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文学的稳定性、统一性等特征之外，中国古代文学运动由于自己的语言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伦理的影响形成了一些与外国文学，特别是与西方文学不太相同的特征。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汉语言和作为汉语符号的汉字则有更为明显、更为独特的表现能力。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今天这个特，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密切相关。
汉语言文字有几个基本特点：①以表意文字为主。在表音和表意这两大文字体系中，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体系。一般地说来，每种文字初始都是象形的，属表意文字体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民族的文字已经表音化，而汉字则至今仍大体保持着表意文字体系的基本特点。从汉字的构成方式即“六书”来看，除“假借”“转注”“形声”这三种方式里有一些表音的成分之外，“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方式都是表意性的。②单文独义。汉字是方块形的，除少数联绵词外，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义，都可进行形与义的灵活的组合。③一字一音。汉字是音节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汉字从形式上可以划分的最小语言单位就是音节，所以一个汉字也就是一个音节。④单音词丰富。汉语中有大量的单音词，尤其在古汉语中是这样。汉字是一字一音，因此所谓单音词就意味着单字即词；那么，词义、字形、音节就
成为一个灵活的组织了。⑤区别“四声”。“四声”是汉语的四种声调，古代分平、上、去、入，现代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是汉语独有的用声调来区别不同的字词及其含义的方式。
⑥言文分离。汉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被称为“文言的纯粹的书面语”，同日常生活交际所用的语言相去甚远。这就是说，操汉语的人，要读懂“文言”，除了识字以外，还要进行专门的训练。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白话文”的出现才告基本结束。
以上六个方面的特点，对于中国文学形成和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一、容易引起具体意象。汉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它自身的排列有时就可以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还受到过自觉的利用，如赋和骈文，就大量地运用同形旁的字，这虽不无堆砌之病，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构成了文学中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这种现象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表现，大赋不过是其极端的、集中的表现而已。
二、由于汉字一般地说是单文独义，一字一音，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便有一整套独特的规律，且在外观上造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中国的古代诗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精严的格律诗。
三、汉语有四声，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虽也有四声搭配谐和的例子，但还是处于不自觉的状态。魏晋南北朝以后，诗人们自觉利用汉语言的特殊性，注意字声安排“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
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于是近体诗、词、散曲等诗歌体裁便应运而生，并统领诗坛达千年之久。这些诗歌体裁充分利用四声变化，造成了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
四、文言文这种特殊的书面语言，能够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本身就是语言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一特殊现象影响到文学，就发生了文学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虽说世界各民族文学也有双轨运行的现象，但内容与形式皆发生巨大的差异的，不能不首推中国文学。比较一下宋元以来的古白话小说同文言散文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学的区别。
文学不等于文字学，语言文字提供的条件只构成文学的部分的美学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包含着该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心理素质、民情风俗及由
此决定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在内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因此，中国文学之所以为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因为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无疑地应该上溯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以这种儒家学派为主体、为骨骼，中华民族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如果把握住正统观念的形成发展线索，就可以思过其半。文学的正统观念是从荀子开始确定的，他强调了圣人的地位：“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
是矣。”这就给文学批评史上的“原道、征圣、宗经”奠定了基础。随着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接受，儒家思想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正统观念，并进一步在文学批评中得到确定。“原道、征圣、宗经”，在刘勰的著作里被分为三篇，实质只有一个：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文学的指导思想，道是圣人之道，经是圣人之言。儒家正统思想对文学正统观念的支配经过韩愈到宋明理学、心学之后，其风愈演愈烈。作为“圣人”的孔子和“亚圣”孟子，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下述几方面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文化性格。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
在这种统治思想的支配下，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观念。中国的文学在内容上偏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经国之大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法，一方面固然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一方面也不恰当地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升沉、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一层理性主义的烟霭。
共同正犯
与上述内容特点并行的是“中庸”的美学追求。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和西洋诗相比，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言有尽而意无穷。在中国诗里，所谓“浪漫”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所谓坦率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含蓄的。通过这样的比较，是可以看出“中和之美”所包含的理性主义彩的。
杨修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相补充的，儒、道、释三家也常常合流。在封建社会中，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那么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就是另外两条重要的副线。儒、道两家思想作为民族心理的结晶，有其相同的一面，如两者都求其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观及以“人生至道”为重心的结构体系，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风格。但儒、道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如果说儒家思想是琴键弹奏出的凝重的主调，那么道家、佛教思想就是不时泛出的轻快的和弦。道、释二者之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更深远的，当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论语》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就包含了后来孟子所主张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后来的儒家继承了兼善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的精神。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的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此起彼伏，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着极为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当然，“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仍然是那些处于“穷”时而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主导的心理定势。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无伪则性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
