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10期总第318期
黑龙江高教研究
Heilongjiang Researches on Higher Education
No.10,2020Serial No.318
收稿日期:2020-07-15
作者简介:宁本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邱燕楠,华东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教育政
策、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高考制度改革如何破解“公平与效率”困局?
宁本涛,邱燕楠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摘要:新高考制度的变革过程既高度凝聚了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又时刻牵动着中国每一个家庭的真实“心声”。从教育制度改革的初衷来看,“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难题,始终是新高考改革致力于破解的根本困局。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体”所依存的具体语境也十分复杂。因此,文章不仅需要回溯到高考制度改革的脉络中,深入省思其在改革策略、改革方式及改革内容等方面的以“公平与效率”为核心的具体探索过程,还需要聚焦新高考制度的未来发展走向,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视域下,对新高考改革所面临的变革困局进行一定的反思;最后将致力于从多维制度变迁的视角、从教育价值理性的立场、从人才分流和分类高考的愿景、从教育路径革新的目标以及从培育“整全人才”的战略等出发,合力寻求新高考制度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困局的
“破解之道”。关键词:新高考制度;公平与效率;变革困局;破解之道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0)10-0001-05
新高考制度变革之“先声”
,源自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
特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1]
2017年10月19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进一步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
[2]
。2018年3月16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提出在新高考改革背景
下,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3]
。从目
前三批试点改革的情况来看,新高考改革在保证与实现我国
教育机会、教育资源、教育评价及教育过程等的公平性与有效性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经验,并逐步平稳、有序地向全国各省市铺展开来。
尽管新高考改革的具体探索过程,始终坚持以解决教育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的权衡难题为核心进行不断的尝试与反思,但从实际的改革成效来看,几乎任何一次高考改革都
无法做到
“零弊端”[4]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变革过程,这也意味着高考改革“一直在路上”[5]
人们对于当下及未来的教育需求依然多样且复杂。因此,本文将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教育价值视域,通过对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所面临的实践困境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聚焦新高考制度改革的未来发展走向,并围绕实现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与有效
性这一根本教育目的,从多个角度合力寻求新高考改革中的
“公平与效率”困局的
“破解之道”。一、回顾新高考制度的改革脉络:新高考改革的
过程省思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高考制度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新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创立于1952年,为国家迅速恢复经济的建设目标和人才的公平选拔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到1970年左右统一的高考
形式已逐渐淡出“教育视野”;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决定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并规定了
新的高校招生政策,实行自愿报名、统一文化考试和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
[6]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从试点改革到全面改革高考制度的要求
[7]
通过这三次重大的高
考制度改革,从改革策略、改革方式以及改革内容等三个方
面,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对当前新高考制度变革的过程进行
多维度的理解和核心价值观的省思。
1.从改革策略来看,新高考改革体现出在制度变革层面的延续性或继承性特征
1977年我国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尤其是它的文化考试
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论是在全国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的宏观政策层面,还是各大省份在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等高考政策具体实施层面,都在进行一定形式的“制度微调”,但调整的“步调”一直秉承谨慎的原则,质言之,它们都始终遵循着我国基础教育的进展情况和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同时,这种制度变革的特征也与教育事业的复杂性、动态性、丰富性以及全面性密切相关。
2.从改革方式来看,新高考改革从“以点带面”的渐进性试点改革正逐步过渡到全面改革的阶段,从而形成了有差异、不间断的“协调”变革过程
贼喊捉贼
高考制度在中国教育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角[8],因此,高考制度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必然会引起中国成千上万家庭的“牵肠挂肚”。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实施意见》,采用先在上海、浙江两地进行试点改革的模式,并在吸取两地高考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启动其他省市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同样,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到《实施意见》出台的期间,我国高考制度也一直处于渐进改革的状态中,从“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到“大学生就业市场化”,从全国统一命题到分省命题,再重回统一命题[9],从开展高校的自主招生工作转变成在部分高校实施“强基计划”等组织形式变革,这些改革的步伐和措施实际上都在为我国全面开展新高考改革做了“点点滴滴”和“实实在在”的铺垫。因此,新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始终坚持着符合中国社会需求的改革理念和具有中国教育特的改革道路,即不仅关注到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以及区域公平等问题,还注重了人才选拔质量和综合考评成效的相关性和时代性,力求在实践反思中达到更理想的改革成效,这种改革方式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在教育改革与发展道路中始终追求并力保教育的公平性与有效性的核心价值观。
