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看中国古典诗歌
在形式上的发展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自序》）清人焦循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易余籥录》卷十六）另外，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演变规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这段话，简要地勾画出了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演变过程：从《诗经》的四言体到《楚辞》的，再到五七言诗（以唐诗为最高繁荣阶段），最后到句式长短不一的词和曲。
一般地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的数百年间。在《诗经》以前有没有诗歌？肯定是有的。明人冯惟讷《古诗纪》所辑的古逸诗指的就是《诗经》以前的诗，如辑自《吴越春秋》的《弹歌》和《易经》中的《归妹》上六爻辞：
花尾榛鸡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弹歌》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归妹》
前者是一首猎歌，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人民的劳动生活；后者描写古代牧羊人剪羊毛的情景，从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和古朴的形式看，都比较接近原始的形态。
古代诗歌分为杂言、齐言。《诗经》以前是杂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楚辞也是杂言。《诗经》中的诗以四字为定格，是四言诗的成熟期。《楚辞》以后产生了五言诗，可称齐言。五言诗的雏形产生于民间，据史籍记载，西汉就有一些五言一句的民谣，如：
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汉代俗谚，见《汉书.贡禹传》
利润大的行业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汉代长安民谣，见《汉书.酷吏传》
这些歌谣，作为五言诗，在艺术上还很幼稚，但它们为文人创作五言诗提供了借鉴。文人写五言诗，是东汉以后的事。一般认为，以著名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的《咏史》为最早。建安时期是五言诗获得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诗人，其中以曹植的成就为最大。另外，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也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这段时间，还出现了《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等优秀诗篇。总而言之，五言诗酝酿于西汉，形成于东汉初年，而成熟于东汉末年。
七言诗也是从民间酝酿起来的。汉代的乐府民歌中，经常出现完整的七言诗句，如“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有所思》）等。文人写七言诗，一般认为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为最早，然句中嵌有“兮”字，七言体制尚未完备；正式宣告文人七言诗的形成的，则是汉末曹丕的两首《燕歌行》。
唐代的近体诗，即格律诗，是在五七言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古诗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平仄，二是对仗。凡不合律的诗皆可称为古诗（或称古风）。
唐以后的词，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词是继五七言古近体诗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五七言诗经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而发展到所称的黄金时代。大约在隋唐时代，由于新音乐的决定性因素，词开始在民间，然后在文人手里逐渐发展起来。经晚唐、五代以至两宋，词称极盛。由于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所以也被称为长短句。金元以后，又产生了曲。曲的形式也是长短句。
从形式上看，这是否定之否定：《诗经》的四言否定了古逸诗杂言的形式，词和曲的长短句式取代了整齐的五七言近体。值得研究的是，它继承发展了哪些，否定扬弃了哪些？下面试以词为中心谈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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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对五七言诗在形式上扬弃了哪些，肯定了哪些，且有所发展
词的长短句，有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至七言以上的。其中五言、七言为五七言绝律所固有，平仄也类似，但五七言绝律，五言没有一、四式，七言没有三、四式，而词中则都有。更重要的是：五、七言近体没有四、六言句式，这在辞赋、骈文中却是常见的。而词的长短句，即以五、七言与四、六言为基本句式。所以词的句式，更接近于自然语言，足以济五、七言之穷。而且不论五、七言句式或四、六言句式，都平仄和谐，节奏分明，长短交错，低昂相间，参差中见整齐，整齐中见参差，轻重疾徐，抑扬顿挫。它吸取、融合了五、七言近体和辞赋、骈文的句式与声律，并有新的创造。因此，即使在乐谱失传、不能歌唱的情况下，吟诵起来还是具有丰富的节奏感与音乐美的。
其次，词为乐调所决定，分单调、双调、三叠、四叠四种，但以双调为最多。双调分上、下两片，除下片换头外，句式平仄大抵相同。但句式、平仄重复，而词义不重复，与《诗经》古乐府的重章叠句并不相同。
何以笙箫默张续
总之，词当时在形式上是一种革新，“律绝（应包括五七言古诗）敝而有词”。它不仅用杂言取代了齐言，即用长短句取代了整齐的五七言近体；而且还吸取了五七言近体的韵律、平仄、对偶等以及齐梁以来辞赋、骈文的声律，把二者融合为一，渐变成一种新的诗体。词的句式、音律可以说集古代诗歌之大成，其节奏美和音乐美是颇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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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对五七言诗在艺术手法上扬弃了哪些，肯定了哪些，且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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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古典诗歌里是出现得较晚的一种形式。在它开始流行时，古近体诗、骈体、散文都已实现高度发展，因此它就有可能多方面批判地吸收它们的艺术成就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如：
