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及书法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６ＺＤＡ１８７）
李继凯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现代作家文人汉字书写行为有了大的转型，由手写转为机写（通常也离不开人手），因
此留下的“手稿”（尤其是软笔手稿）越来越少。近现代史上的作家手稿早已成了为世人珍视的文物。从现代中国作家文人手稿中，可以看出其具备重要的文化载体功能、实用功能、交际功能、纪念功能、消遣功能与审美功能。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所缔结的翰墨良缘这一事实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继承和弘扬古典文化的新传统，可以使我们看出汉字古今书写的相通和文化生命的延续，也可以看出现当代作家文人、书家文人在传承创新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现代作家；汉字书写；手稿；文学与书法
中图分类号：Ｉ２１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９４Ｘ（２０２１）０１ ０
０８２ ０６ 作家文人以书写为生命，中国现代作家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书写是劳动，由此可以创造文化价值；书写是外化，由此可以彰显生命光彩。笔者以为，世间读书写字成长起来的人们往往都有多重身份，而能够舞文弄墨且水平较高者皆为文人或有文人的一面，所以文人是个大圈、大，包括作家文人、学者文人、艺术家文人、科学家文人、政治家文人等（这与窄化文人、妖化文人不同）。他们的擅长书写为世间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文本”，即手稿。这手稿可以是小说、诗歌、散文，也可以是剧本、乐谱、设计方案或政论乃至批示等。笔者在研究陕甘宁边区文艺文献时，曾经特别关注过彼时留下的各种墨迹，还特别强调“天下是打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这样的观点，北海道旅游>中英文简历模板
并撰写了《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１］
中国当代作家之类的文章。当然，出于专业爱好，笔者关注最多的仍是作家文人的书写行为及其手稿。无论是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书写，还是林语堂“一心评宇宙文章”式的书写，抑或是张爱玲“传奇”式、赵树理“地摊”式的书写，以及众多现代作家用心用力所留下的文学手迹或文稿，在笔者看来，这类文学手稿作为第一文本
大都与第二文本即印刷作品明显不同，因为这些擅
长书法书写的现代作家所留下的文学作品，也同时留下了书法文本，因此笔者把这些具有复合或多重价值的文本称之为具有复合特征的“第三文本”，即作家手迹文稿是文学与书法的合成合金，体现了作家
“双创”的文本性质。在此笔者还要特别补充一点：本文所说的“现代”是“大现代”，是“三代”整合，即包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且可以与“古代”相对而言，夸张点说也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在笔者看来，古今中外皆可化为“现代”，现代文化是建构而成的文化集成，其中也包括活态的古代文化及中国化的外来文化，其中自然也包括“国粹”级别的书写文化或书法文化。由此，本文所说的现代作家自然不限于“民国作家”，而是中国近代以来或“后古代”的作家。
一、现代作家汉字书写手稿的实存
学术界将汉字视为中华文化之根，五四时期曾有一些志在救国的现代文人深深怀疑过繁难（认知
和书写皆难）的汉字是否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甚至给予过激烈的批判。但迄今汉字使用者人数高居世界之首，汉字文化也已真正走向了世界（世界华文文学的兴起就是一个证明），因之被视为中国人对人类贡献更大的“第五大发明”，甚至还有人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汉字文化节”。在国际上，中国书法已经于２００９年９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着力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孔子学院也为较多国家所接受，与现代科技和传媒结合的汉字文化在众多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即使当年批判过汉字文化的“新文化先驱者”也事实上在不断地进行汉字书写，且大都为现代汉字书写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同时创作了许多美不胜收的书法作品。
