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忧乐逻辑
□付开镜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语，对儒家修齐治平价值观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是，《岳阳楼记》只是就忧乐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了简洁的论述，却没有具体讨论与之相关的五个问题，即为何忧，为何乐；谁当忧，谁当乐；忧什么，乐什么；当先忧，当先乐；谁会忧，谁会乐。事实上，范仲淹虽然只是论述了儒家士人忧乐观的先后关系，却直击了社会面临的重大弊端，以点带面，从而突出了其思想的高大性。唯其如此，才使得儒家的忧乐观有了界碑式的发展。不过，从能够深刻理解范仲淹忧乐观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须全面洞察《岳阳楼记》如上所述的五个问题：
马蹄菜一、为何忧，为何乐？
这是忧乐的原因问题，也是忧乐的根源问题。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针对忧乐，没有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因为行文需要，范仲淹省略了对“为什么”的回答。因为在他看来，先忧后乐是士人的担当，没有必要进行解释和说明。
对国家前途的忧与乐，自周公开始探索，到孔子与孟子时，就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认为四民社会中，作为领导和管理社会的士人阶层，理当承担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重任。这就是作为士人，要为天下人负责，要成为天下共患难的拯救者，谋幸福的带路人，让天下人得到幸福与快乐。士人有义务让天下人先乐，在天下人都有乐之后，他方才有乐。否则，他的乐就不属于大乐，而只能属于个人的小乐。范仲淹并没有否定人生之乐的重要性。即便后天下之乐，也要有乐。这才是人生的真谛。不要以为儒家士人无乐，而是乐在他人之后。儒家的终极目标，也在于乐，即忧的终极在于乐。如果没有乐的终极目标，儒家就失去了社会回应的价值。
因此，面对大好河山，面对滕子京良吏式的治理，范仲淹睹物思情，联想起自己的理想抱负，才重申了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儒家忧乐观。也就是说，先忧后乐，是本分，不言自明。
二、谁当忧，谁当乐？
这是忧乐的主体问题，也提出了社会的担当问题。
显然，在范仲淹眼中，忧乐的主体是士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士人的担当，是士人的义务，是士人的职责。问题由此而生：天下这么多人，为何只有士人才是忧的主体？
首先要问：皇帝干什么去了？皇帝不是更应该忧在人先、乐在人后吗？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
只是提出了士人的担当，认为士人应该如何如何，却闭口不言皇帝应该如何如何。好像天下是士人的天下，而非皇帝的天下。
事实上，范仲淹对皇帝的看法保有儒家固有的传统。这就是说，皇帝只是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却不是社会公理———道的主宰人。道主宰在谁的手中？当然主宰于士人的手中和心中。从汉朝开始，道便真正为士人所主宰。“秦为无道”，成为汉朝士人的强有力的武器，从而通过对秦无道的批判，汉朝的士人开始掌握了道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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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故事权。当然，皇帝如果有忧患意识，他就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如果皇帝不具备忧患意识，士人有职责对其进行教育，即劝谏，让他具备忧患意识。也就是说，士人有义务有权利批评皇帝的缺点和错误。
不过，从历史上看，皇帝能够具有忧患意识者不多，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可怕，因为还有士人，士人足可能通过从政和劝谏，阻止或减少皇帝的恶行。事实上，范仲淹在此文中对皇帝还是存在严厉的批评的。只是他不愿意点破。
其次，千千万万的百姓做什么呢？
对于百姓，范仲淹也没有后代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他没有提出老百姓应该干什么，应该以何为先，以何为后。其实，范仲淹在此文中也是遵守了儒家对普通民众的观念。按照儒家的观点，天下之人分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四个阶层的分工，是职业的分工，而非社会地位的卑贱与高贵的分工。士在四民中，属于社会管理者；其他三个阶层，属于物质财富创造者。因此，士理当考虑国家长远发展的问题，即要具有忧患意识。而其他三民，只负责社会财富的创造。百姓只要能够享受到来自于政府好政策带来的丰衣足食，就可以了，就可以快快乐乐了。
显然，范仲淹并未给予君主主动忧的责任，也未给予普通民众任何的忧患义务，只给予他们以享乐的权利。这说明范仲淹依然停留在儒家精英治国的思想中。
三、忧什么，乐什么？
这是忧乐的客体问题，也是忧乐的属性问题。
忧患意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忧患意识，本质上是对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对未来进行预测，其本质是对长远利益和发展趋势的考虑和警戒。
