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3日，第十二届“骏马奖”获奖名单
公布，贵州作家王华以《海雀，海雀》二度获得了这一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项，成为贵州文学界的新骄傲。从2005年的《桥溪庄》开始，到2006年的《傩赐》，到2013年的《花河》，再到2015年的《花村》，2016年的《海雀，海雀》，十年生聚，专注乡土，僻处西南的王华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乡土小说界一股颇具实绩的新生力量[2]。尤为难得的是，这十年中的王华，并不满足于自我重复，而是在坚守乡土的基础上，一直在主动腾挪翻转、求新求变，其变化轨迹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变化发展潮流颇有桴鼓相应之处，堪称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界艺术创新、自我突围的典型案例。
一、乡土诱惑与当代小说的困境
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写作关于乡土的小说是一种很难摆脱的诱惑。在农村与城市的交汇过程，或者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间隙，当代小说家们很容易到各种言说的角度，无论是从国族的想象、文化的溃败，还是从思想的交融、个体的挣扎，都可以写出一本本深情款款、极富张力的小说。然而，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写作关于乡土的小说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近百年来，乡土小说家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各种探索，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范式，想要走出前人的窠臼，非常困难。
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五四一代作家以“启描写春夏秋冬的诗句
王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自我突围
陈荣阳1，米兆波2
qq伤感个性签名（1.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6；2.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阳550001）
中国当代作家摘
要：中国当代乡土小说面临着同质化严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要走出前人的“影响”非常困难。黔北作家王华在其十年
小说创作历程中，一直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尝试不同的写作样式和写作主题，从底层苦难到家园颓败，从抒情短篇到长篇历史小说，王华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寻。《花村》是一部具有新范式与新思想的杰作，代表着王华在乡土小说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突破。王华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正是当代乡土小说作家的自我突围范例。关键词：王华；乡土小说；《花村》
中图分类号：
I20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9-3583（2021）
-0077-05Wang Hua:Self Breakthrough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ocal Novels
CHEN Rong-yang 1,MI ZHao-bo 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edia,Zunyi Normal University,Zunyi 563006；
2.China School of Literatur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
Chinese contemporary local novels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serious homogenization and lack of innovation ability.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of predecessors.Wang Hua,a writer in northern Guizhou Province,has been constantly seeking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her ten-year novel creation.She has tried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and themes,from the suffering of the bottom to the decadence of her home and from lyrical short stories to long historical novels.Hua Cun is a masterpiece with a new paradigm and new ideas,which represents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local novel creation by Wang Hua.Wang Hua's creative process can be said to be the contemporary local novel writer's self breakthrough
example.
Wang Hua ；local novel ；Hua Cun
收稿日期：
