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边塞诗人的体风格和个性差异
1.边塞诗人的体风格
    边塞诗,以歌咏边塞风光为主,充份显现了战争的状况,与男儿的豪情壮志。边塞诗兴盛於唐代,与田园诗恰成对比。其兴起的原因,由於唐代国力强大,不断拓展疆域,许多青年投身塞外,同时有若干仕途失意的文人,把立功塞外视为求取功名的新途径。而塞外的风光迥异,黄沙、孤城、衰草、胡尘、羌笛、边月,种种新的生活经验与不同的视野,刺激了写诗的灵感。
1.1 边塞诗人体风格的形成原因
边塞诗产生很早,早在《诗经•采薇》和《诗经•出车》中就已见其雏形。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发展开掘缓慢。在唐以前,它一直处于积聚力量、不断酝酿的阶段,直至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唐代,边塞诗才得以全面迅速地发展,并达到了空前的思想、艺术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中奠定了其坚固的地位。边塞诗派在唐朝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
边塞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汉文学百花苑中的一枝奇葩,西部边陲是这派诗人
安全法规情系魂萦的热土,它体现了充满阳刚之美的民族精神,志在四方的进取锐气,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的大无畏品格,升华为同西部热土血脉相连的难解情结,其作者世代相继,共同谱写了这部中华民族的宏大史诗和这曲繁弦重管的西部交响乐。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特别兴盛,可谓作家众多,名篇迭出,以致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诗歌流派,这在当时诗坛上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1.1唐代政治经济背景
唐王朝是在马上建立的,唐王朝的开国君臣大多是马上的英雄,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是马上皇帝。在唐建立之初,唐代社会在各地仍存在割据势力,李渊父子称帝后仍致力于中国的统一大业,镇压各股农民起义军和抵抗外族的侵犯。唐王朝统治者极其重视边功,对边关将士予以重赏,对有功之官兵加官进爵。由于统治者对军功的重视,促使唐朝文人的事业心高涨,尤其是盛唐,盛唐知识分子向往功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立功边塞。由于这种强烈愿望的驱使,唐朝士子热烈地、自觉地去追求那种慷慨激昂、富于传奇彩的边塞军旅生活,不管在边塞能否立功,似乎不到边塞去过艰苦却充满浪漫彩的戎旅生活、不去
领略奇丽壮阔的大漠风光,就愧对人生似的。向往边塞生活,追求边关立功成了唐代文人的一大追求。
再一个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推动。李唐王朝在李渊、李世民等几代君主的领导下,唐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得到了充分了发展和改造。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富足,国泰民安,封建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土地、赋税、兵役、刑法、职官、科举等各项制度有了相应的变化调整,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国际间的交往也进一步加强。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整个唐朝社会呈现出一种强盛壮大、欣欣向荣的风貌。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也变得开放与活跃。唐代统治者顺应社会生活发展、变革的趋势,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具有远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大前提下,他们对于社会各派思潮予以兼容并蓄,或大力扶持,或任其自由发展,或极力促进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一个思想相当解放和活跃的社会局面。边塞诗派在这种大环境下诞生,在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崛壮成长。
总体上说,唐代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体现了一种盛世气象。唐代针对六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豪门士族的庄园制经济,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一系列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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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业也日益发展,城市也日益繁华。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儒、释、道思想的自由传播,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都显示着开发的文化心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科举制度和多种入仕途径也为士人提供了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
1.1.2 独特的边塞风光
  自然景观多是黄沙白云、冰川雪山,地理区域多是塞外、雁门、漠北、玉关、黄河,异域风物多是羌笛、胡笳、琵琶、战马,人物多是戍卒、将帅、胡人,用典多是投笔、长城(南朝宋的大臣檀道济)、楼兰,乐曲多是与边塞军旅生活有关的《梅花落》《折杨柳》《关山月》《行路难》等。
1.1.3 题材内容上的相似性
    边塞诗是从题材的角度分类的。以边塞景与战争场面为主。描写的景观有狂风、酷热、严寒、冰雪、大沙漠、惨烈悲壮的战役、异国情调的胡乐等。人物多为都护、将军、单于、胡姬、征人、胡儿。地名则有天山、阴山、瀚海、轮台、疏勒等。称之为边塞诗。
1.1.4 思想感情上的相似性老司机污段子
    作者均富有浪漫进取的精神,人生观积极而乐观。因此诗中充满了激情和豪兴,显示出充沛的爱国情感。固然也有反映战争残酷、黯然思乡的一面,更洋溢著马革裹屍、立功沙塞的雄心。
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1.2 边塞诗人的体风格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们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充分体现了盛唐精神,是古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葩,是后世诗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1.2.1 诗歌题材的扩大
边塞诗派虽未提出明确的创作主张但其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却是基本相同的盛唐边塞诗派以其杰出的成就大大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使辉煌的唐诗增添了无限壮丽的光彩它对后世边塞诗的影响颇大
初唐边塞诗歌的贡献还在于开创了初唐体。所谓“初唐体”,指的是流行于唐初的七言歌行。此时,由于诗人们已经开始走出宫廷生活的小圈子,并越来越多地把民间生活、边塞风光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传统的五言诗渐渐不能胜任,一部分诗人便改用这种歌行体来表达感情。七言歌行体始于曹丕《燕歌行》,经400余年的发展,到了初唐,终于大放异彩。
1.2.2 思想境界的开拓
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的历史都热血沸腾。
六朝的诗歌、骈文,均以辞藻绚丽、对句工整为尚。唐朝最初30年中的文学创作受其影响,风格卑下。表现在诗歌方面,作品以“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宫体诗为主。当时也有人意识到了宫体诗的特点,并从政教意义出发,在理论上反对它;但理论归理论,实际上他
个性名们自己也在写作吕体诗,其中宰相上官仪更是自创“上官体”,将轻浮俗浮艳的诗风推上了诗坛的统治地位。虽然马周、李百药等人极力推崇自然纯朴的新诗风,但可惜的是,这些人的作品也没能跳出宫体诗的框框,格调不高,他们的呼吁自然得不到好的反应。
边塞诗的产生是伴随着我国唐代初年疆域的相对不稳定而产生的,同时也为盛唐诗歌的繁荣作了很好的前期准备。边塞诗是万紫千红的唐代诗歌中的一朵奇葩!       