当然忧与乐的内容，范仲淹也未论之。事实上，这也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儒家所忧，是国家之忧，是民族之忧。忧国家什么？忧民族什么？按照地理区域划分，有内外之分，即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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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即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众，具体一点，内部在于天下治理状况，包括官员选拔、人民负担等。儒家重视物质生产，认为普通民众衣食足而知礼节。在外，即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具体一点，外部在于敌国对于北宋政权虎视眈眈，而北宋的君臣，却未予重视，北方和西北，均为外敌占据，国家领土尚未得到完全的统一。如何不忧？
忧国家忧人民，忧自己否？也有个人之忧。但个人之忧在国家面前能算得了什么？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才是大忧大乐。范仲淹在此充分展现了儒家思想所具备的忧乐属性。
四、当先忧，当先乐？
这是忧乐的时间顺序问题，也是历史盛衰的逻辑顺序问题。
这在《岳阳楼记》中有简约的论述。事实上，忧与乐也有先后之分。
其一是先忧与后忧。国家大忧而非个人小忧，便不排除个人之忧。处江湖之远存在个人之忧，但是个人之忧相对于国家和民族之忧，微不足道。汉唐盛世是榜样。
其二是先乐与后乐。作为士人，如果广大民众无乐，自己却有乐，这非真正之乐。或者说只算是自己的小乐。只有普天之下人民和乐，自己再乐，方是真正之乐。尽管有先乐和后乐的区别，但终极目标，都要有乐。这也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显然，没有乐，人生何来终极的意义呢？由此可见，范氏尽
管忧在人先，乐在人后，但是，还盘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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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然认为人生的幸福，还是要有乐的存在。
其三是先忧后乐。乐当建立在先忧之上。如果无忧，乐只是及时的享乐，不可持久，只会乐极生悲。
先后是时间上的逻辑关系，也是历史变化的逻辑关系。忧乐是矛盾的统一体。无忧，不可能出现乐。即使出现乐，也不可持久。无乐，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先忧方可去忧，先乐必生后忧，乐必须建立在忧的基础之上。天下的乐没有自生的，没有忧之乐不可能持久。对于统治者而言，只顾自己的小乐，可能铸成大错。孟子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民众的乐，才是士人的乐。因此，需要把乐建立在两大根基之上：一是建立在为国家和人民之忧上，二是建立在国家和人民之乐上。
五、谁会忧，谁会乐？泰国湾
这是全社会士人对忧乐的价值选择问题，也是范仲淹呼吁的社会问题。但是，明不明白忧乐的关系和本质问题是一回事，而能否身体力行则是另一回事。
范仲淹的忧乐观，成为儒家爱国观念发展的界碑。范仲淹有其个人的忧患，但是他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首要地位。在他看来，国家的忧患最为重要。对于个人而言，忧乐是人生的需要，是成为一个君子的必备条件。对于民族而言，忧乐是民族精神建设的需要。对于国家而言，忧乐是国家政治、实力强大的需要。范仲淹清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代的士人们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是，明白其中的道理，不等于身体力行。宋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士人前途一片光明，读书风气浓厚。当时，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之说。有人热爱读书，积极追求出仕，为朝廷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有几人能真正关心国家、关心民族？
在范仲淹所处时代，北宋的内忧外患，已相当严重。就内来说，冗官、冗兵、冗费即“三冗”问题，已成为国家政治的大患，造成了国家的积贫积弱。而来自北方和西北的异族政权，还不断对北宋进行政治和军事挑衅。北宋本来对中国是有限的统一，北方和西北大片原属于汉代以来中原皇朝的领土，现在成了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家园。为了缓和关系，北宋通过送岁币的方式，来请求这两个国家停止对北宋的侵略。政治形势如此，而北宋的统治者，上自皇帝，下到政府要员，却依然花天酒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范仲淹就是面临着这种政治环境。因此，在《岳阳楼记》的最后，他不禁长叹：“微斯人，吾谁与归？”前程漫漫，世路遥遥，知音何在，同道几人？
《岳阳楼记》的忧乐五问，实为解读《岳阳楼记》的五个要点：为何忧，为何乐，是忧乐的源头；谁当忧，谁当乐，是忧乐的人物主体；忧什么，乐什么，是忧乐的内容客体；当先忧，当先乐，是忧乐
的时间顺序；谁会忧，谁会乐，是忧乐的价值选择。这五个要点构成了范仲淹忧乐观的逻辑顺序。尽管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忧先乐后的时间顺序问题，没有论述其他四个问题，但是，凡具有儒家家国情结者，都会明白范氏忧乐观所体现的全面内涵。这是今天我们理解范仲淹《岳阳楼记》简约文意应当注意的问题。
（作者：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邮编4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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