古代文人作家的书写经常是将文学与书法紧密结合且多是一次性完成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天下第一行书和第二行书就是如此。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堪称是“复合文本”的典范（既是文学手稿也是书法经典），在极大程度上同时彰显了文学与书法的“合金”之美；《祭侄文稿》是书写者颜真卿见到殁于战祸的侄儿头骨之后，情不能抑，奋笔直书的文本，字里行间饱含义愤与悲伤，临书情肠百结，顺管奔流，遂致奇崛纵横，惊心动魄，全无丝毫矫揉造作之迹，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实不为过。这样的书写实践表明，文学书写与书法书写完全可以结合并同步完成，作家文人的手稿同时可以获得文学与书法的属性。只是到了“后古代”即“大现代”的历史时期，书写工具越来越多样化，书家与作家界限分明，文坛和书坛也分立甚至对立。然而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日趋强化，“大格局”意识和隐在的“文化磨合”思潮，都会轻易化解原来人们自身的局限，尤其是能够打破基于职业需要、生存需要而临时进行的狭隘选择所造成的隔膜。
物以稀为贵，如今现代作家文人汉字书写行为有了大的转型，由手写转为机写（通常也离不开人手），因此留下的“手稿”（尤其是软笔手稿）越来越少。历史上的手稿包括早年的现代作家的手稿早已成了为世人珍视的文物。笔者接触过一些作家手稿，但大多都是图片，要搜集整理去世的现代作家手稿的难度于今越来越大。但如果留心，就可以发现还是有许多现代作家文人的手稿实存于世，不少名人纪念馆、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文学馆、美术馆等也多有收藏，一些专书或资料集往往荟萃了相关手稿图像。我们不仅可以从某些作家手稿专集、合集（如《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手稿卷》《
鲁迅手稿全集》《白鹿原（手稿本）》《百名作家手稿真迹珍藏本》等）、书法专集来领略其手稿和书法，而且也可以通过《学者书法》《中国现代书法史》《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书画卷》《现代名家书法鉴赏》《民国文人书法性情》等专书来了解其书法业绩。自然也可以通过参观各种相关的书画展览、名人故居、博物馆或阅读传记图书等方式来加以了解，网络也有且易于查阅。总之，中国现当代作家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书法文化创造方面也取得了堪称显著的业绩。
现代作家手稿的实存是值得关注的，手稿本身也是有“生命”的，且是可以建构和生发的“此在”，有物质层面的“此在”，也有精神层面的“此在”。遥想当年，晚清民初以来的文化名人尤其是著名的作家文人如晚清的康梁黄王（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王国维）、五四时期的陈胡（陈独秀、胡适）和鲁郭茅（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是书写巨匠，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情意重、形式美的手稿。五四时期还是年轻老师与诗人的沈尹默，以及尚属于学生辈的乡土作家台静农①等，都已经在文学书写和书法书写方面有了很好的成绩，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也都成为了书法界的杰出人才，一位被奉为大陆一代书法宗师，一位被奉为台湾宝岛的文教界和书法界尊师，他们都为现代文化和个人成功地建了一座文化宝塔，令人心仪仰视，也令人感慨不已。还如在中国大陆文学史上素来有“三红一创”之说，其作者也都是勤奋的书写者，都留下了珍贵的手稿。其中的一“红”作者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作者）尤其具有代表
李继凯：现代中国作家文人汉字书写手稿论略
关于离别的日志①台静农在五四时期系“未名社”成员，创作乡土小说较多，有《台静农全集》《台静农书艺集》及小说、散文等书出版；后为台湾大学教授，书法家。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亦擅篆刻、绘画。
性。作为一位１３岁就参加革命并伴随革命、创造了红经典的作家，梁斌无疑是一位勤于书写、善于书写的相当成功的文人作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一位格外喜欢书画的文人，且有较高水平的《梁斌书法选集》《梁斌花卉画选》《梁斌山水画选》存世。这不仅是一个多才多艺文人作家的幸运，也可以说是喜爱他的读者们的幸运。梁斌确实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书写者和珍惜手稿的自觉者，尤其是后者极有代表性和启示性。据说修改十多次的《红旗谱》（“《红旗谱》三部曲”包括《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手稿摞起来比作者还高（初稿有１４０万字）。事实上，梁斌是一位很早就有“手稿意识”的作家，他能够长期自觉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手稿，视稿如命，殊为难得。在学者眼中，作家手稿原本就是“第一文本”和“复合文本”，能够为学者提供名副其实的“第一手”史料，从中可以探究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通过梁斌手稿（包括修改多次的稿本），就可以了解其书写状态、创作轨迹、文辞完善过程以及书法文本价值等。也正是有鉴于此，梁斌的《红旗谱》等手稿本也得以精印出版。据此可见，《红旗谱》的稿纸是红格竖写的八行笺，开篇由右向左书写，这样的书写习惯显然是很传统的，契合了传统书法的形式，手稿全书厚重、壮观，工稳、疏朗，洋溢着文学和书法交合的气息。援引此例，可以对成百上千位现代作家的手稿“实存”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如果能够建成恢弘的中国现代作家手稿馆、数据库及相关研究中心，那肯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现代作家汉字书写手稿的价值