2020-09-05基金项目：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院级课题资助作者简介：陈荣阳，男，福建南安人，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米兆波，女，湖南怀化人，贵州师范大学—遵义师范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生。
第23卷第3期
结婚敬酒礼服
2021年6月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unyi Normal University
V ol.23,No.3Jun.2021
第23卷第3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6月
蒙”为视角，以文化批判为目标，创作出了数量巨大的乡土小说。在经受过新思想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笔下，中国乡土的愚昧麻木和知识者理想中的文明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背后又潜隐着颓败落后的中国与强大富裕的西方之间的对抗与差距，带有国族寓言的强烈情绪。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乡土小说作家们逐渐调整自身的写作，向人性、文化、性别和历史的更深处掘进，相继出现了废名、沈从文、师陀、萧红等一批更具深度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的创作大大延展了乡土小说的内在质量和意蕴空间，也将文化批判类型的乡土小说写作推向了一个很难超越的成熟高度。
在文化批判类型乡土小说走向成熟的同时，深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影响的左翼小说作家们另外走出了一条创新道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阶级斗争和国族战争等层面，“运用文化批判武器考察分析乡村社会，追问构成此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背景、现实社会状况、乡村体构成，以及它的历史发展趋向”[1]P70，着力挖掘和表现乡土和农民的生存之力和反抗意识。后来，左翼小说家们将这种写作思想带到了解放区，并进一步经由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升华固化，培育出了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乡土小说的基本样式。在这个样式中，产生了“三红一创”等经典小说，同样又将社会批判类型乡土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度。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与经济的新变化，被文学史家分别归类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几大类关涉乡土的小说几乎同时出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辗转乡土，在乡土之间氤氲苦难、品味冷暖，故而小说也成为了别具一格的乡土题材小说。在这之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出现了大量改京燕饭店
革题材的乡土小说。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系列，承袭了五四一代的“启蒙”话语，继续从国民性改造的角度来写作乡土。而蒋子龙《燕赵悲歌》、柯云路《新星》等小说，则以农民改革家的奋斗为中心，写出了新时代的乡土新人形象。时代的变迁为这一批小说家提供了新的写作内容，也造就了一大批新的乡土小说。
伤痕、反思、改革等几个新题材尚未被充分挖掘其写作潜能，新的创新契机再次来临。文化回暖和国门开放之后，中国作家再次接触到了国外现代主义文学，受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文学流派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寻根小说一派。寻根小说大都也以乡土为寻“根”之地，《老井》《小鲍庄》《爸爸爸》《红高粱》等作品中都充满了各种民族风俗描写，寻根小说家们试图重返
乡土，“到那些仿佛已被正统文化遗弃的民族文化原生状态中去寻现代文化的建构起点”[2]，这种寻成功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毫无疑问，寻根小说的各种艺术创新和美学主张，为乡土题材小说创作到了新的生发点。也许是“寻根”并不能竭尽现代主义给中国小说界带来的繁复与变化，各种尝试现代主义写法与技巧的小说汇聚在“先锋小说”的名号下，持续推进中国小说的技巧与思维。在先锋小说中，关涉乡土的描写同样得到了作家们的偏爱。颓败的乡土、粗野放纵的荒原，都是先锋小说家们沉思生命、探讨世界的良田。
“寻根”与“先锋”两大潮流互相震荡融合，最终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篇历史小说风潮。在这股长篇历史小说风潮中，产生了《古船》《白鹿原》《活着》《故乡天下黄花》《生死疲劳》等一大批名作。这一批长篇历史小说名作大多以乡村为背景，以某个家族为核心，从晚清开始，一路写到民国，再从新中国土改写到，最后在新时代里涵咏惋叹，结束“一个民族的秘史”。这种写法操作简便、容量足够大，甚至只需要截取其中的某一个时间段来写作，其间的历史变迁与政治争斗也足够精彩，一时间成为众多作家的青睐之选。更为重要的是，在“启蒙”和“革命”两大话语溃散之后，中国思想界一直未能解决如何重建价值观、如何回应现代性、如何重估现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等等诸多问题，走向边缘的当代小说家们也普遍缺乏处理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的能力，写作这种“民族秘史”类型的历史小说却不需要有太多思想的考虑，只需紧守乡土的淳朴自在，对现代中国的种种变故表示一番个体的无力与哀叹，对世道人心表示一些隐约的谴责与无奈，便能赢得满堂喝彩。近二十年来，这种写作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界最为流行的样式。