（1）抒情与写景结合。情景结合，在诗文中也有，并不是词独有的艺术手法，但把这种手法用得最好、最多的却是词。清人李渔《窥词管见》中说：“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如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即所谓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结合的好词。
（2）比兴、寄托。诗有赋比兴，这是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艺术手法。词这种篇幅短小而格律精整的抒情诗，在比兴手法上也有所发展。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诗有赋、比、兴，而词则比兴多于赋。”纳兰容若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况周颐《蕙风词话》引《饮水词》“填词古体”）
（3）唐诗、宋词、元曲，后者之于前者，在语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清人邹祇谟《远志斋词衷》说：“诗语入词，词语入曲，善用之即是出处，袭而愈工。”而宋词之于唐诗，之于元曲，在诗的语言发展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尤以婉约词人的影响为大。诗贵含蓄，词比诗更含蓄、更曲折。
由上可见，作为一种新型的歌辞形式，词的产生与形式和前此的歌辞形式与诗歌韵文形式的变革演变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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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诗、曲的比较
看词的美学特质
繁文缛节造句
唐诗、宋词、元曲艺术性都很高，但宋词似乎比唐诗的艺术性还要高。诗词与曲的区别比较容易，而诗与词的区别就比较难。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钱锺书的《谈艺录》以及周振甫的《诗词例话》，这些书都很好，但对于诗词曲，只谈了它们的共同性，而很少谈到它们的特殊性。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独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否认各种艺术形式的个性是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和繁荣的。词、曲如果没有个性，就不能在诗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前人在诗话、词话、曲话里谈得很多。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谈到了诗词曲的个性，而且谈得很好。他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任中敏《词曲通义》说：“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这就指出了词与曲的不同性质和风格。
明代戏曲评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说：“词之异于诗也，曲之异于词也，道迥不侔也。诗人而以诗为词也，文人而以词为曲也，误矣。”这是针对人们对诗词曲的混用而言的。当代美学家蔡仪、朱光潜、李泽厚也承认诗词有别。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反复强调诗与词的区别，谈到风格问题，认为有个性。苏轼“以诗为词”，这也说明在苏轼之前，诗与词是有区别的。对于苏轼的“以诗为词”，胡云翼在《宋词选.前言》中是完全肯定的，说是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艺术特。其他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一些词的选注本，也有类似的观点。
其实，这种看法是欠妥当的。我们认为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的所谓“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这在内容上能扩大词的题材，用它来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也因此而导致词的形象性、抒情性的削弱，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的。如果苏、辛一派词人在艺术上一味追求“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而不能继承以至发展词能够运用并且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以及大量运用比、兴手法这个传统，它就不能得到发展与繁荣。就苏轼来说，无论是“大江东去”（《念奴娇》）、“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缺月挂疏桐”（《卜算子》），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似花还似非花”（《水龙吟》）等脍炙人口的词作，都是符合“词”这种诗体的法度的，而不是什么“以诗为词”。至于那些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沁园春》）的直言陈述，没有比兴形象的文字，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苏轼的政治态度，但作为词来说是不合格的。李清照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所谓“别”，即有别于诗。显然，这是针对苏轼倡导的“词之诗化”而提出的不同意见。
唐诗、宋词、元曲虽都是诗，但它们各具鲜明的艺术特征，这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高度繁荣的标志。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就不能很好理解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歌德曾说过，艺术的最高成就是风格。清人焦循《易余籥录》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了进一步把握词的“本”，我们需将词同诗、曲的不同审美特作一简要的比较，以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