3.从改革内容来看,新高考改革更加坚持“公平与效率”这一核心目标
我国高考制度所经历的三次重大改革,都坚持以追求教育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为核心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的重要目的具有统一性,都与教育的本质密切相关。无论是哪一次高考制度改革,都涉及如何解决学生升学压力负担过重、如何缩小教育区域差距、如何引导中国社会阶层的
合理流动、如何规范和保障高考招生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合理性以及如何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来充分实现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价值等问题。第二,改革的指导思想深刻践行了中国特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即通过每一次的教育制度变革,逐渐做到从教育根基上维护和保障中国特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又力图通过科学高效的高考选拔模式培育出能有力推动中国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接班人。第三,改革的基本原则不变。以《实施意见》中提出的四大基本原则为例,新高考制度改革提出要“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力完善规则,确保公平公正”“体现科学高效,提高选拔水平”以及“加强统筹谋划,积极稳妥推进”[10],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也深刻地体现出新高考制度变革既注重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也坚持人才选拔的高效性,还回归到教育发展的育人本质和社会教育事业的公平公正。
二、聚焦新高考制度的发展走向:新高考改革的变革困局
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我们对新高考改革其变革困局的反思,必须关注到一组基本的概念,即新高考改革成效的“作用”与“副作用”①。这既是教育研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是教育发展过程中“科学性”与“哲学性”相伴相生、“公平性”与“有效性”相互统一的重要体现。
1.新高考选科模式带来了“喜忧参半”的“副作用”现象
高考科目的搭配组合,不仅要求考生明确自身的能力特长,还关系到其大学选择范围和专业发展方向。
这对于“涉世未深”的高中生来说,是一个艰难又焦虑的抉择。同时,由于学生对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和相对迷茫,这种自主选择科目的权利还有可能被学校或家长直接限制或间接转移,导致其权利再度“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这种科目选择灵活性所带来的“副作用”———学生的个性培养和自主能力受到无形束缚,甚至导致新高考选科模式改革政策的“变质变味”。此外,新高考选科模式也促使高中学校“走班制”的出现,即所有学生均通过“走班教学”修读三门选考科目。对于师资力量比较完善的学校而言,“走班制”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有助于改善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过程;对于师资力量、基础设施、教学资金等相对薄弱和欠缺的学校而言,尤其以农村学校为代表,“走班制”的教学发展趋势将对它们提出更严峻的“考验”,甚至加剧或延续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人才培养过程不公正的社会问题。肚皮痛
2.实行等级赋分制带来了“公平与否”的“副作用”难题
与原始分计分方法相比,“等级赋分制”更注重考生的具体排名,力图避免由于学科及试题难度不同而带来的分数分布不均衡和分数结果计算不合理等问题,以保证高考分数结果的公平和高校选拔人才的效率,然而,“副作用”难题也随之而来。在“等级赋分制”的衡量标准下,倘若两位学生不同科目的成绩都是满分,那么这两个相同的满分是否就等同于其学习能力完全相同呢?究其根本,“等级赋分制”依然坚守着考评学生能力时的简单量化思维,唯一的变化是从评分数到评名次。也许“等级赋分制”的改革初心是鼓励学生培养和发展学科特长,但是同时又带来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制度“漏洞”,即很容易导
致学生出现“田忌赛马”的不良竞争心态,也可能导致高考竞争模式的恶性循环和部分科目遭遇“冷落”的新现象。
2新高考制度改革如何破解“公平与效率”困局?
3.取消高校自主招生带来了“招考分离”的“副作用”困扰
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源于2003年教育部颁布出台的《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11]。它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招考分离”的科学选拔模式,并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我国多元人才评价育人体系。2020年,教育部宣布原有高校自主招生方式不再使用,继而推出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的“强基计划”。暂且不论“强基计划”能否取代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单从《实施意见》所提出的到2020年“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12]来看,“强基计划”并不能完全满足“分类”“综合”“多元”等基本要求。因此,从这一招考模式变化中需要深思的是,“强基计划”相较于“自主招生政策”,它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创新了什么,保证了什么,甚至损失或破坏了什么。依托于“招考分离”的宗旨来考量新高考改革所带来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只有进一步解决改革参与主体的自主权问题,即不仅要合理保障各大高校在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中的自主招生权,还要高度重视“才情不同”的学生发挥自身能力优势的自主选择权,才能真正实现招考分离、强基固本。
4.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带来了“创新评价”的“副作用”争议
在过去高考选拔“掐尖”思维的影响下,无论是政府、社会的人才需求定位及用人选拔机制,还是大中小学的人才培养考核模式,都无一例外地将目光锁定在“四类人才”的评价标准上,即天才、鬼才、偏才和怪才。无论是哪一类的人才选拔评价,都把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其本身的公平性与科学性就备受质疑。为改变“唯分数”的教育评价局限,新高考改革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选拔的重要参考,融合“五育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注重评价学生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及社会实践等多领域的能力水平,这一创新评价理念、标准和模式的转变,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教育生态。湖南师范大学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杨志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综合素质评价中最关键的不是求总分,而是形成一个可评价各种人才类型的门槛,即德智体美劳如何实现可操作化,如何多元解读并应用到基础教育中去,这才是问题的要害[13]。除了落实到部分高校的“强基计划”具体招生方案中,综合素质评价该如何成为我国高校招生的主体评价机制和普遍选拔模式?综合素质评价的入围材料、参与主体及监督权责该如何界定?教育评价所带来的这些困扰会成为新高考改革打破“公平与效率”困局的关键所在。教育评价的改革方案、实施效果、应用能力如果未能达成社会共识,那么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初衷就始终停留在政策文本层面,而无法践行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共创新高考制度的未来路径:新高考改革的“破解之道”
