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光宗我对80年代的诗歌生活充满感恩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之江文波篇
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江文波
姜红伟：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江文波：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了。“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思想解放的大潮犹如火山喷发，冲刷着中国的大地。自由的鸽开始飞翔，人文精神的旗帜开始升起，知识分子的精英体率先觉醒，一批有觉悟、敢担当的作家拿起笔来，史称“伤痕文学”带着深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在“春寒料峭”的环境下终于登堂入室，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随之被称为“朦胧诗”的作品，也陆续从地下走到地上，并很快波推浪涌。这时候的文学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文学的复兴，而是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次精神洗礼，所起的作用明显超出了文学本身。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关注文
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文学的春天。
那时候中国天空上的太阳，都闪耀着文学的光辉；吹拂在神州大地的春风，散发出的都是浓浓的墨香。
校园历来是思想最活跃，最崇尚自由的地方，而大学生体也历来是行走在时代的前沿，青春的旗帜迎风飞舞。而那时候活跃在大学校园的特别是77—79级学生，几乎集聚了中国沉淀十年之久、当代青年中所有的精英，人才爆棚，思想和智慧如积蓄已久的钱塘大潮，汹涌激荡。而文学特别是诗歌，给他们的旺盛青春和澎湃的思想，带来一片最合适的挥洒天地，一个宣泄的出口。
关于气候的谚语
那时候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没有诗社，没有写诗和爱诗的体。全国有众多文学报刊也闻风而动，开设了不同形式的“大学生诗歌专栏”，甚至出版“大学生专号”，发挥出推波助浪的作用。那时候写诗成了天底下最光荣的事，一诗成名屡见不鲜。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诗歌，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自身的意义，而是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话题。特别是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应占有浓墨重彩的一页。可惜研究的人太少了。
姜红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江文波：我的故乡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之乡，是历史上“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的故里，文风昌盛，名人辈出。
我的人生或许就是从文学开始。父亲还有乡间那些读过私塾的先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充满先人的智慧，被他们津津乐道的“典故”“对联”“四言八句”等，就是我最初的教材。当然父亲、城里的舅舅以
什么是守岁
舒婷诗集
及远近有限的藏书，更使我的童年获得无限滋润。
在小学四、五年级，我就开始斗胆写“长篇小说”，并给出版社投稿，并收到编辑的“亲自”回信，一时激动不已。以后，在初中、高中语文先生的鼓励下，我对文学的热情更与日俱增。到高中毕业前，我的处女作终于被印成铅字。我在父亲自豪的笑容里，做出了一个绝对影响命运的决定：做一个诗人。在做“回乡知青”的三年里，我受到县文化局谢清泉、章家礼、章晓忠、周若澜等老师，无私的培养和热情的推崇。我陆续在《诗刊》、《安徽文学》、《安徽众文艺》以及安庆市的《振风》、枞阳县的《战地黄花》等报刊，发表了不少的诗歌、散文等作品，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
1978年春，我成为后第一届通过考试录取的大学生。我怀着做诗人、作家而不是当教师的理想，踏进铜陵师专的校门。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并被及时送往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正逢文学的“黄金时代”，我对文学的热爱更加狂热，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以及当时影响较大的报刊杂志，诗歌刊物几乎一份不拉，视野开阔了，知识积累丰厚了，精神也受到极大的震撼，对比国
内外诗歌大师如艾青、戴望舒、徐志摩和莎士比亚、艾略特、歌德、普希金、海涅、兰波、艾伦·金斯伯格、泰戈尔、叶赛宁、波德莱尔等，以及“朦胧诗”代表人物北岛、江河、杨炼、舒婷、顾城等人的作品，我看到自己的差距，以及过去创作的种种局限性。我已经不那么骄傲，而是放弃过去，努力转型和突破，融进当时的主流诗潮。
说起那几年作品的发表，我就会想起一些诗歌编辑。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离不开这些富有使命意识、牺牲精神、
早乙女茉莉充满热血和情怀的诗人。我会想起广州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这是那个年代大学生诗人、青年诗人都很熟悉且充满敬意的名字，要说北有张书绅，南有林贤治，一点也不为过。他在《花城》做诗歌编辑，这是在当时是很具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主发小说，诗歌版面有限，上稿之难不言而喻，而在其中的一期《大学生诗页》上，我的两首诗被发在了头条，这对我鼓励很大。我还会想起米思及，他是云南《滇池》的诗歌编辑，我不记得他是否开设大学生诗歌专栏了，但刊物特别是诗歌栏目的“青年性”、“先锋性”显而易见，他对我的诗作算是青睐，多次发表。我还会想起本省的在当时也有全国影响的诗人钱锦芳，由马鞍山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作家天地》，是当时中国几大青年文学期刊之一，其中的诗歌版面即由钱锦芳先生执掌。他特别关注大学生特别是安徽大学生们的诗歌创作，多次选发
我的组诗，有时还作为诗歌栏目的头条。安徽的大学生诗人，几乎每个人都在他的版面上出现过，有的后来还成为他的朋友，包括我。就安徽大学生诗人的培养来说，锦芳兄功不可没。当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安徽文学》的诗歌编辑刘祖慈等。
姜红伟：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江文波：对诗歌发烧，不仅仅是读书那几年，而是我的整个八十年代。
我是1980年下学期，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的，同去的还有一起留校任教的许正松同学。这位仁兄爱读书，勤思考，那时也埋头写诗，喜欢研究诗歌理论，诗写得自由洒脱，意象奇
特，但可惜他很少投稿，发表得也很少。
其时安师大的学生诗歌运动已成气候，我和许正松，与其中几个同样狂热的诗歌信徒姜诗元、曹汉俊、黄大明等“同气相投”，很快成了“难兄难弟”。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一起，特别是每天晚饭后，我们就结伴走出校门，或散步，或个地方小坐，谈论或争论的主题都是诗歌，比如哪个刊物发表了哪个诗人的作品，包括翻译作品，黄大明还经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们听，名义上说是征求意见，实
际上是讨“赞”而已。他的诗受舒婷、顾城等影响不小，但的确有自己的个性，精巧而有韵味。我们几乎泡烂了芜湖市及周边所有的风景，包括哪个地方有个什么样的美女，曹汉俊、黄大明基本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美女也给黄大明带来了不少的灵感，这位老弟大学四年，可能都在单相思和苦恋中度过的。那时候崭露头角的还有沈天鸿等同学，但我们接触不多。
麻成语我那时已经带薪，抽烟喝酒方面我比较勇于出手，所以人气挺旺。由于有这段渊源，我与安师大的大学生诗人，多年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稍后的钱叶用、查结联等。我进修结业回铜陵师专任教后，他们还常来串联，喝酒谈诗，抵足而眠，友谊甚笃，留下不少快乐的时光。他们在学校办了一个“江南诗社”，并办了一个油印《江南》诗刊，钱叶用很认真地约了我的诗，发在了“创刊号”上。
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大约是1981年寒假，我和许正松、姜诗元、曹汉俊等四人，还策划了一次近乎生存体验式的很疯狂的“诗人之旅”。大家约定每人只带30元（也可能是40—60元，记不太清了），去江浙一带“行万里路”。我本意是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