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自从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其中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长篇小说《檀香刑》影响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高。这两部小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高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陈思和形容莫言笔下的民间“藏污纳垢”。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民间表述的新境界
民间是一个意蕴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在本文中，民间主要是指乡土民间。20世纪中国作家的民间表述，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鲁迅20世纪初叶的批判、启蒙与反思，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歌颂与回归，萧红等东北作家的感伤与关怀，赵树理在20世纪中叶对民间大众化的描述与展现，新时期作家对民间的审视、解读和批判性主题的重构，其中，莫言在开辟民间表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与探索。
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名为《寻“红高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地理的概念。”莫言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质和本原意义。继鲁迅之后，沈从文无疑是民间表述的大家。他笔下的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和谐境界的诗意发展。“湘西世界”是民间表述中的诗与画，带有“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和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它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从对比中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这是沈从文对新文学独特的贡献。
笔者认为，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借助于“湘西世界”和“高密东北乡”这两个地理/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命和精神重新进行审视、认识和重构。在宗旨上，他们有共同的一面；在艺术表达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乃至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在题材的选择上，沈从文不愿写“一摊血一把眼泪”之类的故事，而喜欢用微笑表现痛苦与忧伤，淡化情节，风格清新淡远。莫言的《红高粱》与《檀香刑》则充满暴力和血腥，写的是震撼人心
的悲剧，风格张扬、浓烈，语言夸饰，富于想象。
兔子怎样饲养 沈从文与莫言的艺术风格可以用一组词语来概括：牧歌/猫腔。
“猫腔”是《檀香刑》中写到的高密东北乡的一种极具特的地方小戏，唱腔诡谲，亦庄亦谐，悲喜交织，慷慨陈词，包含了来自民间的原始活力与激情。
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与《檀香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人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他在组建农民军时自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口念咒语，装神弄鬼。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红高粱》和《檀香刑》写的都是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不是为了激
起人们的“悲悯”与“崇高”之感，而是借助于反讽和黑幽默等技巧，将读者引入新鲜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黑幽默”是风行于60年代美国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反英雄”式的人物，“反小说”式的结构，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借用“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名词来概括莫言这两部小说的幽默特征是比较合适的。如孙丙身陷囚车被施刑前面对众乡亲高唱猫腔：
这多少类似于阿Q被杀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但是，在莫言的民间叙述里，说孙丙愚昧可笑也好，慷慨赴死也罢，都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因为，莫言的民间叙述本身就是多元化的。
再如县官钱丁担心施刑时失误，命赵甲父子当前袁世凯和德军司令克罗德的面，先在一头黑猪身上演示檀香刑。孙丙的女儿眉娘目睹此景，想象他爹受刑的一段猫腔：
莫言红高粱>台语歌曲网锣鼓敲着急急风，猫胡拉着离格冬。黑猪腚上插着檀木橛子团团转，俺公爹和小甲追猪追成了小旋风。山东巡抚袁世凯，被黑猪咬断了一条腿，鲜血淌在了地流平。德军司令克罗德，被黑猪啃去了一半腚，趴在地上乱哼哼。这真是大快人心事，除了两个大灾星。忽然间，霹雷一声天地变，袁世凯的腿好好的，克罗德的腚全全的，他们在椅子上坐得端端
的，戏台的当中，那黑猪摇身一大变，变成了俺爹老孙丙，趴在地上受桩刑……
把很严肃的处刑在黑猪身上演示，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加上眉娘的这一段唱词，有实，有虚，有悲，有恨，令人哭笑不得，达到了“含泪的讽刺”的效果。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如写赵甲凌迟犯人：“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卿一声，落在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个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再如《红高粱》中写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
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这方面，莫言是积极的探索者。他的小说受到福克纳的意识流和
马尔克斯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莫言力求从早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中走出来，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长，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檀香刑》在叙事中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使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我国民间文学技法得到了有机融合，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入了一大步。
莫言的叙事特别注重感觉，以立体的感觉的方式展开体验和表述，构成整体的时空体验。《红高粱》和《檀香刑》基本上都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去展开叙述。《红高粱》叙述“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檀香刑》由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三部分构成，凤头部以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语、钱丁恨声等叙述者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豹尾部也是以道白、诉说、放歌、绝唱等形式展开叙述，中间的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其实也是在用口述或独白的方式倾诉一段传奇。这种以“我”的主观视角的方式展开叙事，便于展开叙述和描写，打通时空，自由而随意地抒写体验，形成一种倾诉的效果。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或有意强化作品中人物的感觉，让作品中的人与物在自己的感觉中存在与行动；或刻意营造一种释放感觉的特殊氛围。莫言还将光、、形、声、味、触、味等感觉和想象结合起来，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
起，精确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红高粱》中写“我”父亲在伏击的路上看见王文义脸上的血：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的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一种血的嗅觉便将父亲的多种感觉引发出来，将他生活中的墨水河、高粱、黑土等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与过去有机地融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时空体验，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少年在去伏击的路上、在生与死这个过于沉重的考验即将到来前无比复杂的心理。
再如关于“我”奶奶死亡前的有些过于铺张的描述。在蓝天、白云、红高粱的辉映下，她看见“一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接着，借助于意识流手法，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天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来抒写这缤纷来临的一系列幻象，尤其是关于“红高粱”的幻象，“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歌颂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空间和月经量少发黑的原因
时间以及描写视角的不断转换，较为准确地写出了“我”奶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檀香刑》中，这种大段大段叙写感觉的文字已不常见，代之以更精练的感性描写，如写医生在察看受刑多日的孙丙的伤势时：“在他的细长的手指摇了木橛子的首尾时，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腐肉的气味令人窒息，苍蝇们更加兴奋，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这种感性化的描写把酷刑之酷表达得触目惊心。
《红高粱》与《檀香刑》的发表时间间隔十多年，在叙事艺术上，后者比前者更加成熟和进步。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对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檀香刑》避免了《红高粱》单声道的叙述，而是多声部的合奏，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人物分别以适合各自个性的浪语、恨声、狂言、恨声等形式展开叙事，客观上又构成一个整体。《檀香刑》极具民族特的结构划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一、三部分采用的主观视角，中间部分采用的全知视角，形成了主观视角对全知视角的有机融合。在叙事风格和技巧上，由于是采用各种人物互为言说和多视角表达的方式，就形成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叙事在统一的风格的前提下更富于变化。另外，《檀香刑》将戏文语言与小说语言融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丰富和强化了悲剧效果。
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
《红高粱》和《檀香刑》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技巧，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动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内涵。莫言自己也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
莫言的小说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前文已叙述过，莫言自己说过，高密东北乡不应该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应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是作家精神的故乡。莫言还说过：“所谓扩展‘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也就是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的对故乡的超越，夸张一点，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心中大概明白它的意义，但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寻‘红高粱’的故乡》）”。可见，作者在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时，寄寓了一种意义和哲学命题，它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可以说，高密东北乡是我们苦难民族的一个缩影。单就一个“红高粱”，就有说不尽的寓意，它有多重含义，可以象征我们顽强的民族气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可以是指火热而野性的生命激情，还可以是爱情的象征等等。
《红高粱》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抗日和抗德，殖民侵略给高密东北乡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打鬼子保家乡……”外敌信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檀香刑》中，统治者加入了进来，他们互相勾结，残酷地压榨人民。檀香刑是中国几千年暴力文化的集中代表和象征，作者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无夸张地渲染一种酷刑？刑愈酷，则统治者和侵略者之愈酷，则老百姓的血泪之仇愈深，民族精神之愈钢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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