1.从多维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构思彼此玉成的解决之道
过年要回家作为中国教育体系“重中之重”的高考制度,其改革过程既受制于“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也得益于彼此利益理性计算[14]中的相互牵制。因此,它既要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制度机制,以减少在实现预期目标过程中的不确定性[15];也渴望存在一种能够“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灵活法则,以避免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进而导致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16]。新高考制度作为我国人才培养机制中的核心内容,既需要扎根于我国复杂的社会情境中,来理解和分析影响“公平与效率”这一难题的根本因素,也需要基于教育自身普遍的“特殊性”来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革新,如何来理解教育普遍的“特殊性”呢?在复杂科学视角看来,教育事业作为一种“有生命的系统”,“似乎总是自下而上地、从大量极其简单的系统中突现出来,而不是工程师自上而下设计的那种机器”[17]。杨小微教授也提出,教育活动如果依靠精心设计而创造出来,反而会失去其育人过程的真正“活力”,所以我们也需等待它自身的“涌现”[18]。因而它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向充满不确定性和实现恰当磨合的过程。其制度发展变迁的过程,不能仅依赖于改革者高瞻远瞩的宏观设计,实际上这种设计在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时,也容易遭遇“破产”危机;而更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并坚定不移地解决新高考改革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惑、矛盾甚至冲突。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并非阻碍其改革进程的真正障碍,反而是充满想象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某种存在。“不确定性”本身并不能任由其发展,改革的过程需要致力于解决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难题。因此,如何与制度变革中的“不确定性”共同前行,是新高考改革激发制度活力和保障选拔质量的重要前提。
2.从教育价值理性的立场出发,引导综合评价的教育趋势
新高考改革若想革去阻碍自身发展的致命性缺陷,必须从根部将高考模式的固有弊端“连根拔起”,建立能够引领创新型社会发展的教育综合评价体系:第一,实现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权力主体多元化,“为谁评价”和“因何评价”的问题都应以学生为参与主体和服务对象,以实现价值的多元为核心,建立政府单位、学校部门、企业机关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商、规范权力运行的评价监督机制,实现评价主体权力的综合性、过程性和多元性;第二,实现综合评价体系中的衡量标准多元化,改变“唯分数”“唯考试”的评价局面,不仅要注重全阶段和全过程评价的统一性和发展性,还要加强等级
3
新高考制度改革如何破解“公平与效率”困局?
性评价和描述性评价的综合优势,坚持评价内容全面、评价主体多元、评价方法多样、评价过程开放以及评价结果客观等基本原则;第三,实现综合评价体系中的人才路径多元,这一评价内容的改变意味着要做好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科学配置,克服重理工轻人文、重学术轻技术、重共性轻个性、重顶尖高校轻地方高校等不合理的人才路径导向,改变如陈万勇所指出的“单一成才观”,回归社会育人本质,构建公平公正的人才发展环境,真正践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教育发展目标和社会成才路径[19]。因此,新高考改革必须在反思与超越传统评价理念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重新定义“统一高考+高校自测”的考评路径,积极地从分离式、一站式的高考选拔模式走向综合式、过程式的人才培养方案,以重新定位、重新设计和重新发力的教育综合评价体系优势,开启崭新的人才选拔路径,从而保证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追求相一致,形成国家选才与高校育人的内外联动、人才特长与评价多元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
3.从人才分流和分类高考的愿景出发,跳出传统单一的育人框架
“教育应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这是教育的使命,毋庸置疑,但教育能否为社会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即教育的实际效能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新高考改革倘若囿于传统高考模式的框架,那么改革路径的指向性依旧单一,即它仍依托于高考制度的保障,再次强化大学文凭合法性和稳固性的地位。那么,新高考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不论是在选拔机制还是育人模式上,都难以改变“剑拔弩张”的如同军备竞赛[20]般的高考模式。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让高考来“背锅”,它更严重的隐患出在教育制度层面,试想当我们几乎将所有的教育经费、教育政策、社会信任都投放在高考制度这一个篮子里时,就很容易导致人才选拔、使用和信任的标准围绕高考制度僵持不下。由高考制度衍生出来的人才等级模式,更令人忧心忡忡。因此,与其将人才博弈的分水岭全部设置在高考上,不如通过更完善的教育制度保障,引导人才合理分流。比如,我国当前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正是人才分流政策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所遵循的育人规律并非“人尽其才”,而是较为畸形地把在基础教育阶段受打击的学生引入到职业教育中去。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这种人才分流的结果既难以得到人们的
真心向往和企业的真正认可,也无法塑造国民正确的成才理念。因此,通过职业教育将合适的人才引向理想的培养路径,是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题中应有之义。
4.从教育路径革新的目标出发,走向“五育融合”的融通视角
