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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的形象—浅析主人公
印家厚的小市民型形象
论文题目
论《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的形象
------浅析主人公印家厚的小市民型形象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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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内容摘要 (2)
关键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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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3)
一、男性形象的视角变化 (4)
二.小市民型男性形象的特点 (6)
三、小说中男性形象的意义 (10)
结束语 (11)
注释、参考文献 (12)
【摘要】
池莉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印家厚成为新写实小说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小说中，池莉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写出了平凡的男性，并从平凡中深入挖掘，再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型男性形象，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平凡生活中的奋斗精神、梦与现实的理智选择和忍与和的生活哲学。通过对印家厚的形象的解读，让读者产生了共鸣，引发了读者对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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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写实小说《烦恼人生》印家厚小市民男性形象
论《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的形象
--------浅析主人公印家厚的小市民型形象
【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批小说家专注于重建世俗世界，着力表现凡俗人生，再现生活的原本相和人的原始状态集结在《钟山》杂志周围。他们的作品因此被称为“新写实小说”，池莉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新写实”潮流的策划人，原《钟山》杂志编辑、理论家王干说，新写实小说有两个特征,“一是还原生活的原生态，二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从整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1]然而,“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前提。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增强了人们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时代潮流的变迁有力地制约着普通百姓的心态，英雄式的理想主义减弱，激情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出作者以极大的精力关注个人的生存的状态。
为了达到这一写作目的，新写实小说家们热衷于近乎自然主义“生活流”细节描绘，他们注重写出生存的
烦恼，这在池莉的小说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2]池莉的《烦恼人生》常被当作解读“新写实”特征的主要文本。小说从题材选择到艺术风格表现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显示了她不同寻常之处。
生活如同一杯无无味的白开水，平淡而清醇。读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恰似在品味这杯平平淡淡却能沁入心扉的味道。
翻开《烦恼人生》，我们就象经历了自己平常的一天。小说琐琐碎碎地记
录了主人公印家厚从凌晨到晚上一天的生活经历，最大限度地突现了钢板厂操作工印家厚所处的烦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半夜孩子跌下床的慌乱，晨起洗漱解手排队的无奈，带儿子挤月票的拥挤争吵，评奖金只得了个三等奖的恼怒，对徒弟雅丽一往情深表白的恍惚，食堂吃饭吃到青虫的愤懑，为父亲祝寿准备礼物的奔波，住房的拥挤，经济的拮据……零零碎碎地写出了生活的本，本的生活，道出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人过日子的辛苦与无奈。
在《烦恼人生》中，池莉向我们揭示了当代中年男性的生存状态，再现了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透过作品，我们发现，写男人，写女人眼界中的男人、现世的男人，是池莉小说创作的一个独特的方面。尤其是她以她特有的视角来捕捉小说中男性的心路历程。小说中具体展现了当代男性“困顿?追寻?解脱”的精神历程。对于作品中男性形象的浅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读池莉笔下男性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一. 男性形象的视角变化
在当今的文学作品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重要。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在于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并且有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而塑造男性形象的文学作品很多，很多作者笔下的男性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就是学富五车的才子。与之相比，池莉笔下的男性形象则大相径庭。
大男子主义在池莉笔下消失的烟消云散，那些英雄豪杰的冷漠，知识分子的清高，在印家厚身上都没有显现。从这可以看出，池莉作为一个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接触、了解最多的是普通市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创作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体验和感悟而进行的，对市民生活更多地持一种平视的态度，将创作置于市民立场，植根于市民生活实乃然。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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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笔下的男性形象上完全可以反映出来。
池莉小说之所以采取市民价值立场，还有特定的社会原因。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经济大潮的冲击使文学骤然失去了在社会主流话语中的中心地位，文学日益边缘化，当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要去面对市场机制，去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促使很多知识分子重新进行身份确认，结果是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遁归民间，主动加入了市民行列。与市民体原本就有着天然联系和深厚感情的池莉，对市民阶层的皈依显得相当自觉与彻底。这有她提出的“小市民说”为证:“自从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中国便不再有贵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是小
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是普通劳动者，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3] 在具体创作中，池莉以市民化的叙事立场对市民的俗世生活、市民的文化心理予以了充分的理解和相当的同情,“她不拔高、不放大、不矫饰：她充分深入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关系中的琐屑、辛酸与艰辛”，并且“以一种平和、温馨、不无幽默、不无默契、赞许地叙事口吻在书写现实。在池莉的现实景观中，烦恼而琐屑的日常生活几乎具有某种圣洁的意味”,“她为庸常之辈、为俗人、为曾遭不屑一顾的寻常岁月而辩护，并赋予它近乎神圣的尊严与价值。”[4] 我们看到，在明确了自己市民化的写作立场之后，池莉更自觉地用一种赞叹而非批判的温情眼光看待市民的日常生活，这种眼光一方面使她的视点向着世俗人生的本真下移，使她的小说文本显现出一种特有的亲切，增强了与一般读者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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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人生》中，池莉对印家厚的平凡人生的描述、体验、认同，明确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