不过，在创作样式、手法日趋成熟的时候，当代乡土小说却面临缺乏创新和无力突破自我的窘迫。当前写作方式下，许多当代小说家虽然出手很快，成果颇丰，实际上却只是在进行着自我复制或者互相复制，“小说在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上或许已经达到高峰，但小说家在少得可怜的主体性里反复陈述的却是已经大量表现过的东西，视角平面单一，想象日趋枯萎：历史循环论、人性的异化与物质化带来的孤独、命运的轮回等”[1]P366，正如有论者所批评的那样：“新世纪乡土小说无休止地追忆过去与哀
叹现世使乡土文学走向了艺术品质上无法自我超越的惰性审美”。[3]这种批评是有所根据的，但是，破除这种窘迫却并不那么容易，过去近百年内，乡土小说的各种可能样式几乎都已经被一一尝试过了，也有了一大批
经典作品。想要创新，必须直面前人“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走出过往经典创作样式或者经典作品的窠臼，这需要有大智慧，更需要有大勇气。
二、王华的突围之路
王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桥溪庄》，写的是一个住了50多户人家的移民村庄，由于污染，桥溪庄陷入了灭亡的恐慌之中。这个小说，既是一个关乎现实的生态小说，又可以理解为带有魔幻性质的末世寓言，走的正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寻根小说的一般路径。当然，与其他寻根小说不同的是，在《桥溪庄》里，王华已经显示出了自己后来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有节制使用魔幻的现实主义。《桥溪庄》里，雪豆的出生充满着神秘的彩，她一出生就喊着“完了”，自此桥溪庄女人再也无法生育；她与猫为伍，她的眼睛，是一对发怒的猫眼，绿，闪着幽光，就连走路的姿态和发出的声音也与猫相似……有人认为王华是在有意地模仿马尔克斯，但据王华的说法，“那个时候我连《百年孤独》都没有看过”。[4]对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使用，也许是阅读其他作品时候的间接传承，也许是作家灵犀的相契共舞，这都不足深究，重要的是，在王华这里，她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走出了依靠魔幻技巧来制造炫
目效果的寻根套路，追求真真切切地楔入乡土，用充满质感的故事和厚实沉重的关怀来树立自我。《当代》在刊载《桥溪庄》的时候，编辑的推荐词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王华这篇小说的特点：“男人死精，女人气胎，乡村的苦难寓言，人间的生死传说。文坛不缺作家，不缺才华，只缺关怀。不缺自我关怀，只缺众生关怀。所以，我们向读者推荐贵州省正安县这位底层作者的长篇习作，不只为惊人之才，不只为刻骨之痛，而是为日渐稀少的人世悲悯。”[5]
《桥溪庄》一炮打响，成为《当代》文学拉力赛的分站冠军，但是王华并不想重复自己，她迅速又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傩赐》。2006年左右，正是“底层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关注和书写底层人的苦难生活，不仅是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道义回应，更为前期曾经一度深陷历史小说泥淖的小说家们到了新的写作资源。一时之间，出现了许多底层小说，如曹征路《那儿》、胡学文《命案高悬》、贾平凹《高兴》等。《傩赐》也是非常典型的底层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偏远的贫困山村三兄弟同娶一媳妇的故事。这部小说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的叙述者是三兄弟中接受了高中教育的蓝桐，让身处底层的小说人物自身来观察、反思和叙述，这样的写法似乎可以看作对于“底层人能说话吗”（斯皮瓦克语）的正面回应；第二，相比其他底层小说，王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在语言上力求细腻感性，具有非常明显的诗化韵味。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应着城市化大进程，中国小说界出现了一股书写乡土颓败和表达家园忧思的创作风潮，周大新的《湖光山》（2006年）、贾平凹的《秦腔》（2008年）、赵本夫的《无土时
代》（2008年）等一大批此类作品连续出现，这些作品弥漫着一股凄楚悲凉的乡土情怀，对传统乡土文化受现代性的挤压而渐趋颓败的处境以及现代人心的变化表现了极大的痛惜之意。两部长篇小说的相继成功，让王华调入贵州省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从小县城正安走到省会大城市贵阳，王华的道路正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大进程的一个典型案例，于是，她的新作也汇入了这股风潮。
2008年，王华出版了长篇小说《家园》，如同书名一样，这本书指向了现代文明冲击下家园的失落这个主题。同时期，王华又连续发表了数个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都有几位对乡村颓败忧心忡忡的人物，如《紫泥偶》中因为“心疼月亮湾那一坝田”而放弃进城的铜鼓，《旗》里在偏远乡村任私立小学教员的爱墨老师，《歌者回回》中痴迷于唱离歌的乡村丧葬歌手孟回回，《回家》里那个充满回家梦想的打工仔管社会……这些人物都感受到了现代社会中城市文明对于乡土的巨大压力。在城市文明的物质压迫下，脆弱的乡土很容易就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随之带来的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溃败。虽然小说中的几位标志性人物都极力以自身的抗争来表示对城市文明的拒绝，但是，当他在低头挣命的时候，身边的一切却往往都已经无可奈何地发生了改变。也许是出于理想不灭的需要，王华在大多数小说的结尾，还是都给出了一个乐观的微笑，铜鼓最终还是把月亮湾那一坝田给犁了，爱墨老师走后等开花在操场边种下了一颗橙子苗，孟回回又在殡仪馆唱了三天离歌，在《天上种玉米》这篇小说中，王华甚至写出了一个传奇式的故事。王华的这一系列描写乡土颓败的小说，在名气上也许比不上周大新、贾平凹的同类型长篇，但是弥漫在其中的“悲凉之雾”，以及作者在小说细节上的创意，却犹有过之。
