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家训文化的繁荣加以评价
唐代家训资料卷帙浩繁，蕴涵的思想十分丰富。在初盛唐众多的家训资料中，士大夫家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初盛唐士大夫家训通过规范儒学基本理念、构建社会道德以及对为官以德的要求来传播和普及儒学，为儒学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士大夫家训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在文体上，专著式家训著作和家训诗歌开始出 现；在内容上，注重后天学习、养成一定的文学修养的要求增多；文人的生长环境和家学传承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学识修 养及今后的学术兴趣。
唐代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资料之一，不仅反映了唐代早期教育的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特点，而且对分析和探 索唐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双子女性格初盛唐家训的主要内容
唐代家训资料卷帙浩繁，蕴涵的思想十分丰富。如日常的洒扫庭院、应对进退、待人接物、爱亲敬长、尊师重道、衣冠服 饰、言行步履、读书作文、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人生的各个领域几乎无不涉及。在初盛唐众多的家训资料中，士大夫家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初盛唐时期士大夫家训的主体依然是训诫子孙的家训作品，如萧瑀《临终遗子书》、姚崇《遗令诫子孙文》、颜真卿《与绪 汝书》、杜甫的《又示宗武》、《元日示宗武》、《宗武生日》等。
制度
其主要内容有：其一，重视修身养德，这是对传统家训以德 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继承。在初盛唐时期，对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视依然是士大夫家训关注的重点，但是在“齐家、治国、平天 下”这一总的旨归下修身的具体目的各异，或者担忧子孙品行不良导致家族衰败，或者重在显亲扬名等等。 隋代房彦谦“遗子以清白”的家训思想是士大夫阶层在道德信念上的坚守。房彦谦之子房玄龄深受其父影响，也非常重视借 鉴前人家训。据《新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载，房玄龄治家颇有法度，常恐子弟骄侈，不事诗书，于是搜集古今家训，书 为屏风，让他们各取一具，作为座右铭，以勉励进取。同时，也身体力行为后代树立榜样。太宗东讨高丽，玄龄犯颜力谏。《旧 唐书》载其对诸子曰：“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辜负圣君，则死有余责。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1]言传身教，以自身行动为后代树立起对道德信念的坚 的《遗训》是临终之际将子孙托付于其弟时的嘱托。李对子孙要求极为严厉，尤其注重子孙品行的培养。“我 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
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 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世家大族因子弟的骄奢淫逸而致家族败落，有的因子弟轻狂犯法而 遭九族覆灭。因此，用儒学经义训诲子孙后代，使之仁义忠孝、循规蹈矩、积极上进，方能最终维持世族的社会地位。李 眼目睹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等建立的功业被不肖子孙败坏，因此增添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防止子孙品行不端的方式是严加管教，必要时可采取棒杀的极端措施，从而防止其败家，以免家道中落、遭后人耻笑。
  《戒子拾遗》是唐代专著式家训的又一典型代表。此书共四卷，作者李恕。李恕，生平事迹不详，《戒子通录》卷三说他曾 为“唐中宗时县令。”两唐书记载同名同姓的李恕有五人，而本书作者当为唐初李知本之子。
据《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李家 是赵州元氏人，几代同居，家法极严，是享誉乡里的义门，甚至连盗贼都“过闾不入”。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李恕无疑受 到了良好的家教熏陶，并深知教育子女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先前的家训著作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崔氏女仪》戒不及男，《颜氏家训》训遗于女。”于是他“著《戒子拾遗》十八篇，兼教男女，令
