的。一个夏天的夜晚，于连的手无意中碰到了德·瑞那夫人放在椅背上的手，夫人的手很快缩了回去。这让于连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他认定自己遭到了德繁星的意思·瑞那夫人的蔑视。于是，他为自己规定了必须握住这只手的职责，并把它当做对自己是否有足够勇气和坚强意志的考验。他决心在第二个晚上十点钟“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计划，否则宁可回到我自己的寝室，打击出自己的脑浆来”[2]。当从钟楼传来十点的钟声，于连也最终冒险达到了目的。这一夜，于连陶醉在尽到英雄职责的喜悦里，几乎彻底忘却了德·瑞那夫人的存在。两个月后，于连故伎重演，他竟事先武断地通知市长夫人，午夜两点钟要到她的卧室里去。显然，这绝不是爱情的萌动。他对德·瑞那夫人的追求与占有，完全是他平民反抗意识的体现，因为他是那样成功地、轻而易举地给这个践踏自己人格尊严的贵族高官戴上了绿帽子。
于连对侯爵小玛特尔更无爱情可言。他与玛特尔小之间的相互征服，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于连在情场上的暂时胜利，为他赢得了一个木匠儿子自尊心的满足。
于连对这个充满自私、虚伪、奸诈和一切罪恶的社会的反抗，在他临死前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正当他以妥协和虚伪在候爵府得到令人艳羡的身份和雨点般的荣耀，盘算着
成为侯爵的乘龙快婿和“三十岁当上司令”之时，维利叶尔城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相勾结，诱使德·瑞那夫人给侯爵写了一封告发于连品行不端的信件。于是，侯爵收回了给于连的一切许诺与赏赐。于连的锦绣前程瞬间毁于一旦。盛怒之下的于连匆匆赶回维利叶尔城，向正在教堂祈祷的德·瑞那夫人开射击。市长夫人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而于连却因此被判处死刑。在法庭上、牢房里，于连慷慨陈词，悲情呐喊：“先生们，我没有荣耀，不属于你们那个阶级。……即使我的罪没有这样重大，许多人也愿意借惩罚我来惩罚那些出身微贱，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人们所说的高等社会里的少年！”[3]“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欺诈，甚至最有德性、最伟大的人也不例外！”[4]在生命的终点，于连彻底看清了这个社会的本质，他拒绝上诉，拒绝营救，以死来表明对不平等社会的控诉和反抗。
或者于连算不上时代的英雄，他的反抗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是个人野心得不到实现的一种宣泄，对社会构不成一点破坏。但于连的奋斗、挣扎和反抗毕竟概括了那个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王朝复辟时代的不满与抗议。
红茶的好处 二、于连性格的妥协性表现
于连的反抗是个人主义的，带有鲜明的自私自利的打算。这就意味着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一旦一己私利得到满足，个人愿望得以达成，或者得到统治者给予的笼络与恩惠，他的反抗就会减弱，妥协就占据了上风，甚至对他曾经反抗的那个阶级表现出依附的状态。其实，从于连向往穿红军装，从军仕进，到改换门庭，决心穿教士的黑袍，实现个人野心，妥协的苗头已经初露端倪。而于连在面临要不要到德·瑞那市长家做家庭教师的选择时，这种动摇与妥协就更明显了。虽然面对去市长家当家庭教师这个改变命运的通知，于连最初的反应是“宁死也不堕落到和仆人一起吃饭”，但他又想“那样一来就不会有前途，对我来说不会再有雄心壮志，不会再有能通往一切的教士职业。”这时的于连动摇了，因为在那个门第、血统、资历成为一道道障碍，封堵了平民青年希望靠自己的奋斗混迹于上流社会门路的复辟时代，当教士成了于连出人头地的唯一办法。因此，在意和谁一起吃饭只是他接受自由平等思想之后的本能反应，真实的他“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困难得多的事他都愿意去做。”[5]
在市长家，于连见识了上流社会的奢侈与腐化。他一方面痛骂这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其上的享乐生活，一方面决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为此，他尽管仇视德·瑞那市长，却又曲意逢迎市长“心地善良”；十分厌恶资产阶级暴发户瓦列诺，却又在瓦列诺那里为
自己的父亲谋到了贫民收容所的肥缺。这时的于连，已经弱化了对理想的坚守，反抗开始让位于妥协。
和市长夫人的暧昧关系暴露后，于连不得不离开市长家，来到人间地狱般的贝尚松神学院闯荡前程。在充满邪恶、狡诈、猜忌、诬陷、告密的神学院，于连开始伪装自己，“在狼的社会里，他也必须把自己变成狼，然后和他们相咬。”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主观感觉隐藏起来，用达尔丢夫的办法对付达尔丢夫们。他明明是无神论者，却装扮成虔诚的教徒，以取得彼拉院长的赏识；他根本不信仰上帝，却把《圣经》和《教皇传》背的滚瓜烂熟，以展示自己的才华；他分明有着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却又佯装成盲从权威和榜样的殉道者。于连用每一分钟的伪装，终于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结果：在三百多名的修道者中，他独占鳌头，当上了神学课的辅导教师，被任课教师引为知己，受到热情款待。至此，于连已经从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青年，逐步堕落为与教会妥协乃至同流合污的野心家。