从寻根到底层写作，再到书写家园颓败，在尝试了多种流行的乡土小说类型之后，王华还是觉得不能满意，在一次采访中，她宣称“这些年自己所写作品的社会学价值高于文学价值，换而言之，离现实近，离人心远”[4]，她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表示还是不太满意，期待自己能够有更贴近灵魂的作品。为了写出“更能走进灵魂的作品”，王华再次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转型和挑战”。写完《在天上种玉米》和《旗》之
陈荣阳等·王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自我突围
第23卷第3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6月
后，王华曾经尝试写作新的小说类型，先后写了《像雪花一样飞舞》《埃及法老王猫》等几个反映城市生活的短篇，但是这种小说并不是她所擅长的类型，反应平平，王华自己也不满意，认为只是“试验性的东西”。受到文坛上长篇历史小说风潮的影响，王华也曾经尝试写那种横跨数十年的“大作”：“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部头，于是展开了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什么剿匪啊，逃到越南啊，都是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年代。”[4]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反应并不理想。最终，王华放弃了那部长达40万字的长篇小说，从中抽选了一条线索，改成了20万字的新作《花河》。
《花河》在《中国作家》评选的2013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中，击败苏童《黄雀记》、贾平凹《带灯》等名噪一时的作品，名列第一，可以说，获得了较高的行业评价。但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的语言和
叙述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超越她前面几部小说的特质，用20万字的篇幅要容纳几十年的风云，也显得逼仄了一些，许多心理细部处理得较为草率，“作家在表现白芍这种变化上似乎缺少必要的情节和心理支撑，如果作家在这个地方多一些铺垫，哪怕是写出白芍已无借助男人的能力和资本，白芍的形象也会变得统一起来”[6]。这部作品的脱颖而出，相当部分要归功于王华能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讲述一个乡村女性的悲欣交加的“奋斗史”，这在大都以家族或者男性为主角的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作品中，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鲜的视角。当然，如果仅仅停留于这样有限的视角创新，那就无法走出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惰性”，更无法实现乡土小说的突围——幸运的是，王华并非止步于此。
三、《花村》：乡土小说的另外一种写法
写作于2016年的《海雀，海雀》是王华从乡土突围的一部重要作品。作为近十年来重要的文学新变，“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乡土小说转型的重要方向。其写作方面强烈的现实性与切入感，使得当代乡土小说创作呈现出了一种久违的痛感与质感。《海雀，海雀》以赫章县海雀村的脱贫攻坚故事为核心，其写作上尽力还原在海雀村的人与事，呈现出当代贵州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其虽然在“骏马奖”的评选中是以报告文学入选，但其实这就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叙事者、时隐时现的大段议论，乃至于对故事情节与人物语言的设计，处处都体现了作者的文学处置。从这一点来看，虽然貌似初入“非虚构写作”领域，但由于自己一贯以来的创作都是以自我生活体验为依托，王华的“非虚构”早已是驾轻就熟。
当然，以笔者所见，先于《海雀，海雀》发表的《花村》，在探索性方面，却要走得比《海雀，海雀》更为遥远。《花村》讲的是一个叫花村的村子，年轻男人“大量涌向城市”去打工，村里的男人只剩下了老村长、公公们、傻子和孩子，花村的女人们感受到了事事缺乏主心骨的空虚感与恐慌感。当村里碰上农忙、饥荒、疫病等问题的时候，留守花村的男人们用肩膀为女人们支撑起了一片稳固的天地。相依为命的生活，让花村女人们把希望和爱欲撒播给了留在村里的几个男人。出外打工的男人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待了几天，就又出发进城去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即便在城市里遭受各种挫折，他们依旧一往无前，“男人们已经依恋上城市了”。花村没有一个女人用寻死觅活挽留她们的男人，“她们能够相信的是，那个该死的城市，像个花枝招展的，把她们的男人勾魂了……她们知道和城市相比，她们不堪一击”[7]。
《花村》所揭示的，正是当下中国作家们孜孜以求的“乡土颓败”问题，然而《花村》谈论乡土颓败的方式，并不是那种泛滥的与宏大叙事紧密相随的乡土风云斗争，而是更具“当下”意味的“留守”问题，而且关于这种“留守”问题的探讨，也不仅仅是媒体所关注或者报道的，而是作家凭借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在浮泛芜杂的现实纠缠中潜藏的现象，换句话说，王华写出了更具思想深度的“乡土颓败”故事。托尔斯泰评价莫泊桑的时候，认为莫泊桑“具有被人称为才能的那种特殊的秉赋”，而“一个具有此种能力的人因此就能够在他所注意的事物中看出别人所不能看到的某些新的东西”[8]P85。在《花村》的写作过程中，王华也显示出了这种独特的作家“秉赋”，面对三十年来乡土中国的激烈动荡，当文坛作家们都
拥挤在乡土颓败的历史性叙事之中时，王华却以自己扎根乡土的深度了然，写出了乡村中留守妇女的灵与肉、疼与痛，在一个人人触目可及却大多一扫而过的风景中，敏锐地发现其独特的性别差异化表述空间。无怪乎《当代》的责编周昌义在编后手记中称赞《花村》写出了“巨变中的当下中国乡村疼痛”，认为这个小说比《桥溪庄》等早期小说更“真切疼痛”，比《花河》更“当下”，并且将其与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古炉》《带灯》《老生》等名作放在同一脉络中加以评价。确实，《古船》《白鹿原》等作品所探讨的是乡村家族及其文化系统面对现代世界的挣扎与颓败，关注其本身所具有的根性与自我修复能力；《花村》所关注的也是同样一套乡村文化系统，在城市化的压力下，如何挣扎与自我修复，
