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语言的不可能性与“我思故我在”的可能性
前言：最近连续写了五篇带有学术性质的文章，与宗教、心理学和哲学有关，大概已经把很多人弄晕了，网友遥遥羊已经提出抗议了。其实，这些都是写给老师看的，任务已经完成，暂时不需要再写这类文章了。我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写点感性随笔或者生活文章了。
作为一名分析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欣提卡（Jaakko Hintikka，1929-）对维特根斯坦是相当熟悉的，这从他写过的一本小书《On Wittgenstein》就可以看出来。在我看来，欣提卡对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重新诠释，就是建立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批判的基础上。
一、欣提卡：“我思故我在”是践言性的（performative）
欣提卡在著名的论文《我思故我在：推理还是践言？》中是这样诠释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
历史上，“我思故我在”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推理，欣提卡并不否认“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推理，但仅仅作为推理是不够的。如果仅仅是一种推理，那么伽桑狄的命题“我走路故我在”也同样符合这种推理形式，但笛卡尔认为这两个命题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我走路’并不是一个不容
置疑的前提，而‘我思’则可以这么说”（Jaakko Hintikka.1962，p7），因此，应该有进一步的解释。
欣提卡认为应该从“我思故我在”的后半句“我在”着手研究。他从戴高乐的演讲得到启发。可以设想这样一句话：“戴高乐不存在。”如果这句话出自别人口中，那么我们都可以理解；若这句话是戴高乐本人所说，那么我们就无法从日常语言的角度去理解，从日常语言的角度看，戴高乐其实是犯了“存在性矛盾”（existential inconsistency）（Jaakko Hintikka.1962，p10）的错误。假想中的戴高乐的这种陈述行为或“践行”（performance）其实摧毁了“整个陈述事实的话语的‘语言游戏’”（Jaakko Hintikka.1962，p13）的一个基本假设：说话者陈述的目的在于让听众相信他的话，即当戴高乐说出“戴高乐不存在”这样的存在性矛盾语句时，听众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因此戴高乐说出这个语句时导致了“自我驳斥”（self-defeating）。相反，听众由此相信“戴高乐不存在”的反义句——“戴高乐存在”得到了“存在性的自我确证”（existentially self-verifying）（Jaakko Hintikka.1962，p15）。如果把说话者和语句中的人称：假想中的戴高乐（第三人称）换成“我”（第一人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说“我不存在”是存在性矛盾的，而“我”说“我在”则是存在性自我确证的，可以这样总结：“我对别人说‘我不
存在’，故我在”。
上面是从语言的角度论述“我在”的存在性自我确证，这种自我确证其实并不来源于自我（self），不是直观上的自明性，而是来源于生活共同体成员的普遍认同，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我们是在同样的“生活形式”下，拥有同样的言语（speech）。因此，“我”不能对别人说“我不存在”，但“我”也不需要对别人说“我在”，因为当“我”开口的时候，无论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我”的存在（Roger Mitton.1972，p407）；“我不存在”这句话与其他话的不同，就在于它比其他语句更能引起听众对说话者的存在的关注，因为在日常语言里，我们根本不会去谈论“我”的存在的问题。（这一点，斯坦福大学的罗杰·米顿在谈论这篇论文时并没有意识到。）（参见Roger Mitton.1972）
上面是在日常语言中来谈论“我在”的，通过转化（transformation），我们也可以在思想中来谈论“我在”的问题。在前面的论述中，“我”通过说出“我不存在”的言语行为而确证“我在”，这里听众的反馈成了“我”的自我确证的途径；而如果“我”没有听众，“我”面对的是“我”自己，那么“我”要确证“我在”，“我”就必须自言自语，“我”对自己说“我不存在”，这也是一种践言行为，只不过对别人说是一种公共的言语行为，自言自语则是一种私人的
言语行为，在欣提卡看来，这样一种私人的言语行为其实就是思想行为，即“我”在心（mind）中对自己说：“我不存在”，由于这种思想行为也具有践言特征，所以“我”思想“我不存在”也是存在性矛盾的，因此，“我”思想“我在”就是存在性自我确证的。总结起来，就是“我在心中对自己说‘我不存在’，故我在”，即“我思故我在”。这样，欣提卡完成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践言性诠释。
关于欣提卡的论文，详细请看我的文章：
欣提卡《我思故我在，推理还是践行？》导读（一）
欣提卡《我思故我在，推理还是践行？》导读（二）
欣提卡《我思故我在，推理还是践行？》导读（三）
欣提卡《作为既是推理又是践行的“我思故我在”》导读
二、维特根斯坦：语言是公共的，不存在私有语言
上面的论证其实隐含了一个基本的立场，按照欣提卡的原话就是：“从‘公共的’言语行为到‘
私人的’思想行为的转变并不会影响它们的逻辑的核心特征。”（Jaakko Hintikka.1962，p13）为什么这种转变不会影响它们的逻辑的核心特征呢？我们必须回到维特根斯坦对私有语言（私人语言）的驳斥，才能弄清楚。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花了很大的力气来驳斥私有语言的可能性。私有语言的外延比我们上面所讲的自言自语的外延要小一些，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私有语言指的是：“这种语言的语词指涉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的东西；指涉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觉。因此另一个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维特根斯坦.2005，p103）张庆熊将这种语言的重要标志总结为两点，“（1）表达内在的意识现象（2）不以外在的公共可观察的对象为参照系。”（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2005，p172）对于（2）我们也可以说私有语言是一种“自己制定规则，自己遵守规则”的行为。（韩震、田园.2000kongzi，p106）
维特根斯坦以“疼”一词为例展开了论证。在哲学讨论中，感觉被认为是与理性、逻各斯相距最远，最能体现主观性的一个概念，因此最适合于一种私有语言，例如“疼”，通常人们认为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否疼，有多疼，别人无从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我知道得那么确切。（参见维特根斯坦.2005，p104）维特根斯坦却问：“哪些是我的疼痛？这里什么