新妇子孙，人写一通，用为鉴戒。”《戒子通录》卷 三收其佚文十八则，从中可以管窥李恕训子思想之大概。《戒子通录》所收佚文，对男子的修身要求主要体现在侧重读书仕进以 及为官之道上，反映出初盛唐时期社会对男性角的普遍期待。而高度重视自我道德的修养则一以贯之，如要求子孙勤读书，博 学而有德：“洎乎弱冠，博综古今，仁孝忠贞，温恭谦顺。器惟瑚琏，材堪廊庙”，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官而有德：“居九 品之中，处百僚之下，清勤自勖，平真无亏，事长官，以忠诚，接僚友，以谦敬。”以清廉勤俭、忠敬谦逊为原则进行自我修 养，正身以范物，修己而安人。对女子的要求没有超出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范畴：“妇人之德，贵在贞静，内外之言，不出闺阃， 郑卫之音，尤非所习，游娱之乐，无以宽怀。”以贞静、贤惠、端庄作为女子修德的主要内容。
其二，勉励读书治学，这是初盛唐时期选材任能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社会对于人才的标准在家训中的折射。据宋大川统 计分析的结果，唐代以经义为内容的个体家庭教育大都是在盛唐之前，以文章诗赋为教学内容的基本上是在天宝以后，而经史文 辞皆有的则分布于盛唐和中唐。说明个体家庭教育的内容在唐朝前后期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则是在盛唐和中唐时期完 成的。这与唐代科举考试内容由唐初偏重经义向盛唐以后偏重诗赋及玄宗朝以后进士科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形成巧妙的吻合。受 个体家庭教育者参加科举考沈汝源
花木兰怎么玩连招试的结果证明，进士及第者多于明经及第者，且明经及第者多分布于初唐、盛唐，进士则偏重于中、 晚唐。这样的特点在家训材料中也基本得到了反映。
在家训中论述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是初盛唐时期社会对人才标准日益趋高在家训中的反映，从而也使得家庭教化与社会需要 紧密结合起来。
李恕在《戒子拾遗》中严格要求子孙后代勤勉读书，提出了相当具体的要求。“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 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志学之年，足堪宾贡，平翼二子，即是其人。夫何异哉，积勤所致 耳。”就学的年龄安排、学习内容的变换乃至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都有所涉及，并勉励子孙只要勤奋读书，就一定 有所作为。难能可贵的是，与后代狭隘地将博取功名作为读书的唯一方向和最终目标的观点相比，李恕更倡导一种持续不断、贯穿终身的学习：“擢第之后，勿弃光阴，三四年间屏绝人事，讲论经籍，爰迄史传，并当谙忆悉令上口。洎乎弱冠，博综古今， 仁孝忠贞，温恭谦顺，器惟瑚琏，材堪廊庙。”即使已经高中皇榜、名扬天下，仍然不能浪费时间。“闲学以润身，必资宏 益”，要下更大的功夫来钻研经论典籍，以成就学识的渊博和品德的高尚。他认为世人都知道去挑选和购买骏马轻肥，却不愿意买书，此为“见
丝瓜尖近识小”，颇不足取，并以《淮南子》的“家有三史无痴子”来勉励子孙传承家风。“如或出身之后，怠而自 逸，被服绮罗，弄姿顾影，朝游酒肆，暮宿倡楼，虽则生之不如遄死，若犬耳，奚足惜哉。”博取了功名和官位却不知读书的 人，在李恕看来是没有生存价值的，还不如死了的好。可见他把读书治学看得比功名利禄更重要，是为人之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恕第一次把妇女教育提高到了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强调女子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女子“若 不微涉青编，颇窥缃素，粗识古今之成败，测览古女之得失，不学墙面，宁止于男，通之妇人，亦无嫌也。”如果不读书学习， 女子就不辨是非、不知得失。
从优良的家学传统与兴趣爱好的角度鼓励其子饱读诗书，以绍家学，则杜甫的家训诗歌系列是最典型的代表。杜甫有五首示 诲二子的诗：《宗武生日》、《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长子宗文，“失学从 儿懒”（《屏迹三首》其三）、“失学从愚子”（《不离西阁二》其一），杜甫并不强求他为学上进；次子宗武天资聪颖，是其 诗歌的主要训示对象。 训子读书的小诗既涉及到家学传统，又对儿子的成才充满期盼。诗歌于情与景交汇相融之间引发诗人对儿子的感情与希望， 回环往复，理之长更见情之深。 其三，传授为官之道，在家训中阐述为官道德原则、传授仕宦哲
学，曲折地反映了唐代官场的复杂现实。这尤以苏瓌及其 《中枢龟镜》为代表。 《中枢龟镜》谈到对待人才、选拔人才的问题，指出“人不可尽贤尽愚，汝惟器之”。举荐一官一职一将一帅，都应该用那 些有才干、有品德的人。量才使用是十分关键的用人之道。作为宰相，在升黜官吏上有相当的权力，出于私心则任人唯亲，出以 公心则任人唯贤。这历来是中国政界的大难题。苏瓌要求儿子做到任人唯贤，也要辨别贤愚；以国家为重，公事公办，这实在是 难能可贵。宰相位高人尊，能为众多官吏作出表率，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的和谐。《中枢龟镜》谈到要处理好同僚关系，“同列之 间，随器以应之，则彼自容矣。”在同僚之间，随各人的才华资质、性格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和他们相处，就比较容易造成和睦融洽的人际氛围。但不是与所有的人都一团和气，融洽中应有自己的行为原则：“容则自峻其道以示之，无令庸者其来浼我也。贤者亲而狎之，无过狎而失敬，则事无不举矣。”也要显示出自己峻洁的道德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