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词人都有哪些婉约派词人代表作
第一篇范文：婉约派词人李清照
一、《声声慢》解析
二、词风变化
李清照的生活年代恰好是北宋皇朝处于内外交困，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乃至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十分激烈。
李清照的人生之路是坎坷的，因此她的词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李清照出身于书香门第，生活比较优裕，那时正值北宋后期，虽然社会潜伏着危机，处于风雨飘扬之中，但还有一抹回光返照，是暴风雨到来之前宁静的黄昏。女词人常常流连于山川大自然的美景之中，秀美的大自然陶冶了这位女词人的情操，赋予了她灵气。因此，李清照在这期间的词轻快活泼、富于浓烈的生活气息，给人以美的感受，且看下面的一首词：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一《如梦令》。词人当时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一幅无忧无虑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李清照是热爱大自然的，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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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最好不过的证明。当“不知归路”时，词人竟发起“争渡”的雅兴。李清照少女时代生活在历城，大明湖的美丽秋景，不禁使李清照感受到“水光山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情感单纯明快，年轻女词人的心灵敏感与大自然“心有灵犀”，词活泼向上，又如“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表现了少女的天真、活泼，极有情趣。
河南话大全李清照新婚不久，丈夫赵明诚负笈远游，旋又出任。此时她的词充满离愁别绪，反映了女词人孤寂的生活。有词为证：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读罢此词，淡淡的凄凉袭上心头。红花残时，秋凉席也凉；独坐小船，凭舷眺望，看鸿雁是否带来家信，由此我们可感受到词人对远在异地的丈夫深深的思念之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思夫之情挥之不去。这首词不像《如梦令》那样欢快，显得凝重，流露着淡淡的哀愁。
宋徽宗大观元年，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政治失意，郁郁而死，蔡京党徒旋即下令兴狱，拘捕赵挺之亲属，赵明诚在京师任鸿胪少卿仅二年，自然在劫难逃，祸从天降，对李清照的心灵自然是重大打击，“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是她此时最好的内心独白。后来，
赵明诚病死，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兵南下，李清照在浙东亲历变乱，从此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晚年。此时的词流露着对社会的不满，含有悲凉之意。有《声声慢》为证。
由此可见李清照所形成不同文学样式的不同风格，主要是她对不同文学样式应该表现不同内容的观念而产生的，也就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而她的身世经历到了词这种最佳表现形式，起初她的生活优裕，所以她的早期作品明朗轻快，不过仅限于闺情相思，晚年家破夫亡，也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她的晚期作品大多抒发深沉的相思之苦，凄凉身世之感，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而在她的诗里仍然继承了传统的“诗言志”的诗教，表现了女诗人对国事的关怀，对无能的南宋小朝廷的谴责。到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李清照的两种不同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她对诗、词两种形式，应该表现不同内容的理论观念的实践。
第二篇范文：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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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比较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耸立着争雄对峙、相映生辉的两座奇峰；这就是以柳永、李清照为旗帜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顾名思义，婉约派和豪放
派显然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词风。那么，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不同之处？这里，我觉得应该注意历代评论家、作家概括豪放派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苏轼的词的创作特时常用的一句话，即“以诗为词”（见《后山诗话》等）。评价苏轼的褒贬双方都众口一词，可见此说是有道理的。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很赞同中国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词的诗化，并不是取消词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体制和格律，而是意味着词的题材的扩大，作家个性更鲜明的呈现和语言的革新。”我想基于此还加上音律的突破一条，从题材、形式（包括音律、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试对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不同词风作一粗浅的分析比较。至于两派词人各自身世经历、才学性情等对其词风形成的影响，限于篇幅，略去不谈。婉约词
一、题材：“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纵观从婉约派的开山鼻祖温庭筠到后来的吴文英、王沂孙这三百余年间所谓“以婉约清丽为宗”的词人作品，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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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载熙《艺概》），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最能体现这一特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弃疾，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此不赘言。婉约派那么多词人，那么多词集，词作总数达数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统统加起来，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以及题材范围而言，恐怕还远不及苏轼一个人的三百多首词之广阔！
冯玄烨二、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在词的形式上，婉约派与豪放派也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子。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
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就是这样，内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过来框住了内容，婉约派词人们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以周邦彦、贺铸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更是登峰造极。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