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的文化游子
与
● 奚学瑶
与西方不尽相同，散文历来是中国的主流文学。散文凝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灵，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文人学者，常常借用这一载体抒发自己的情怀，寄托自身的抱负，亦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两千多年层层相印的足迹，已经衢然踩出了一条中国散文的传统之路。这条心灵之路，一往情深而美丽非常，它寄寓着一个个有思想、有教养的文化灵魂，深情、执著、温柔敦厚、哀乐有度。中国散文的文化性格，虽然因时代和个体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长久未能发生重大的变异。直至西风东渐，中国文人深切感受到殊然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文化氛围，使传统融入新机，才使中国的散文出现了时代性的突破。这种突破集中体现在一类散文中所表现的悖离传统的开放性文化性格。其重要代表人物，当数现代的徐志摩与当代的余光中。
徐志摩，中国文化大观园中的贾宝玉。
陌上花开安意如这是一个真挚的文化心灵。虽然少年时代浸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汁液之中，作为一个聪明而用功的孩子，
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一旦他离开这块生养他的博厚而古老的土地，人性淋漓的欧风美雨便启发了他的天性，使他天性中自由的元素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尤其是人文气息浓郁的“康桥”，培育了中国文化史上这个罕见的浪漫的叛逆型的文化心灵。从此，他的“感情真如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生命受到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徐志摩:《猛虎集・序》)他在中国古老的文化大观园中，再也没有循规蹈矩地诵读诗云子曰，书写道德文章，只是作为一个顽皮的、伶俐的、多情的红楼公子，由着自我的性情，而随意采撷风花雪月，寻求他的“理想的天庭”。他孩子般的天真，流水般活泼，以一腔真情，诉诸才思飘逸的文笔，热烈地去追求爱，追求浓艳的美。他自喻为“不羁的野狗”，文章由着自己的情性“跑野马”，其文章之酣畅淋漓、洒脱随意，可谓前无古人。他真是一个贾宝玉，其呆傻若是，痴情若是，对宗法纲常与文化习俗的反叛亦若是(他与贾相似，周围亦拥戴着、依恋着一批姿识很高的女性，他们之间有一种高品位的文化交往)。在“五・四”“王纲解纽”的社会条件下，他的文化个性得到了高度的发扬。“散文的心”被他天才地领悟到了，这个“散文的心”，便是他的热烈的、纯净的、美的、爱的自由的心灵。
中国的文化习惯于“中庸”，一个游弋在旧的轨道外而充满叛逆精神的文化游子，难免被视为异端。人们不仅对徐志摩的生活性格颇有非议，亦不认同他的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往往以一种惊诧的然而自尊的眼光，去藐视他那情感与彩均“浓得化不开”的富丽灿烂而清新绝俗的异样文章。人们习惯于周作人的冲淡，朱自清的谨重，却往往并不认同徐志摩的浓郁与灵动。周作人的风格源于道家的自然
寡欲，朱自清则规范地遵循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训导，而我们这位逆子贰臣，却从西方吸取了文化的营养，并将自己全身心地融汇其中，因其身上充满了文化异味而为人们所摇头咋舌。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有时成为一种自大的保守，不易接受异质文化的介入。而文学尤其需要创新，需要接受多种异质而丰富全体。中国的文学之流，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河床，已经流了数千年，因其缺乏新的涌流的投入而日益显得凝滞与混浊。显然，到了20世纪，西方的野性的富有生机的异质文化的融汇，使中国文化又一度呈现了青春的气息。当时，中国不乏有文化战略眼光的“拿来主义”者，但缺少全身心投入的身体力行者，时代寻求一个应时代之运而产生的文化灵童，这个灵童则历史地落到了徐志摩的头上。这是一个幸运而苦难的先行者，唯其先行，便易遭到多种冷
眼与诽谤，人们难以很快地理解他，认同他，不但在20年代，甚至世纪末的今天，还有人视其为怪异的文化尤物，由此可见中国正统文化观念之强固，更新之不易。
一个强烈搏动的文化心灵，已在传统力量的“围剿”下而感到忧伤，当他还未走向“反思”与“回归”时，便倏然地被召回到天庭。他短暂的一生，是文化性格鲜明而单纯的一生，他是作为“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兴至而来，兴尽而返，没有迟疑和反悔，而使后学者免于为之不断辨析。他的文化性格因其独特的个性而具有特殊的魅力，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不是以政治思想上的先知先觉，引导古老的中国汇入世界的潮流；而是以文化上的敏感，率先全身心地与世界潮流相融汇。这是中国文化穹幕上一道熹微的曙光，文化河床中一道新的生命水。20世纪
的中国，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中国要走向世界，不只是要在政治思想和科技体育方面顺应世界潮流，也需要“获得一个宽广的文化视野，从而加入到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谢冕:《徐志摩名作欣赏・序-〈云游〉》)。徐志摩由于其视野的开阔和情感的投入，而开始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徐志摩名作欣赏・序-〈云游〉》)。徐志摩的散文，鲜明地显示了这种文化性格，这便是他短暂一生的流星般的光辉的闪耀。