在神学院内部教派斗争中，器重于连的彼拉院长失败退职，于连随之被推荐到巴黎，做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在“阴谋与伪善的中心”巴黎，于连性格中的反抗特征进一步丧失。他已不再是在市长家做家庭教师的那个尚且幼稚、经常显示出正直品格、充满反
抗意志的青年，贝尚松神学院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已经把他锻造成了一个懂得如何收敛和伪装的人。他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为今后的生活做了精心的打算。他以假意的恭顺，废寝忘食地为侯爵工作，他以超的记忆力和阿谀奉承的手段博取侯爵的信任，他以沉静、聪明和谄媚得到了侯爵的倚重，他以征服玛特尔小的芳心为自己打通了一条通往上流社会的捷径。他的一系列“努力”，终于有了丰厚的回报：侯爵同意了他与玛特尔小的婚事，为他争得了贵族的头衔、法兰西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和大量的钱财、领地。这时的于连沉浸在野心得到满足的快乐中，他尝到了统治阶级给他的甜头，完全向现实妥协了。雄心勃勃的于连，早已把启蒙主义理想和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及对拿破仑时代的向往抛到九霄云外，于连开始死心塌地地“遵照奖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旨意行动”了。个税起征点是多少
于连向现实妥协，向主子屈从，无非是为了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挤进上流社会的圈子。但在阶级等级森严，阶级壁垒分明的王朝复辟时期，统治者可以“欣赏”平民的才干，利用平民的才干，却决不允许下层人踏入他们的世界。于连触犯了他们的戒律，因此封建贵族与封建教会联合起来共同扼杀了他年轻的生命，宣告了个人奋斗者的死刑。
三、于连矛盾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
中考誓言
经历了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和1799年拿破仑雾月的洗礼，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资产阶级政权得到日益巩固和发展，但这决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束。1814年波旁王朝的复辟，又重新把法国拉回到了黑暗的封建时代。《红与黑》的创作背景正是“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愁眉苦脸的法国。”这时的法国，昔日受到重创并取消一切特权的王室、贵族以及教会又卷土重来，重新登上了统治一切的高位。高戴王冠的波旁王朝的余孽，君临天下，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复辟狂潮。腐朽反动的贵族阶级专横跋扈，结党营私，一次次阴谋策划，企图彻底扑灭革命的火焰。死灰复燃的教会，更是肆无忌惮，猖獗一时。位高权重的神职人员不仅是经济上的百万富翁，更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搜刮钱财，表面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实则是一地地道道的追名逐利、尔虞我诈之徒。更为甚者，教会势力统治下的法国，特务组织密布，人们的言行受到严密的监视。这是一个扼杀一切生机的时代，一个注重血统和门第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拥有了贵族身份，就等于拥有了检阅世家的证书和畅行天下的通行证，而下等人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听人摆布，任人欺凌。此时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又使“金钱至上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充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杠杆”[6]，因此这个时
代又是一个金钱和财富统治一切的时代，金钱可以交换权利，金钱可以买到地位，金钱成了炫耀的资本和发迹的筹码，而失去金钱便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亲情，失去了一切。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物欲横流的时代，个性遭到压抑、人才遭到遏制，出身下层的于连想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奋斗，施展抱负、平步青云便成了空谈。自幼接受了启蒙思想，崇尚自由和平等的于连，渴望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穿上鲜红颜的军服，跻身军界，追随拿破仑，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也便成了奢望。平民知识分子的于连，因门第低微而怀才不遇，空有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地。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和失去进身之阶的无出路感，让于连痛恨贵族阶级所谓的“合法权威”，憎恨封建教会的卑鄙虚伪，鄙视资产阶级的财大气粗，对王朝复辟时期的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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