“五育融合”作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生态重建的教育价值观与实践新范式,引导着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沿方向,其对我国教育评价理念改革与教育治理生态变革的影响尤为重要[21]。而新高考改革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牛鼻子”[22],其致力于破解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难题,更有必要放置在“五育融合”的新视野下进行全面的探索与反思,以把握住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脉络与核心走向,并以新高考改革为重要契机,来努力实现“在中国教育中”解决现实教育问题,“在高考改革中”实践与反思“公平与效率”何以权衡的教育变革路径。因此,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困境思考,仍需回归到教育的特殊立场和自身逻辑进行反思,即新高考改革在任何方面的革新,都需要回归到为社会培育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上来,需要用教育的眼光、教育的思维和教育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教育的难题。有学者提出,新高考制度改革所追求的是一种多向贯通、多元融合的菁英教育,秉承的是一种生长教育观[23]。这一观点与我们新时代所提倡的“五育融合”理念不谋而合、融通一体。“五育融合”的教育发展方向,既是对育人理念的综合提升,也是对育人路径的有效把握。此外,它更体现出教育初心的根本回归,是社会育人过程的深刻反思。新高考制度的改革过程既需要实现与“五育融合”育人机制的双向对话,也有必要借鉴“五育融合”的新思路,摒弃“智育独大”的教育评价观和工具化与短视化的
教育人才观,打破割裂的、单一的育人理念和育人思维,孕育“在教育中”的教育理念生态合力,并借助新高考制度改革重新发力,聚焦共生型和多元化的课程生态、教学生态、资源协同生态、教育评价生态以及教育治理生态等的重建举措[24],来真正打破“在教育中”的“公平与效率”困局。在“五育融合”的基础上,通过与工业化教育的思维弊端以及中国封建教育的思维局限[25]进行长久的斗争,使得新高考改革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实践土壤中。最后,通过构建“五育融合”的“教育新体系”[26],来整体把握新高考改革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路径。
5.从培育“整全人才”的战略出发,发展“三才合一”的评价理念
新高考制度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它不再只是国家“选才”的制度设计,而需要致力于将国家“选才”下位到大学“选才”、中小学“育才”的实际过程中,尤其需要赋予学校自主“选才”“育才”的灵活与自由,甚至能够兼顾本土性、地方性以及学校自身的特,进行“选才”“育才”模式的合理设计与有效开发。因此,新高考改革应根据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需求和特发展路径,进行“选才”过程的权利下移、理念下移和行动下移。除了摒弃“掐尖”式的精英人才培养理念和学校发展模式以外,新高考改革还应充分解读“强基计划”所坚持的人才发展要求,着眼于国家对人才的战略需要,做到“选才”与“育才”的有机统一,重新回归到为社会培育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兼备的“整全人才”的原点。与此同时,新高考制度改革还需明确其与生俱来的“教育责任”[27]。总之,
4新高考制度改革如何破解“公平与效率”困局?
新高考改革依旧是任重道远,它需要基于“选才”
“育才”“用才
”———“三才”合一的发展视角,共建、共创、共享新高考制度的美好未来。
注释:
科技大篷车①关于教育政策“作用”与“副作用”的思考,受到了教育学部全球讲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评论英文刊ROE 资深顾问赵勇教授于2020年3-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在线直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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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3.How to Break the Dilemma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New
信息录入员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Reform
NING Ben -tao ,QIU Yan -n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China )
Abstract :The reform process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ighly embodies the common vis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onstantly affects the real “aspiration ”of every Family in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the difficult balancing problem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has always been the fundamental
dilemma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specific context on which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s the “contradictions ”depend is also very complicated.Therefore ,this paper not only needs to go back to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ink deeply about the specific exploration process with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s the core in the strategy ,method and content of reform ,but also focu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reflect on the reform dilemma faced by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Finally ,this paper will be committed to jointly seek to break the dilemma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from five different angles ,which are the angle of multidimensional system vicissitude ,the rational standpoint of educational value ,the vision of talent shunt and different selec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goal of educational path innov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the complete talents ”.
Key words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reform dilemma ;“the solu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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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制度改革如何破解“公平与效率”困局?