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是几代人的事业，不可能由于几个天才的产生而毕其功于一役。徐志摩的跫音在神州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
颉颃，而沛然成为大家者，当数台湾的余光中。
余光中亦生长于锦绣繁华的江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完成了学业，多年生活、工作在港台和海外，亦是一个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全才。他精通英文，并与海外文化界有着密切的交往，其生活与文化视野较之徐志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历史地继承和发展了徐志摩的文化性格特，旗帜鲜明地告别了凝滞、小巧、典雅、清丽的传统散文，以雄健的笔力、浩然的气势，跳跃着、舞蹈着、飞翔着、呼叫着，文章一泻千里，波澜壮阔，左右逢源，四处涌泉，并充溢着涟漪和回澜。语句意象繁复、排比重叠、缤纷华丽、激扬铿锵，且情感淋漓，气韵酣畅。这种文章风格，与徐志摩的文章，可谓一脉相承，都同样显示了一种悖离传统的开放性文化性格。传统幽雅的静态和温柔
敦厚的文章格调被奔放不羁的这对文化游子撕裂了一个缺口。他们“浓得化不开”和铺金叠彩的文字，对“恬淡”“清丽”的传统的朴素的审美风范，无疑是一种挑战性的服饰解放展览。这种随心所欲、信笔曼衍的笔法，对讲究起承转合、严谨整饬的传统文章的结构，亦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他们往往取材宏阔，下笔万言，把精简的小品化为浩荡的长篇，在散文的篇幅上亦进行了突破。他们还将新颖活泼的欧化句法、简洁凝炼的文言词句、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俚语，融入文字，使多种文体和语气兼容并包，文章富有变化而跌宕多姿。随着时代的发展，余光中似乎更多地感受到了疾速飞驰的时代的车轮、五光十的现代商业文化氛围，因此便与产生《背影》《荷塘月》式经典散文的宁静的农业文化家园悖离得更远。笔下的意境不再是柔柔
的流水和静谧的月，更多的则是疾驰的车流和满耳的轰鸣，无论在力度、速度与度上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异趣。正如他在《〈左手的缪思〉后记》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
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
美素佳儿和美素丽儿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
哀溺幻的光。一位出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
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的火花。
存在决定意识。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化感受，遂造就具有“世界文化性格”的心灵，发而为文，则不再是幽美温婉的箫音，而是宏大浑和的交响乐了。
中国的散文，因两位巨匠的贡献，而吹进了一股新奇的风。
徐志摩作为西化的先行者而被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因其过早谢世，当他还没有走完最富创造力的青年期，便乘风远逝，使我们来不及观赏他的全部超的才华与完整的文化心灵轨迹。倘天假以年，我们可以猜测，他或许在西化的文化道路上继续疾行，从而展示更新更异的文化奇境。亦有另一种可能，则是中国的文化母本，在他身上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在他晚年返祖归宗。这种少年叛逆，老大回归的文化倾向，在现代一些文学大师身上曾得到了反映。余光中则晚徐志摩三十余年，生于“五・四”新文化高潮之后，青少年时期是在国家动荡与忧患时期度过的。家国多难之际正是民族文化深入之时。因此，他较之烂漫而多情的徐志摩显得深沉而矜持，他不像徐志摩那样像一头贪婪的羊一样，一头撞入西方文化的芳草地，便毫无忌惮地大嚼起来。余光中则更像一头老牛，虽然大口吃着西方文化的草，却又要慢慢地沉思和反刍，并且还同时进食和消化国产的饲料。因此，他所挤出来的奶，虽然洋溢着西方的气息，亦依然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他笔下的文学意象，既有高耸的摩天大楼、飞动的车轮、梵谷的向日葵、珞矶山、莱茵河……而更多的是万里长城、杏花春雨江南、郁孤台、马嵬坡、鹧鸪、大雁、五陵少年、四川泡菜……只是，在他快速的节律、多彩的涂抹、雄奇的气势下，古旧衰萎的意象顿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古典的彩获得了现代气息。他用这种现代的笔法，表达的多是传
统文学中的离愁别绪，朋友情、家国心，对故国的乡土与文化满怀着浓郁的情怀，被人们称做“借抒小我之情而苦吟大我的文化乡愁”(张默)。他的“文化乡愁”，是中国士人传统文化人格的一种外延。金瓯残缺，海峡两岸多年睽隔，一个忧国忧民的正直忠诚的士人，不能不产生深沉的忧思，游子心中跳动的毕竟是一颗中国心。
余光中的西化，不是简单的模仿与生硬的搬造，他依仗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融会了西方文化之精华；借西方文化之新奇，激活了凝滞的民族文化。他完成了徐志摩未能完成的工作。他学贯中西，雄视中西文化，潇洒倜傥地选取西方之长，从而在文章的气势与力度上超越了前者，意味着我们的民族文学，在开放过程中走向成熟，亦意味着民族文化在与世界文化融汇过程中，有着强大的反弹力。从他身上，我们能够获得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尊。我们亦从余光中的成功中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观