是同一性的标准？”（维特根斯坦.2005，p105）他认为，只要我们运用日常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觉（内在经验），那么这里的语言表达就代替了原先的表达方式（如因为“疼”而哭喊），（参见维特根斯坦.2005，p103）而语言表达的同一性标准是通行的，因此只要“我”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这种语言就不是私有语言，“别人也能够像我一样理解这种语言”。（维特根斯坦.2005，p106）
既然“疼”一词无法作为一种私有语言，那么感觉符号呢？比如以E作为某种感觉的私有符号？维特根斯坦认为也不行，因为“我”无法确定“我”这一次感到的E和下一次感到的E是否为同一个E，“我”的记忆可能是错误的，“我”可能把想象和记忆混同起来。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我”要进行这样的主观论证，那么前提就在于“我”“可以诉诸某个独立的裁定者”（维特根斯坦.2005成年人学英语，p109古诗清明），记忆一旦离开公共的参照系，那么记忆就不成其为记忆了。因此，感觉符号也无法作为一种私有语言。离开了公共的参照系，我们无法创造一种语言用来表达内在的私有经验。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私有语言其实是“私自”遵从规则的一个特例，而“‘遵从规则’是一种实践。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并不是遵从规则。”（维特根斯坦.2005，央视主持人名单p94）“遵从一条规则类
似于服从一道命令，”（维特根斯坦.2005，p95）是一种“习惯（风俗、建制”（维特根斯坦.2005，p93）。共同的生活形式下，在游戏中人们遵守同样的规则，而语言游戏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一种公共的实践，因此需要外在的参照系，否则，“我”“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就同遵从规则成为一回事。”（维特根斯坦.2005，p94）
维特根斯坦驳斥私有语言，并非否定内在意识，只是把这种对私有的内在意识的描述（维特根斯坦说：“‘疼’的语言表达代替了哭喊而不是描述哭喊”。维特根斯坦.2005，p103）排斥在语言之外，因为这种描述不具有否定性的特征（参见徐为民.2002），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想象不出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维特根斯坦.2005，p105）这种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没有确实性的命题，当然需要排斥。通过驳斥私有语言，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是一种生活实践，具有公共性；也批判了传统哲学对内在意识和外在行为（外显行为）的区分以及带来的种种问题，强调人内在的意识生活与外在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连，而不是倒向内省方法或者行为主义。这种批判的矛头最终直指笛卡尔，即“在内知觉中寻求自明性，并以自知觉的自明性为哲学建构的‘阿基米德点’的思潮（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谓这一思潮的集大成）。如果私有语言确实是不可能的，那么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开端的现象学的还原及其整个的哲学路线就陷入困境”（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2005，p178），如果
私有语言真的不可能，那么“在内在意识中建立确定性（确实性）的道路” 思念故乡的诗句（张庆熊、周林东、徐英瑾.2005，p178）就走不通了。
对于笛卡尔来说，“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推理，并且它的确定性依赖于直观上的自明性。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直观把握的（即使是理智直观）是私人的内在意识，它不具有公共的参照系，无法证实和证伪，这完全符合维特根斯坦对私有语言的界定，因此，如果维特根斯坦是对的话，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面临灭顶之灾。
三、欣提卡：站在维特根斯坦的立场上挽救笛卡尔的名言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欣提卡重新诠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意图了。由于维特根斯坦对私有语言的驳斥造成的影响过大，对“我思故我在”的确定性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欣提卡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在新的语境下挽救笛卡尔的名言，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诠释“我思故我在”。
欣提卡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践言性解释，正是这种深思熟虑的结果。既然私有语言不可能（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里，语言不仅包括言语行为，也包括思想行为，比如回忆、想冬季饮食养生
象、理解等，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维特根斯坦.2005，p125），作为私有语言的“我思”也就不可能，这种“私人”的思想行为就与公共的言语行为具有同质性，它们具有相同的逻辑特征。因此，如果在日常语言中，“我”说出“我不存在”，这个语句反而确证了“我在”，这遵守了公共语言的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思想“我不存在”，这个语句必然也会确证“我在”，这就是“我思故我在”。由于前者必然是正确的，因此，后者也必然是正确的，即“我思故我在”必然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Hintikka, J. (1962). "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1(1): 3-32.
Mitton, R. (1972). "Professor Hintikka on Descartes' "Cogito"." Mind 81(323): 407-408.
徐为民 (2002). "维特根斯坦论语言的否定性原则——兼论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 自然辩证法通讯 24(137): 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