笔者认为书法文化论域特别强调书法文化的六大功能，即文化的载体功能、实用功能、交际功能、纪念功能、消遣功能和审美功能。这其实也可以视为书写文化的六大功能，只是书写文化是个更大的概念，包括了书法文化，同时也包括更多实用性及非艺术性的书写。但就现代作家手稿而言，则较多地贴近书法文化，故也可以从上述六大文化功能角度，来看待现代作家汉字书写手稿的功能与价值。
比如，从现代中国作家文人手稿中，也可以看出其重要的文化载体功能与文化实用功能。这从“鲁郭茅巴老曹”的手稿、延安文人作家（包括诗人、政论家等）的手稿、众多红经典作家的手稿以及新时期以来许多优秀作家的手稿中都可以看出。这些手稿即使从文物角度看，也有其容涵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功能。我们知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在较大程度上讲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在记载和传播人类文化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中国现代作家的书写就涉及到这些方面，留下的文学文本、翻译文本及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文本，大抵都能体现其作为文人作家的文化创造。通常人们都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与生俱来是要从事文化创造的，而我们通常对文化的理解包括三大方面，那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还有制度文化。文人作家于文化创造则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创造方面。显然，文人作家从事文化创造的主要行为方式是书写，通过书写尤其是文学书写给社会人生提供精神食粮。文人作家当然也可以去搞各种社会工作，但是他们最拿手的，应该还是舞文弄墨，应该是汉字书写，即拿起笔来写东西，写得好还能证明书写者本人的人文价值，所以这个汉字书
写的本领原本是文人作家的看家本领。正是鉴于书写是文人作家从事文化创造的主要行为方式，所以可以从行为学角度探讨现代作家文人所有书写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文人作家的书写行为虽然与军事家、政治家、科学家的行为不一样，但是也有其特长之处。文人作家书写的功夫可以有经天纬地的史诗性书写，成为“经国之大业”的一部分。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发展过程中，就特别看重文武兼备（如陕甘宁边区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强调“文化战线”的不可或缺，并注重发挥其批判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巨大作用。比如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书写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书写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书写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地球是个美丽的圆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书写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书法文化就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坚持认为，就是“天下是打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由此也可以看到现代文人作家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贡献。对此，笔者在相关论文及著作［２－３］中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于此不
赘。