● 郭国昌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沈从文，其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1)1930年8月至1932年7月在武汉、青岛等地讲授现代中国文学时期;(2)1933年8月至1936年4月主编《大公报・文艺》时期;(3)1946年10月至1948年10月主编《益世报・文学周刊》时期。在此期间，沈从文为适应教学和编辑报纸副刊的需要，撰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文字。尽管这些批评大多是印象式的，缺乏内在的系统性。但是，融注其间的
批评家的主体精神、，却使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和精神品格。
一
陆游字什么沈从文在《新废邮存底(十一)》一文中，对与“政见”“友谊”和“商业”相联系的文学批评提出了尖锐的反批评。他呼吁批评家“忘了自己是‘传道师’，明白他的责任与限度,……作读者的‘朋友’，能用一种缜密、诚实而又谦虚的态度”从事批评，把批评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沈从文在此极其强调的是批评家的态度问题。因为，态度的客观与否直接关联着批评家的主体意向能否有效实现。由于现代意义的批评在本质上是一项多向的交流和对话，是一种“批评主体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活动”(法朗士语)，因而更能深刻地体现批评家的主体精神。沈从文的批评之所以“与一般写‘批评’的批评家稍稍不同”①，就是因为他的批评渗透着强烈的主体意识。
美是沈从文的“宗教”，沈从文从事文学批评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用文字捕捉有生中的一切美”，对美加以“恰当”的解释和说明。事实上，一切“庄严”的文学批评都是批评主体对人类及其世界间接的审美把握，其中必然会程度不同地积淀着批评主体自己的审美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明确的审美意识是沈从文文学批评主体精神的表现之一。
沈从文曾一再申述:“文学艺术只有美或丑恶,……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②虽然，现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不容许人们去刻意追求美，但是，沈从文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美的探索，并且从自己
的体验出发，赋予美以全新的内质。在沈从文看来,“美”并不仅仅是指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可以激起人的愉悦之情的事物的固有属性，而是经艺术体验而达到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自由。也即在“爱”的陶冶下，培植生命中的“神”性，使生命走向无限的自由。沈从文曾把批评家刘西渭和音乐家马思聪看作是自己的小说《看虹摘星录》的最好读者，因为他们能够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活血化瘀的食物
吸取经验，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首先自身必须应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基，无本之木，必然难以繁华。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最为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只有熟悉传统，才能知道传统之不足，才能超越传统之束缚；也只有熟悉传统文化，才能展示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深情与智慧，向全人类奉献我们民族的“精神的宴飨”(泰戈尔)。
散文是作家文化性格最为清晰的翻版。徐志摩、余光中的奇丽之文，正是文化游子对家园文化的扬弃与对西方文化的热烈认同，不只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情上融汇了异国的观念与情趣。当今世界，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随着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封建专制的崩溃，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西方文化不能不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优秀、健康的文化嫁接到中国的文化母本上，必将焕发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蓬勃生机。徐志摩与余光中以自身的文学实践，向人们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世界文化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现代作家的标志。很难设想，当今的作家，关门闭户，拒绝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与吸收，而能够撷取人类文化的精华。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成为一个迂腐而自大的冬烘先生与乡秀才。自然，传统观念的惯性心理，不可能在人们心中很快改变；传统文
化的精华，亦将永远显示它的独特个性与永恒的魅力。我们提倡全面的文化交流，而不是全盘西化。我们希望撷取中国的文化遗产，融汇新机，使中国文化朝着更繁荣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上册期中试卷(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文联)
责任编辑：汉 河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