2 边塞诗人的个性差异
    唐代的边塞诗是纵贯初、盛、中、晚整个过程的。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从亲历的见闻和经验来进行边塞诗创作,另一些诗人则利用间接的材料,用一些乐府旧题进行旧调翻新的创作,这类乐府诗题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也各不相同,显然,后者的作家人数众多,数量也多得多,而且出现过李白、杜甫及高适《燕歌行》之类的杰作,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前者的那类诗作中更贴近边塞生活,更能准确反映时代精神,艺术特也更为鲜明。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不同,初盛唐边塞诗中多昂扬奋发的格调,中唐前期尚有其余响,而中唐后期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以及凄凉现实的哀叹。终唐之世,边塞诗始终是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
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
2.1 边塞诗人个性差异的形成原因
在中国文学史上,盛唐边塞诗是一个星璀璨的流派,高适、岑参就是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时人并称“高岑”,他们既是其开拓者和继承者,又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和中坚力量,在推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体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勋。高适、岑参的诗作大多描写边境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反映边塞战争中个人的从军生活和思妇不幸的境遇,表达自己立功的愿望和不满现实的思想,但其思想内容的深度又有所差异。
哈里发下面,以高适、岑参的诗作为例,分析边塞诗人的个性差异。
2.1.1 诗人的身世背景
高适(701-765)是盛唐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边塞经历有密切的关系。高适在人生的早年,就渴望从军,建立边功。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自天宝十二
年(753)开始,高适长期从军,三度出塞,军旅生活体验丰富。高适每次出塞都写了大量的诗或纪行,或抒怀。
岑参(715-769)是盛唐边塞诗的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他向往从军立功,把它当作求取功名的一条主要途径。从军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终日不得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自叹是男儿。”(《江上春叹》);“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玉门关盖将军歌》);“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自从天宝八年(749)开始,岑参两度出塞,先赴安西任掌书记,后赴北庭任节度判官,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边塞生活,历练成为一个边塞诗人。
2.1.2 诗人从军边塞的目的
诗人们都有渴望建功立业而又长期不遇的经历,因而感慨不遇,咏叹壮志难展,成为他们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形成其悲壮风格的另一种重要原因。高适前期不得志,与社会现实的接触比较广泛深入,加之自己的政治和文学主张以及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诗歌的思想性较强,闪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后期仕宦渐渐得意起来,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与社会的接触不够广泛深入了,加上佛教影响的增强,诗歌的思想性显
著减弱,甚至连蜀中之乱、吐蕃入侵这样重大的社会事件,他在诗中也无所反映。与此同时,诗歌的风格也变得悲凉起来,《人日寄杜二拾遗》便是例证。
岑参前期也不得意,与高适比,他跟自然接触较多,而接触社会不够广泛深入,诗歌描写自然的较多,反映现实的相当少,思想性不够强。“安史之乱”以后,他的社会地位虽也上升了,但仕途不如高适得志,他做过虢州长史、嘉州刺史等地方官,最后罢官,滞留蜀中而死。这时,他与社会现实接触比较广泛深入了,因而能由自身的不幸而想到人民的不幸。加上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他诗中的思想性和现实性显著地增强了;诗风也由出塞时期的雄放高昂变得悲壮慷慨起来。他们都曾出塞。高适是在失意的情况下初出蓟门,与战士、中下级军官接触较多,因而形成了他当时对唐玄宗的对外战争的一系列看法,提出了批评和揭露;岑参是作为高仙芝、封常清的幕僚出塞的,与上层接触较多,与下层接触较少.因而主要是站在主将的立场上来歌颂他们所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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