又如，从现代中国作家文人手稿中，也可以看出其重要的文化交际功能与文化纪念功能。我们知道，作家文人的汉字书写，既是民族优秀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记录思维的载体和学习科学文化、实现社会交际的工具。比如，现代作家文人留下了大量的书信手稿，这些在各种场合运用各种笔墨纸砚写出来的书信，通常被当作重要的史料，由此可以丰富我们对某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与理解，其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书信作为沟通的重要方式，其交际功能包括情感交流功能无疑是非常强大的。很多文人作家不仅通过书信的“见字如面”增进友谊，而且还喜欢认真写出书法作品馈赠国内外文友，从鲁郭茅巴老曹，到当今活跃于文坛的莫言、贾平凹、熊召政等，也都喜欢为挚友或合作愉快者奉上一纸书法留作纪念。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于现代作家文人手稿的文化纪念功能，也不可忽视。许多文化名人纪念馆中都有文人作家纪念性的手稿展示，文人作家在功成名就后，世间就会有人推崇，将故居也修葺一新，其中也多展示有作家的手稿。根据巴金建议建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有巴金亲笔题写的馆名，而且内藏极为丰富的作家文人的各种手稿。由此也可以说，这个馆本身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宝藏，在全世界都是极具文明价值的实体存在，对那些远逝的作家文人而言，他们一笔一划写就的手稿就是他们的“灵魂和肉身”，存活于现代文学馆并为无数观众所瞻仰，就是对他们曾经灿烂的生命最好的追思和纪念，从而达成儒家学说所向往的“现实的不朽”之境界。作家刘恒曾在一次作家手稿展览并结集的前言中说：“印刷术造就了无数便利，却掩不了一大弊端，它迫使文
人的文章至少在外观上是彼此雷同的了。网络提供的便利更多，生出的弊端也更甚，它几乎灭绝了手稿。如果文章也有灵魂，手稿便是这灵魂的底片，消灭了手稿则无异于魂飞魄散———我们的文章只剩了缤纷的叶子而没有根了。”［４－５］话语间虽多感伤，却也道出了耐人寻味的对亲笔书写习惯的坚守和怀念。
再如，从现代中国作家文人手稿中，也可以看出其重要的文化消遣功能与文化审美功能。文化功能的多样性其实是社会、人生多方面需求的体现。我们没有理由轻易否定文化消遣功能与文化审美功能，也没有必要极端崇尚文化消遣功能与文化审美功能。在这方面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书法文化及艺术审美角度看，文人书法也存在着艺术、亚艺术和非艺术三个层次，这种分层结构也体现在近现代作家书法世界中。在近现代作家笔下，书法实践所取的题材基本都是文学，并以诗词、对联等为最主要的书写内容。不少情况下还是自己原创的，在赠人书法中题款有“两正”字样者，即为文学文本（诗词、对联等）和书法文本皆为作者原创，由此也最容易进入复合性的艺术创作的佳境。我们常见作家文人会随手写少数字（如四字：光风霁月、神游千古、淡泊明志、见贤思齐、志存高远、开卷有益、心旷神怡、敏而好学、眠云卧石、博古通今、观海听涛、皓月禅心、高情远致、博学笃志、宠辱不惊、思接千载、宁静致远、温故知新、室雅人和、翰逸神飞、归真返璞等）书法小品馈赠亲朋好友，其间既能传情达意，还由此继承了传统，化育了心灵，尤其是对年轻人会多有启发和励志作用。这大抵也可以视为一种建立在文化娱乐、文化审美基础上的审美教育。至于作家文人手稿播撒文学种子、
演示如何写作如何修改的论述，学术界倒是经常见到，这自然也是对手稿审美功能及其价值的充分肯定。
三、现代作家汉字书写手稿的研究
文系心书，书为心画，画本心学，学由心成。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心学”，且将文学书写、书法书写以及绘画都与心灵联通起来，无论是文论、书论还是画论，都常从心意心情心态心性心境等角度切入，议论风生，妙语（喻）连珠，多有精彩之论。所谓“书虽小技，所关者大”，其实在大现代的历史时空中，完全可以说“书非小技，所关者大：文以载道，书亦
李继凯：现代中国作家文人汉字书写手稿论略
现房购买载道”。笔者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的小书《墨舞之中见精神》就着重讨论古代文人心态与书法文化的关系，强调了书法文化的陶情冶性、精神补偿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后来经修订和进一步充实，又在台湾和大陆分别出版了《墨舞之中见精神：文人墨客与书法文化》［６］《墨舞之中见精神：李继凯论书法文化》［７］。其中也都多少涉及到文人书法家的各种作品分析。但这些作品基本是作为书法艺术进入论域的，突出了书写者手稿／作品所具有的意象及审美功能，还没有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手稿研究上来。