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天成，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和否定。
应当注意的是，老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形式的两个方面：第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有生于无”。对于形成中国文艺含蓄精练的艺术表现形态上的特点，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文学极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或以动写静的表现方法，善于创造“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比如宋玉写美女之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全无一句实写美女的身高与肤，却让人感到不可言喻的美。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第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从表现形态上来看，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揭示了艺术以少胜多，无中生有的奥秘。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则从另一方面把握了艺术中的“有”和“无”的辩证关系。“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然而，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来“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而，中国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之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兀兀追求不止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写照。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工作焦虑
任真，中国文学则喜欢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的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当然，艺术现象本身永远比对它的抽象概括富有生机，我们也知道，中西文学之间有共同的诗心文心，西方文学中也有其委婉、含蓄、微妙、简隽，中国文学也具有直接、深广、铺张，绝不是判然可分为此岸和不可到达的彼岸，但审美理想在总的倾向上的差异也是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有人根据艺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将艺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再现的艺术力求按照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的表象与艺术的意象达到一致和重合；而表现的艺术则是以心灵外射的方式，根据主观的意愿拆碎现实表象的固有的常态的组合并重新加以组合。但是艺术不可能也无意于等同现实世界；同时，艺术不管怎样组合也不可能彻底消去现实世界的表象形态。由此言之，任何艺术家不可能纯属表现的，也不可能是纯属再现的，而只能是以表现为主或者以再现为主。表现艺术中有再现，再现艺术中有表现，再现和表现的划分毋宁说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划分。这种观念上的划分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文学的特征。中国的文学一般地说是倾向于表现的，这可以从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取看出来。
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偏于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较不发达。《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抒情诗占了绝大部分，叙事诗只是小部分，而且，叙事诗中除了个别的优秀篇章之外，大都比较拙直、稚嫩，而抒情诗则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并已有许多杰作。中国除一些少数民族之外，
关于教师的故事没有产生过规模宏大的史诗，而几乎与中国产生《诗经》的同时，古希腊却产生了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印度也产生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大史诗。在整个诗歌史上，中国抒情诗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嫌不够景气。中国小说作为不屑一顾的“丛残小语”，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不是当作实际发生的真实，而当作虚构的“逼真”和“如实”──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更推迟到了明代。中国的戏剧文学则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近于抒情诗的联缀的格局。中国戏曲的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则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所乐道。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比如，古典诗歌中的游历山川、探
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是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是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如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并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绘，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古诗常提倡所谓“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抒发、宣泄内心郁积的情感。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杜甫以他诗人的敏锐和不可抑制的忧愤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其中如《哀江头》《悲陈陶》“三吏”“三别”《北征》等纪实性较浓的诗歌，曾被人艳称为“诗史”。这也恰恰说明这类可供史证的纪实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比较不常见的。明代批评家杨慎对于“诗史”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
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至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其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不论杨升庵评价杜诗是否准确，他对于纪实性作品的见解显然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绘画理论中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批评按焦点透视法来作画的主张，讥笑李成“仰画飞檐”；在文学理论中也有相近的倾向。反对斤斤于目前所见：“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是一种比较共同的见解。好球吧
油桐花花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着整套与西方不相同的范畴，这些范畴是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归纳出来的，它们产生之后，又反过来规范和影响了文学的审美理想、审美需要，从而规范和影响了文学发展进程的轨迹。中国的古代文论范畴是很有特的，它们不是玄虚而是微妙，往往是拟象取譬以供参悟，不易落入言筌，如“气”“风骨”“韵”“味”“意”“神”“体”“肌理”“格调”“意境”等等。这些范畴经过不断演变、完善，内涵也日益丰富，又逐渐在相互间交叉，形成了网络，构成了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幽默”“典型”等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诸范畴，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特点，但更注意主客体的和谐。
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总体特点，到了“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现代文学中由于小说、戏剧受到重视，就不再显示出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的特点。整个文学的思想倾向的变化更为明显，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已被现代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此外，文学理论
由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已出现了许多有别于古文论的新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学的特点。谈中国诗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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