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笔记
读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在探求其心智的源头和演变，观山河所以存，观生民所以养。无数的生命走过他们自己的轨迹，汇成文化的大海。这每一条的轨迹都与我的生命有关。个体生命会消融，而他的影响已留在周围人的生命里，记载在史书里，熔铸在历史遗迹里，遗落在他曾如此热情地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上。这种影响在无限广阔的时空里传播、增长广大，在冥冥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仁人志士的产生，往往是受了前人的影响。翻开一本发黄的史书，不觉入胜，我祖先之中，竟有如此伟大之人格生活于此土地之上，从而立志奋发，会聚英，内成就一代豪杰，外开历史之新篇章。对真理的追寻通过历史薪火相传。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也常来自于对其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失去了历史的坐标系，发展就失去的方向。
读《史记》的前四篇本纪，荡气回肠，浩然大公，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统领六十四卦，而有一种立于源头俯瞰变化的超越感。这四篇本纪描述了一个恢宏的上古世界，充溢着人文精神，纯朴的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勉开创了后代历史的基业。德行是这里最高的标准，对崇高精神境界的仰望，对至善的探讨追寻，为民族的付出，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先民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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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吗？尤其是近代以来，遗古派的思潮开始出现，但这并不妨碍这四篇本纪对先民精神面貌的展现。且不论《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已多被考古发掘及文献考据证实，
对于其中无法证实的一部份，《史记》的文字即使不准确也可由之作模糊的推断。我们不妨引入“文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的看法。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人文精神的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尧舜也许是假，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却是真，是无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因此尧舜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与此相关的众多仁人志士的终生付出及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是无法被考古发现所消解的。因此尧舜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我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个每个文明传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许多现象只有从这一民族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自家人说自家话才最亲切有味，若讲外乡话则显别扭。如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了解的就是儒家的史学传统并佛教和道教对看历史的维度。
更进一步，任何对历史的判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如现在我们的立场就常是科学的立场，但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会不断变化，也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至少不能以之取代人文之纬度。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总合，楼于烈先生将其分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四个侧面。文化基于一特定的人的生命体验，即非为所有人所体验到，亦非一种永不更改的体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印度教徒，他们对
历史的看法都带有自己文化的特点。如果承认个体生命体验的平等性，也应承认文化的平等性。
承认此平等性之后，才能展开文明的对话。对话本身没有固定的答案，是一种现象，一种生命体验，双方在对话中互相学习，完善着自己。这种对话是可能的，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某种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自身都在不断调整、进步。从历史上看，这种对话恰恰是进步的源动力。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
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
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
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
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明白的近义词
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补充：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
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
三黄鸡汤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
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
英雄相。就连当时的，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
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
青春泪流满面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
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
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
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
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
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在《萧相国世家》《淮
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
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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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
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
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
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合同延期补充协议《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
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