《汉字书写与现当代作家手稿》［８］问世的时候，笔者带领研究生陆续发表的研究手稿方面的文章才有幸被整合起来。在此之前，笔者的研究兴趣其实已经较多地集中到作家文人的手稿上了，并受邀在《小说评论》《文艺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作家手稿管窥”系列文章，计有２０余篇，基本都是以“某某手稿管窥”为题，涉论作家文人有梁启超、茅盾、老舍、林语堂、俞平伯、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汪曾祺、端木蕻良、周而复、姚雪垠、金庸、陈忠实、莫言、贾平凹等，皆为现代著名作家。他们多能驾驭毛笔，且书艺水平较高，具有手稿代表性和个案研究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综合、充实之后的著作，纳入了李徽昭、孙晓涛等年轻作者的成果，更有创新意识和学术锐气。比如前两章“汉字书写传统与现当代作家”“现代作家手稿与书法文化”就论及汉字书写行为的历史考察，文学、书法融合的主要特征，作家书写文化的功能及意义，鲁迅、郭沫若、茅盾手稿的墨迹文心，张爱玲、萧红手稿的女性心象等，内容较为丰富。大致而言，该书在一个较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尝试从各个方面对现当代作家文人的文学书写行为和书法书写行为进行深入的关联考察，在集中关注作家手稿的基础上，着力揭示书法文化传统进入现代之后，虽有重要变化，但仍作为文化传统对现当代文人特别是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古鉴今，我们可以看出汉字古今书写的相通和文化生命的延宕，也可以看出现当代作家文人、书家文人在传承创新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而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所缔结的翰墨良缘这一事实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继承和弘扬古典文化的新传统。现当代众多作家用心用力所留下的手迹文稿，则是文学与书法的合成合金，体现了作家文人“双创”的文本性质。总之，该书认为，通过汉字书写，中国现当代作家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书法文化创造方面也取得了堪称显著的业绩，
值得关注和研究。即使仅就知名作家手稿的个案分析、品鉴而言，该书也有一定的导引和激励的作用。
要进行作家手稿的系统研究，其中搜集和整理作家手稿并高质量影印出版是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方面需要较多的人力和物力。目前仅有个别作家（如鲁迅）手稿的整理与研究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进行资助研究，其他大师级的作家手稿还基本都依靠亲友和学者合作进行一些零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种状况显然不够理想，甚至还存在诸多遗憾（造成珍贵手稿遗失或受损等），但同时也表明，现当代作家手稿研究还有相当广阔的研究空间，有许多具体的研究课题需要去探究。其中，现代作家手稿自身的多重价值、手稿的收藏和传播以及市场研究等，也都可以进行分门别类的细化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现代作家“纯文学”的手稿，探究其书写过程及创作心理等，也要研究这些作家身兼翻译家所留下的诸多翻译手稿以及为了翻译而产生的一些手札／书信。说到现代作家的手札，就会令人想起作家们的家书和日记等“私密化”的书写，这类手稿往往带有作家丰富的个人情思和自由书写特征，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增多起来，但普遍还缺乏自觉的“手稿学”研究意识，今后在这方面显然需要大力加强。
整体看，现代作家文人手稿的“市场”热效应还在，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热点。随着时光流逝，无论是用软笔还是用硬笔进行书写的文本势必都在递减中，加之对兼通兼能的研究者要求较高，也许原本并不是“显学”的手稿学会成为鲜有人问津的“绝学”了。其实，为往圣继绝学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使命。
即使作为绝学的手稿学，也理应是“国学”或“新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兴“国粹”书法，自然也要在更大范围昌兴书法／书写文化。近些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倡导书家文人化及重构文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北京大学的王岳川在倡导文人书法／文化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守安在倡导书写文化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学者如王锡荣等组织了现代作家手稿研讨会，对促进手稿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学术化演进”，也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中国书法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命脉绵延不断，书艺未失传，文学仍神圣，二者的关联、复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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