而且，论及对于乡土颓败的书写，《花村》在细腻方面犹有过之。
走出中国乡土小说动辄几十年风云的历史性叙事，是王华新作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这两部小说是近年来文学界公认的佳作，这两部小说之所以会得到好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走出了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动辄几十年的家族长篇范式，真实恳切地书写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那种动辄几十年的家族长篇小说，虽然作者事先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理念，但是由于作品的情节和人物都是随着时间推移变化，从晚清民国到土改解放，从到新时期，时间牢牢占据着作品的核心部分，往往整部小说最终沦为思想乏力、时间至上的溃散之作。在刘震云的笔下，是思想牢牢控制着小说的方向，而不是任小说在时间的湍流中自由放任，这使得他的两部乡土题
材小说熠熠生辉，闪耀着作家的思想光芒，卓然乎其他作品之上。与上述两部作品一样，时间同样也不是主导小说《花村》的唯一因素，作者所关注的问题虽然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但是小说情节的推动发展并不是单纯的借助时间之力，而是作品中人物的灵肉冲突，王华同样用花村发生的这一系列故事，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变化与颓败，并且在这些变化的书写间隙之中，探讨了性别的、乡村伦理的诸多问题，这是中国乡土小说突破窠臼、走向深邃的一个可喜变化。
不仅如此，《花村》的写作还可能预示着王华将自己的创作导向了更为宽广的性别政治层面和哲学思考层面。整个世界的现代进程，一直伴随着非常激烈的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潮流，数以亿计的人口蜂拥而至，在城市的不同区域生根发芽。与恬静自足的乡村相比，“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市”（波德莱尔语）无疑是充满诱惑力的，更大更强更快的现代性追求，演化出城市的“大栅栏”“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等等现代物质景观，而且这种现代物质景观似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梦幻之的。但是，永无休止的现代追求真的就是人类所必须的么？人在都市中创造了空前的财富，却没有享受到劳动的快乐；人在都市中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却总是感到精神上无家可归。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家都对现代性带给人类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各自尝试为现代性的后果开出解决或者局部解决的药方。在这些药方中，有的哲学家认为走向与城市相对的农村，是一种可能的拯救方式，如斯宾格勒在其名作《西方的没落》中就指出，“农民是永恒的人，从不依附于安身在城市中的任何一种文化……不管城市中的文化在国家形式、经济习惯、信条、工具、知识、艺术等方面有何想法，他一向
都是狐疑地、犹豫地加以接受的：虽然最终他也许接受这些东西，然而作为一种类别，他是永远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的。”[9]P66《花村》中，男人们进城之后就迷恋上了城市的繁华与现代，女人们却并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她们喜欢的是乡村的宁静与无忧无虑；男人们迷恋的是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女人们则更喜欢灵肉合一的乡村——如果参照现实世界中两性看待世界的思维差异，这样的对比可能不仅仅只是性别政治的问题，而是一种与当前世界想象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问题：万众欢呼的“现代性”背后，是否同样也只是一种性别话语的淹没式表述？如果王华能够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披甲精进，也许能够在完全由男性视角所解释的世界之外，探索出一片开阔的言语空间。
丁帆在其《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提出，与城市文学相比，乡土小说更像“一穗过分成熟的老玉米”，很难有腾挪跌宕的创新的空间，几乎所有的样式都已经被耗尽了，他把乡土小说超越以往的经典作品，视为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问题[1]P368。的确，从近二十年来的创作成果来看，乡土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是存在着创新不足、自我重复的问题。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灵感与机遇，更需要持之以恒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努力。从王华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正是在一次次的转折、思考中，王华为自己到了具有生发力的表述方式，也走出了中国乡土小说界近二十年来的创新泥淖。王华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正是当代乡土小说作家的自我突围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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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明）
陈荣阳等·王华：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自我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