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中国传统领导思想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是君主专制下的极权政治、等级制度、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领导思想注重以伦理道德关系为核心的“内圣外王”之道，以森严的等级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注重领导权术的研究，提倡“民为邦本”，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缺乏对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的研究。传统领导思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伦理性、人治性、封闭性和保守性等特点。纵览中国古代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的有关领导的思想，具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择其精华简要介绍如下。
一、提倡以民为本
儒家强调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施行仁政，才能维持长期的统治和社会的。民众是统治的基础，“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就是这种思想的比较形象的表达，君主与民众之间是舟与水的关系，君主一旦失去民众的支持，迟早将失去统治地位。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
如何看待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是领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提倡重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宋代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其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西汉初期思想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闻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倾听民声，顺乎民意，满足民愿。再者，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就要开房地产网络营销
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
既然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那么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应该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民
苹果如何刷机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有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民富，才能君富。《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民富，才能国安。《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张：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重视民众、关心民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统治者要施利于民，因为“民之为道者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其次要兴利民之举。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再次，要有富民之策。统治者不仅要有富
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关心痛痒，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等。
2．教民
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即“富之”、“教之”。民富，不一定国安，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久远，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化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规范。
二、重视领导权术
萌发的意思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领导权术的研究为核心和重点,重视对领导权谋的探讨和运用，即重视“治术”、“权谋”，缺乏对领导制度和本质的思考。
（一）儒法相济，德刑相辅
乡恋歌曲德治与法制、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略。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仁政、王道。这种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服人，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第一，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治理国家，不大重视法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把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即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身上。第二，主张礼治，用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主要方法是礼仪教化、等级名分、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第三，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主张爱民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第四，提倡伦理至上，以德治国。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把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根本，把修养教化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与儒家相反，法家主张法制、霸道。其核心是依靠严刑峻法来达到国家大治。其主要观点和特点是：第一，重视法制。认为人性本恶，“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
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治理好国家。第二，提倡重法严刑。韩非子强调必须用暴力进行威慑，“崤其法而严其刑”、“法莫如重，使民畏之”。最后达到“以刑止刑”，天下大治。第三，重视法制队伍建设。“吏不良，有法而莫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和法家虽然在治国主张上根本对立，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一般都把两者作为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德刑相辅，根据统治的实际需要，交替使用，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
电热水器（二）注重谋划
决策是一项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活动。领导者的一个决定，小则关系组织的兴衰，大则关系国家的安危。司马迁说：“安危在出令”；张居正、唐甄指出，高层领导者的“一举一措乃天下向背所系”。因此，在决策谋划的过程中，强调注重以下方面：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必须预先进行周密的谋划。《孙子兵法》中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中庸》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九唐书》中也指出：“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第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全
面深入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掌握基本的信息，是谋划的前提。《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领导者要重视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注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利用。第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导者知识、经验、智慧有限，只有兼听广纳，博采众议，集思广益，才能防止决策失误。汉代桓宽说：“谋及下者无失策”。清代思想家唐甄说：“以众人之明为一明，以众人之聪为一聪”。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多谋基础上，领导者还要有主见，善于决断。正如辛弃疾所说的“谋贵众，断贵独”。并且要不失时机，当机立断。古人认为，适时决策，事半功倍；举措失时，事倍功半。《国语》中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列子》中也说：“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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